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一份来自辽东的紧急战报震动了身处北京的崇祯皇帝以及明朝的大小臣工：皇太极率军直扑明朝边境的大凌河城，将筑城的3万余军民团团围住，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急命各路援军增援大凌河城。身处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奉命派遣孔有德等人自陆路支援辽东。同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在北直隶的吴桥突然举兵造反，兵戈回指，连陷山东诸县，最终攻克山东重镇登州并包围莱州。被动的朝廷调集各路援军，耗费18个月才最终打败这伙叛军。叛军首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狼狈逃窜，最终渡海投降后金。
吴桥兵变出现在明清交替的关口，是一场十分值得研究的战役。这场战役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军事平衡，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明清交战的作战方法。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清代统治者对这场战役讳莫如深，并销毁了大部分描述这场战役的明代资料。吴桥兵变的经过就像一团疑云，笼罩在明清历史的上空，久久不散。
吴桥兵变的起因与考证
崇祯年间，明军与后金军的战斗进入到拼国力、拼策略的拉锯状态。崇祯四年七月，为了进一步巩固辽东防线，明军将领祖大寿率领麾下1.3万余军士和大量民众修筑关外大凌河城。明军的行动很快，在八月初就已经完成大部分工程。然而，皇太极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明军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修建城池。于是，皇太极于崇祯四年八月初六，率领1.5万后金军将大凌河城层层包围。也是在此战中，后金军开始使用俘获以及自制的红夷大炮和其他炮种进行攻坚战，大凌河城周围的墩台城堡非败即降。明军火炮优势尽失，在辽东孤立无援。小小的大凌河城很快出现粮食危机，并出现人相食的惨状。但是，明军并没有投降，而是努力和外界沟通，期望朝廷派遣援军救援大凌河城。经过重重努力，八月二十二日前后，来自大凌河城的求援战报终于送到北京城。此时辽东已没有力量可以增援大凌河城。于是，支援大凌河城的重任便落在重镇登州与莱州身上。
此时任职登莱巡抚的正是孙元化。朝廷自接到大凌河城的求援战报后，便下令驻防在皮岛的前协副总兵张焘率兵至旅顺的双岛，与登州参将黄蜚以及孔有德部会师并进军至三岔河，以期相机登岸夹攻后金军，解大凌河之围。
一个月后的九月二十七日，登州派出的援军正式从水路起航支援大凌河城。援军规模不可谓不大，张焘以及葡萄牙军官公沙率领沙船21艘自皮岛进发。当晚，明军船队遭遇大风，被迫修整一昼夜。之后的十月初一（飓风持续5天）、初六、初八（飓风持续3日）持续遭遇飓风。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导致明军船只严重损毁，士兵的辎重及兵器亦全部遗失。而已经抵达三岔河的孔有德部称，三岔河已经结冰，但冰面尚无法承受太大重量，军队无法渡河。于是，来自登莱的援军竟然以此为借口，不顾大凌河城官兵的死活，一直逗留到十一月初。
尽管风浪巨大，但是实在无法想象双岛一整个月都有飓风的存在。援军兵器尽失，竟也不在当地及附近采买。张焘甚至在逗留不前的情况下，居然还吹嘘与自己同行的葡萄牙人“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并请朝廷购买西洋火炮、火药以及盔甲给自己的部队。
那么这里就存在几个问题。西洋火器是否能在短时间内采买齐全？况且双岛距登州已经很远，是否有地方可以短时间内采买到？张焘本人说沿途飓风，就算登州尚有西洋火器，运抵双岛是否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不需要一个月，那么张焘逗留一月不前是何居心？张焘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提议是胡闹，也不可能不知道大凌河城的官兵已经苦盼援军三个月，但是他依然“任性”地在双岛驻扎了下来。这种无耻、软弱和盲目自信的对敌态度，可以说是明末文官的真实写照。
一筹莫展的朝廷于十月二十三日再次发文催促登州调遣援军，自陆路发兵5000火速开往大凌河城。然而，由于张焘及孔有德的逗留不前，登州城内只有不足3000军士，登州步兵火器营主力都在逗留于双岛的孔有德以及吴进胜的手中，共4200人。无计可施的孙元化只得在十月二十五日，调拨小划船前往双岛诏谕孔有德部回登州。等孔有德部召集队伍回到登州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十四日，孙元化命孔有德与王廷臣先行。此次自陆路北上辽东的第二次援军队伍，一共有官兵4472员、马1061匹、骡515头、驼3只、牛154头，所携装备有铁甲1985副、棉甲564副、中西大小铳炮1034门、火药5990斤、铅子2217斤。孙元化因此吹嘘道：“从来援兵未必若此之盔甲、器械、锅帐、辎车悉全者。”但是讽刺的是，大凌河城守军已经在半个月前，由于援军的拖延和弹尽粮绝而投降了。
孔有德部自陆路出发后，沿途懈怠，丝毫没有火速前进的意思。他们甚至在山东邹平驻扎了月余而停止不前，以至于出发两个月才离开山东境内，这从侧面说明孔有德十月初时至三岔河不渡，并不是因为水面结冰而无法飞越。目无法纪，大胆狂妄，就是孔有德的真实性格。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孔有德率军抵达直隶河间府的吴桥时，突然易帜叛变。常见说法是，当时已经到了冬日，部队到达吴桥县以后，补给无法满足。孔部的步卒到吴桥县的乡绅王象春家偷食了鸡犬，此事被王家告发以后，孔有德惩罚这名肇事士卒穿耳游营。饥寒交迫的孔部见此情形又惊又怒，遂发生哗变。哗变的军士将王象春的家宅焚烧殆尽，王家仅王象春之子幸免于难。第二日，孔部千总李应元与其父李九成捆缚孔有德于演武场，逼迫孔有德谋反，孔有德最终被迫答应。于是，孔部叛军自吴桥县回戈东指山东，尽行劫掠，所过无遗。这便是震惊明末，改变了明清力量的吴桥兵变。
很多史料，如清代编撰的《明史》以及之后的《清史稿》，都采信这种说法。孔有德在之后给皇太极的请降书中，亦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人畜无害的忠良将领，因军队冻饿，加上官员的逼迫才不得已造反。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明史》和《清史稿》为了避尊者讳，巧妙地隐藏了一些细节，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清代禁书《平叛记》，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线索。根据《平叛记》的记载，孔有德部在登州到吴桥县的途中，军纪就已经非常败坏。当时孔部在途中，所过之处多行劫掠，名声非常差。到达吴桥县以后，百姓因为这个原因纷纷闭门罢市，不纳孔部，才导致孔部饥寒交迫的情况。但这里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那就是孙元化在发兵之前，已经给足了孔部粮饷以及冬衣。孔部在吴桥县会出现断粮的情况，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山东足足逗留了两个月！
再则，孔部在粮饷充足的情况下尚且沿途劫掠，无粮时能有多强的军纪，就实在耐人寻味。孔部给出的冻饿交加才不得已“起义”的借口，放在崇祯初年的大背景下，也是站不住脚的说法。就以崇祯四年吴桥兵变之前的己巳之变（崇祯二年）来说，当时皇太极率领大军越过喜峰口，兵围北京城，崇祯皇帝下令各路军队勤王，各路勤王军的处境亦十分凄惨。比如当时延绥军接到勤王诏令，急行军数千里，到达顺义时乏粮，顺义守城官拒绝给粮，亦拒绝延绥军进城，饥寒交迫的延绥军却并没有出现哗变的情况。
又如云南勤王军到达北京时，缺粮数月，因水土不服减员十分之二三，衣物器械典卖殆尽，整个军队犹如乞丐，亦没有出现哗变的情况。再如京营士兵缺粮十数月；宣府大同勤王军粮饷数月未给，官兵枵腹，在勤王途中急行军数日不得食，但都保持了良好的军纪。孔有德因为自己玩忽职守，逗留两月不前而乏粮，且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实在是强词夺理。《平叛记》中说孔有德“骄悍不法”，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记载最为清楚的第一手资料当数《中国明朝档案总汇》里面的内容。这份档案中收录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吴桥知县毕自寅的叙事奏疏，记载了孔部过境的更多细节。据称，吴桥县自崇祯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左右到孔有德所部经过，陆续有援辽的山东队伍过境（当指前文中的王廷臣部），一路上并无迟留。
闰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领兵官孔有德所率兵丁约六七百人于当日傍晚抵达吴桥县歇息，次日饭后继续向北出发。当北行至吴桥县校场时，孔部突生变故，驻扎不前。毕自寅见状，急忙派人去孔有德军中催问缘由。只见孔部士兵将孔有德捆绑，口称孔有德不支粮饷，要求支给他们粮饷才能施放孔有德。毕自寅见状亲自到孔有德军营中劝慰军心，但是恼怒的士兵并不听从毕自寅的劝说。到中午，他们强行让毕自寅给予其饭食，之后下乡掠夺马驴十数匹。毕自寅见状急忙命令县中衙役、保甲和民壮等上城守御，以防不测。至傍晚时分，孔部终于拔营，声称回登州讨粮，随即南行。
另外根据记载，胁迫孔有德谋反的李九成，是登莱巡抚孙元化任命的购马官员。因登州及山东等地马种矮小，不利于辽东战事，登州府会时常遣人至山西、陕西等边地买马。然而，李九成却将朝廷给予的购马款项贪污殆尽，自知难逃重刑的他才最终生起谋反的念头。
将以上记载串联起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吴桥兵变的前因后果：孔有德部援辽军士，沿途观望，军纪败坏，以至于到了吴桥县就已经基本用完所带粮饷。到了吴桥县以后，吃过最后一顿饭，军粮终于见底。骄妄的孔部军士将孔有德带至校场捆绑索要粮饷。最终，将官的野心与士兵的不满联合起来，促成了兵变。
此外，整个吴桥兵变期间，两方将领对兵变谋反的态度本身就是“一拍即合”：孔有德目无王法，狂妄自大；李九成父子自知死罪难免，亡命一搏。而且在一开始孔部赴援辽东路过莱州时，史载莱州知府“知其必反”。可知孔有德要么对朝廷极其不满，人尽皆知；要么在出城时，孔部的军纪就已经十分败坏。
那么，孔有德究竟是被乱兵“胁迫”最终“不得已起义”，还是早有预谋的谋反，十分让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