《大宋之变》：同商鞅一样，对王安石的非议，足够五马分尸

《大宋之变》：同商鞅一样，对王安石的非议，足够五马分尸

这是近几日读得最畅快、最尽致的一本书了。读罢方觉，司马光是自知的。他成长在仁宗年间，深受仁宗朝政治局势影响，为人方直，真正继承了范仲淹那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士大夫情怀。他也知道自己更适合做一名谏官与御史，批评朝政得失，对自己并不能胜任的官职坚决推辞。

司马光的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他追求圣人道德，严格约束自己，也利用自己的道德标准看待他人、约束君主。然而，现实政治并非是非黑即白的，这也预示着司马光生命中的最后十八个月主政的艰难以及由此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

王安石在道德上足可称道。这是司马光支持王安石的理由。虽然对王安石抱有极高的期望，“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但司马光与其之间的冲突却日益增加。因为王安石推行的变法造成了极大的民愤。

但于此，王安石会不知吗？可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行？或许，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担当、胸襟与气魄，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们不以天下人的是非为是非，他们要确立起自己的是非，而不能异论相搅，阻我心志。因此，王安石对待异见的处理措施只有一条，那就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司马光是愤慨地，于此之际，作为一个谏官能做的，只能是反复上疏，期待陛下回心转意。然而，终无所得，最终只能黯然离去，开启了长大了十五年的洛阳生涯，主编《资治通鉴》。这十几年是司马光人生中最为沉寂的时光，所有的心血都付诸笔端，凝练成那传唱千古的文字。

在司马光的最后岁月，他曾两次用“黄叶在烈风中”表达自己的处境，他终是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独与无助。司马光从政，只是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与丝毫不允许玷污的道德在支撑，他以谏官起身，终身保持着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同时又以此审视世界、批判世界。

可即使司马光能做，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那封和解诏书能够出台，如果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不那么决绝，如果谏官不那么大肆攻击新党，政局仍有一定可能重回仁宗朝的那种和而不同的氛围中来。可是章惇遭贬，饱受重重磨难，八年之后再重登相位之时，他对旧党的反感与厌恶只能愈加炽烈，整个大宋衰亡的祸根在这二十年便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