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泰顺人编过两县县志，五进士赠写考绩序，为尊严与三品武官抗礼
陈能雄/文
泰顺古代文人中，编修过两个县县志的人，目前所知只有张庆旸。他被时人誉为浙东英豪，“才步班马（班固、司马迁），文追屈宋（屈原、宋玉）”。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成绩显著，为文人士子所钦敬。在福清时，当地五位身居要职的进士联名为他写考绩序。他风骨崚嶒，为了打破不合理的惯例，敢与权倾一方的正三品武官分庭抗礼。
张庆旸（1505-1580），字孟暄，号霞川，明代泰顺龟岩（今三魁镇张宅村）人。十岁时，他父亲张充出任湖广沔阳州判，随父乘舟前往沔阳读书，同行的泰顺小伙伴有族中兄弟张琏、张伯科、张禄、表兄刘耿等。一次寻常的远行，却是泰顺明代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笔，这些孩童中出了贡生三位、秀才若干名，有的成长为当时的文化精英。
年幼就饱受背井离乡之苦，却也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张庆旸等人在沔阳训导徐琏的官舍中学习，得其言传身教。徐琏仿照宋代朱熹《白鹿洞书院教规》制定完善的教学模式，普施教化，彰显人伦，在教授张庆旸等人知识的同时，劝诲贤良孝悌之道。张庆旸晚年时写的《重修罗阳书院记》就提到“白鹿书院”，他是这个教学模式的受益者。
张充关系密切的同僚中，有官至贵州参议的李楫、沔阳知州李濂，还有从事教育工作的沔阳学正梁幹、张策，经常在一起吟诗论道，这或多或少影响到张庆旸等人。自小从明师游，张庆旸的知识面和眼界都变得更加开阔，他志向不凡，潜心笃学，经史子集烂熟于心，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也因如此，张庆旸比常人更注重精神上的追求。父亲张充归乡后，充任粮长，遇到家贫无力交纳赋税的，就代为垫上，倒赔不少家财。张庆旸对此泰然处之，只知安心学习，从不过问家中经济状况。
嘉靖乙酉年（1525），张庆旸考入县学，第二年就成为领公粮读书的廪生，在历次考试中名列前茅。乙未年（1535），他成为选贡生，还未治装北上，就惊闻父亲张充去世的噩耗。在人生迈向新起点时，无法与慈父分享成功喜悦，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他足不出户，居家守孝三年，在理想和现实中反复思考，蓦然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
服满后，有人劝他到太学里继续深造。张庆旸却说：“我父亲没能等到我赚钱养家之时，如今刘母年将八旬，若再入太学就读，还不知能不能用我的俸禄来奉养她老人家。”为了家人过上好日子，嘉靖辛丑年（1541）张庆旸步入职场，出任南直隶沛县（今江苏省沛县）训导。
张庆旸在沛县讲学育才，还参与当地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知县王治在修城池、迁学校之余，有感于沛县图志湮没、文献无徵，就搜罗旧志，与教谕马伟、训导张庆旸等人商议重修《沛县志》。嘉靖癸卯年（1543），张庆旸等人广查谱牒，采辑遗典，采访故老传闻，稽古验今，因革损益，删繁去讹，辑成新的县志。
修志之余，张庆旸与马伟饱览名胜，为“沛县八景”赋诗。沛县是汉高祖故里，留下两位开国皇帝的遗迹。刘邦登基为帝后，荣归故里，置酒沛宫，宴请家乡父老，即兴唱了一曲《大风歌》，此处名为“歌风台”。
张庆旸为此台写了首《歌风古碑》：
突兀台观北，残碑大汉秋。
篇章明日月，气象接殷周。
苔色和烟老，歌声与泗浮。
独怜王霸杂，终古有遗讴。
诗中的“残碑大汉秋”道出了大汉帝国的兴衰。到东汉末年，群雄蜂起，刘邦后裔刘备欲匡扶汉室，四处征战，几经坎坷，他屯兵徐州小沛（沛县）时，就险些被袁术大军攻灭。幸得吕布辕门射戟，解了刘备之围。
张庆旸参观了“射戟遗台”后，赋诗一首：
自古推雄杰，今看射戟台。
风云长护合，泡泗近潆回。
未息中原鼎，番怜汜水衰。
英英千载下，遗迹渍莓苔。
字里行间仍是一派兴亡更替的沧桑之感，而张庆旸等人编撰《沛县志》，记录沛县的历史留痕，今人抚摸着泛黄的册页同样有一种沧桑感。他在沛县成绩显著，督学御史陈午山（“午山”或为人物字号）、杨宜、淮徐兵备道王梴、秦柏台（“柏台”或为人物字号）交相嘉奖，举荐他入沛县名宦，一个训导能获此殊荣实属不易。事业正值上升期，刘母却离他而去，丙午年（1546）他回乡守制三年。
嘉靖己酉年（1549），张庆旸要进京补选官职，恰好少时一同求学沔阳的张琏这年也膺选考职，两人结伴上京。张琏不幸卒于京师，张庆旸悲痛不已，为他收殓招魂。张庆旸补授福建省福清县训导，顺道扶柩还乡，诸事料理完后才去赴任。
在福清，他明道术，重行谊，劝学不倦，在他眼中每个学子身上都有闪光点，都有可取之处，做到人尽其才。遇到贫寒学子，就尽力资助，从不计较束脩多寡。因此，他受学子爱戴、同僚器重、乡绅敬仰。当时，官至广东按察副使的福清人陈仕贤闲居在家，早就耳闻张庆旸的美名，读过他家的《十慕录》，暗自揣测他必是家学渊源。一日，张庆旸登门拜访，两人相谈甚欢，陈仕贤知晓他父亲张充的事迹后，愈发欣赏，提笔为张充写墓志铭。
陈仕贤有一位同族兄弟叫陈一贯，两人先后考中进士，先后任杭州知府，都清廉爱民，被杭州百姓尊为“二陈”。陈一贯也很佩服张庆旸的学识，为他写了一篇《赠霞川先生九载考绩序》，序文落款名字还有陈仕贤、吴从义、毛秉铎、施千祥。五人同为嘉靖年间进士，且都是清廉名臣，其中吴从义与施千祥官至参政，毛秉铎官至副使。五大进士联名赠送考绩序，这等于向朝廷举荐贤才，可见张庆旸当时在福清文人士大夫中的声望，这背后是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陈一贯在序文中说，张庆旸掌教沛县、福清九年，“迩来弟子四百余员”，桃李芬芳。在嘉靖壬子科中新考中的五名福清籍举人，大多出自他门下。面对这样一个德艺双馨的老师，陈一贯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希望张庆旸连年升迁，一方面又期望他能继续留任，以沾惠家乡学子。
嘉靖甲寅年（1554），张庆旸升任山东鳌山卫武学教授。鳌山卫是明朝防备倭寇的军事重镇，设有文、武衙门，为让军士子弟接受良好教育，开设儒学。鳌山卫地处海滨，风浪侵袭，张庆旸刚到此处时，见学舍倾颓，圣庙圮毁，心忧文运，当即捐资修建门斗。他劝好礼之家出钱出力，在圣人庙中创建“敬一亭”，以宣扬当朝嘉靖皇帝《敬一箴》的思想：做任何事都要“敬畏专一”。
张庆旸带领众人在圣人庙开辟一个“演艺圃”，修缮明伦堂、棂星门、戟门、泮池，堂宇焕然一新。他为鳌山卫的教育事业做了许多好事，有口皆碑，但也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鳌山卫从明初设立一百多年来，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镇抚司镇抚、千户、百户等都有军籍，世代沿袭，先后有王姓、何姓、朱姓等十八个姓氏家族担任过鳌山卫指挥，民间有“十八家指挥”的说法。
相比那些家族关系盘根错节的世袭武官而言，张庆旸这个“外来文官”显得势单力薄。鳌山卫过去有个惯例，卫指挥使接见卫学教授援用“府礼”，教授到卫指挥使的府邸只能从角门进去，须行参谒之礼。当时的鳌山卫指挥使是何栋，正三品武职，官衔比张庆旸高几级。
百年来也不止张庆旸一人享此“待遇”，要是其他教官忍忍就过去了。可是，张庆旸傲骨嶙峋，无法接受这种屈辱之礼，他说：“武事文教本无干属，岂宜游脚门而甘屈膝乎？”就算何栋品级比自己高，一文一武并无多大干连，怎能如此卑躬屈膝呢。于是，他与何栋分庭抗礼，何栋检举他无礼，两人申文到三院，“文武斗”惊动高层。
所幸，山东巡按监察御史段顾言明晓事理，他佩服张庆旸的胆色，说道：“教官此举，看来与那些畏缩汗颜的人不同啊。”段顾言批示：以后礼照县行，教官拜访卫指挥使可从便门进去，两人在后厅叙话，座位上下相向。教官起身离开时，卫指挥使要送出甬道。他命海道陶大有与莱州知府，把批文镌刻于碑上，立在学宫内，永为定规。
以往的教官在畏缩守旧中，年复一年遵循着礼节旧例，张庆旸到来后直面权威，一举改观，这既捍卫自己的尊严，也让后来的教官挺直腰杆。
张何两人只是礼节原则上产生歧义，无关私情恩怨。何栋心胸坦荡，没有因此心生芥蒂，反而因张庆旸据理力争而心生钦服。嘉靖癸亥年（1563），张庆旸即将南归，何栋与即墨县营把总朱衣等武官请当地名士王九成撰写序文，赠送给张庆旸，文辞中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意。
此前，张庆旸早有退隐之意，九年前他由福清去往鳌山卫，顺道回乡一趟，与亲友观赏三魁鲤鱼墩风光，在一篇《鲤石说》中写道：“予不乐宦途久矣，将归养焉。”他在鳌山卫公暇之时，寄情山水，与原保定府通判王九成握手论道，吟著为乐，著成《东游胜览集》。王九成说张庆旸“文班李杜（李白、杜甫）”，生来就是文人秀士队伍中的人，向往李白那样的诗酒生活。
期间，他三次考绩上等，升迁在望，却仍想归隐林下。特别是嘉靖庚申年（1560），随从中有一位赵姓亲戚病逝，他想护送灵柩回南，愈加坚定辞官念头。
察院宋公爱惜人才，不愿放他回去，批示道：“教官操履清洁，文学优长，正宜表率一方，岂容休致。”莱州知府等官员又在一旁极力挽留，张庆旸这才继续留任三年。等九年秩满，本当候选新职，张庆旸又递上辞呈，还没等上级批准，就解组归乡了。
当时的即墨知县汤明善对张庆旸的翰墨极为推崇，说他书法“继轨钟王（钟繇、王羲之）”，而这样的浙南才俊却急流勇退，“仕而无负所学，止而能遂其志”。为官之时尽展所学，退隐之际逍遥自适。正如胶东举人赵元璧送别张庆旸的诗句：“别来鳌山桃李遍，归来雁荡菊松存”，几年来春风化雨，他滋润鳌山卫的满园桃李，归乡之日，身上的松菊品性依旧高洁如初。
张庆旸退隐是志趣使然，也与时势有关，更因血液中流淌着一股故土使命感。当时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泰顺三魁也惨遭荼毒，鲜血染红燕水。在倭寇劫掠三魁的前一年，象征着龟岩“眼睛”的莲花井连续三日水赤如血，村民说从那以后张宅村很多年未出人才，由张充开启的数十年兴盛文运自此转衰。张庆旸从父亲那里接过接力棒，以重挽家族文运为己任，亲自讲学授课，教诲子侄，殷殷不倦。
他建桥以催气运，修谱以记祖德，改祠以安先灵，带领族人将宗祠改建于龟岩秧地，也就是现在张宅村张氏宗祠坐落的位置。他的宋朝先祖——大安人张懽创建于福鼎的古林寺失火，他带头捐资重修。他任劳任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先祖遗迹和荣光，以传续文脉。
他把书斋取名为“霞川书屋”，捧卷品茗，闲时优游山水，逍遥吟啸，为龟岩八景赋诗，仕阳仙洞尖等地留下他行吟的足迹。没有公事，他不履衙门，但泰顺知县区益、吴敦本、王克家、刘本学非常器重他，多次延为乡饮大宾。王克家聘请他与毛一兰、胡良工纂修《泰顺县志》。
张庆旸发挥余热，在罗阳书院中细查典籍，秉笔修志，校正文字，他写了一首诗：
城南高处屹危楼，自愧无才忝校雠。
万叠好山环局秀，两溪绿水夹松幽。
分明石鼓藏书地，无异匡庐聚讲邱。
夜半书声动奎壁，罗阳千古说瀛洲。
诗中描绘罗阳书院附近浓郁的书香气，也只有在人文荟萃的年代里，才会兴起修志著书之风。县志初稿辑成后，王克家请乐清才子侯一元、侯一麟兄弟订正删润。侯一元曾任江西左布政使，侯一麟是当时著名的诗文大家，侯氏兄弟编撰过大量的温州文献典籍，而张庆旸、毛一兰也才情不凡，名手云集，堪称泰顺史上最强的修志阵容。县志在万历元年（1573）成书，分舆地、廨宇、赋役、祀典、官师、人物、杂志、艺文八卷，义例序述灿然可观，邑中人士皆言“信史”。
从编家史到修县志，吉光片羽留驻于张庆旸笔下，他的名字也在历史溪流中激起回响。他去世时，泰顺知县刘本学、典史杨灿以特牲庶馐之仪、情切意真之文悼念祭祀，刘本学称他是“文章德望，超轶时英”。三百多年后的民国，沛县人仍能透过他纂辑的《沛县志》的扉页想象他昔日风华，并在新一轮修志中给他八字评语：“笃学能文，志趋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