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这话是不假的。
但吃也是有讲究的，普通百姓的“吃”是为了填饱肚子，而那些有身份的人却能从“吃”中找到一条造福百姓的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比如，宋词高手，一代文坛巨匠苏轼，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乌台诗案”终于销结，已经被囚禁在御史台长达四个月的苏轼被贬黄州，担任没有实权的团练副使，还要时刻受到地方上的监视，自此他远离了京师，远离了中枢，但这对于苏轼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命保住了。
只是黄州（今湖北黄冈）地处淮南西路最西端，长江之畔，虽不算太过偏僻，但终究比不上开封的天下之中，比不上杭州、湖州的市井繁华，比不上密州的文风之盛，比不上徐州的军事重镇。
而更重要的是，“诗案”前的苏轼虽履任各地，但都具有实权，能够造福一方；“诗案”后，他只能以团练副使的官职虚以度日，而且还要时刻置于地方官长的监控之下，这对有志于在政坛上有一番作为的苏轼来说是十分痛苦的。
故而，他不得不对自己日后的人生进行思考，既然在政坛上为民造福是没有希望了，那么在黄州此地另辟蹊径，寻求一项新的爱民之法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举目望去，除了美食之外，恐怕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这也是他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初一，作了《初到黄州》来表达自己的心思。
未来还是要憧憬的。
虽然是自嘲，也对自己在政坛上的建树有遗憾，但面对被长江三面环绕的黄州城，鱼鲜笋香，物华天宝，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该豁达的还是要豁达，唯有如此，才能用“吃”来弥补自己在官场上的遗憾。
那么，在黄州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没有了政务缠身的烦心事，爱吃的苏轼发现了哪些美食来造福一方呢？
汪郎以为，首推的第一道美食，当属红烧猪肉。
很多人觉得奇怪，猪肉算什么美食，其实对于宋朝人来说，红烧猪肉真的可以算是一道美食。
事实上，在宋代，上流社会以吃羊肉为主，民间以吃狗肉为主，猪肉并没有成为餐桌上的肉食主流，关键在于猪肉太臊（宋代的割骟之法还是一种秘密手段，所以当时的猪肉很多口感并不好，故而宋代文中的猪多称为“豕”，就是没有割骟的意思）。
然而，黄州此地的猪肉却没有这样的味道，自然成为当地百姓肉质蛋白的补充来源。
只是百姓吃肉，为的是填饱肚子，补充营养，没有其他的讲究。
然而，苏轼却不同，他吃出了另外一种境界，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舌之欲，更是为了解决当地百姓的生计。
为此，挥毫一首《猪肉颂》为黄州的养猪农户们打了广告。
看，我把猪肉的烹饪方法都教给大家了，黄州这么好吃的猪肉，值得你们拥有。
黄州猪，有了名冠天下的苏轼背书，还有不闻名于世的道理？
有了猪肉，自然少不了鱼，但苏轼吃鱼，吃的是鱼羹。
黄州地处长江，背靠大别山，渔业虽然发达，但商业氛围不如开封、江浙浓厚，渔民日益辛劳也换不了几个钱钱，问题还是出在宋人的观念上，鱼比猪肉还要贱，吃鱼还不如吃猪肉。
百姓是要生存的。
虽然变法进行的如火如荼，但身处地方的苏轼非常清楚，基层的地方官却把变法唱歪了，故此，变法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实质上的改变。
自己无法扭转大宋官家对变法的执着，何况自己现在也只是一名没有任何实权的团练副使，能够做的，就只有一张嘴，一支笔。
在京师上流社会沉浮过的苏轼，对上流社会的权贵们的吃和养生，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所以，他需要通过自己在文坛的影响力，为那些日益在江河湖海之上漂泊的渔民创收。
既然要推广鱼，势必要有一道拿得出手的美食，鱼羹就成了首选，这也成了苏轼最为得意的一道美食，不仅写进了自己的文集《东坡志林》中，还公诸于世。
看看，我煮的鱼羹大家都说好吃，但我不藏私，愿意把鱼羹的烹饪之法贡献出来，大家都去找渔民买鱼啊，一定要去，然后按我的方法来做，即使低贱的鱼也能成为一道养生的上等美味。
有了一代文豪的大力推广，淡水鱼的价格如果还不涨，那就没有天理了。
有肉，有鱼，岂能少得了美酒，蜜酒是苏轼送给黄州百姓的另一道谋生之道。
酒在宋代是管制商品，私自酿酒是要被判处死刑的，最大的宽限也是要绑在木桩上游街示众，以示惩罚。
但酒的利润极高，这也注定了在商业发达的宋代，有很多商人敢铤而走险，不顾律法私自酿酒。
这一点，苏轼是深有体会的。
怎么办？
利润如此之高的商品怎么能错过呢？但又不能触犯律法，自己已经被贬了，如果再触国法，恐怕不好善后。
但念及黄州百姓之苦，苏轼终究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胆大心细的他，在多次试验后酿出了蜜酒，并以“白马非马”的诡辩以及和黄州太守的私交，躲过了官府的追查，为黄州百姓又新创了一条收入。
方法已经教了，并挥毫一首《蜜酒歌》作为宣传。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个没有实权的团练副使，能做到这一步，苏轼确实已经尽力了。
有肉，有鱼，又有酒，那怎么能少得了主食呢，独创的二红饭，为农户增收另辟蹊径。
大宋商业虽然发达，但毕竟还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士农工商的四民思想还是占据主流的，耕种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只是农作物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粳米精细，大麦粗粮，养尊处优的权贵们自然青睐粳米，不喜大麦，但对于黄州百姓而言，一旦种植了大麦，岂不是断了生路？
如何为百姓求活？苏轼用自己作试验，为大麦打出了一片食用的新天地，就是用红豆和大麦同煮后的饭，既有红豆味香，又有大麦甘滑，色泽微红，爽口喷香。
心系苍生的苏轼，一首《二红饭》酝酿而生，激励了在田间耕作的农夫们种植大麦和红豆的热情，也为他们打开了大麦和红豆的市场销路。
任何商品都是需要广告效应的，苏轼以其自身的影响力，作对黄州父老作出了最好的报答。
虽然文字苦涩，但他却活出了新生。
汪郎说：
当然，苏轼在黄州四年零二个月的日子里，他所创的美食远不止这些，虽说是美食，但也透露着苏轼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后，心胸的豁达，现实的无奈，以及对清贫生活的坦然。
即使如此，苏轼从没有忘记做官一任，当造福一方的淳朴理念。
黄州之时，他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团练副使，但依旧心系苍生，体恤民间疾苦，所以他能够不以官身为持，俯身和渔樵交谈，倾听天下最真实的声音；他才会不顾自己官职卑微，挺身而出拯救黄州溺婴，极力撮成黄州育儿会的成立，并促使富户捐款作为育儿会的专项资金，为救济贫苦人家养婴成为官府定例。
而苏轼在自身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慷慨解囊，捐助十千，并以“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作为对自己的勉励。
爱民者，人恒爱之！
故此，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四月初一，在苏轼即将离开黄州时，他得到了万民相送，并恳请他能够终老黄州。
这在古代，可是天大的声望。
一位贬谪黄州的团练副使，微末小官，居然能够得到百姓如此敬仰，年近半百的苏轼以一首《满庭芳.归去来兮》，表达了对黄州父老的感激，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忐忑。
他很清楚，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更多的还是在清贫之间寻找口舌之欲，然而，质朴的百姓却念着他的好，这份真情恐怕早已化为不舍，铭刻心间，只是皇命难违，不得不走。
元丰七年四月七日，夜幕下的苏轼，乘船过武昌吴王岘时，听到黄州鼓角之声，悲怆间，留下了《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一首，向黄州父老许下了承诺。
遗憾的是，苏轼这一走，直到去世，此生再也没有去过黄州。
然而，他却没有忘记自己对黄州父老的另一项承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执政理念，即使后来的从政之路颠簸不平，他始终没有动摇过。
苏轼，大宋文坛的一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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