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礼•秋宫•司刑》记载，夏朝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已有刑罚出现，总称“禹刑”，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的产生。自此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脉络清晰，特点鲜明。历史到了唐代，史称“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审慎周详”的贞观法制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刑法典范，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度，与雄才大略的唐太宗的法治思想是分不开的。
“宽仁慎刑”的立法宗旨
隋末暴政，律法彻底沦为维护君权的高压工具，遂使百姓怨嗟，天下由此大溃。李渊父子亲眼看到这场巨变，深知隋末君臣严重破坏成文法、滥用刑罚对失去天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取得政权后，李渊当即下令废除隋《大业律令》，以“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原则刊发新律令，即《武德律》。
李世民夺得了皇位后，就治国原则问题在弘文殿组织了一场精彩的辩论。以封德彝为代表的老臣建议采用“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式的治理方法，唐太宗没有听从，最终采用了魏征以宽仁教化治天下的主张。魏征认为，“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若国家选用了这样一条治国道路，就应该“慎刑恤典”。
刑法之于国家的精神，在于明正一些基本的秩序规则使人遵守，成为一种基础的契约。若刑法立法严峻，又执行失措，极易形成“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局面，于是“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畔之”。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本着“意在宽平”的原则厘改法律。他们以隋代《开皇律》为蓝本进行损益，使问世的唐律较之前代简约许多。以死刑条目为例，新律较之《开皇律》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徙刑七十一条，并废除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将二千余条的《开皇律》删减为七百条的新律。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新律诏颁全国，是为《贞观律》。
《贞观律》集众律之大成，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可谓“审慎周详”。唐太宗还注意到之前律文互出，使“执法之官，缘此舞弄”，极易形成司法漏洞，遂告诫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使法令整齐划一；又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与《贞观律》相辅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见《唐六典•刑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唐太宗多次指示，如“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可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这是强调若法不稳定，律文多变，使人心多惑，无所适从，所以立法者要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立法的目的在于规定一些秩序，从而引导人们依序而行，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而益自身，更不允许刑罚泛滥。还以死刑为例，自北魏开始至隋朝，律令中皆有处决死囚三覆奏的条文，即全国死囚处决权归皇帝批准，并需覆奏三次批准后方可执行。隋炀帝破坏了这条成文法，将杀人权下放到州县，以期滥施镇压维持政权，但郡县官人各专威福，不少无辜者冤死刀斧之下，反而促使了隋朝加速灭亡。唐太宗对死罪的处理尤为慎重，除了坚持三覆奏的程序外，还要求处决死囚时，要和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这样，由于《唐律》中较之前代大幅度减少了死刑的条文，议决时又无比慎重，到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者仅二十九人。尽管这样，唐太宗还不满足，到了贞观五年颁布诏令：“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贞观律》还对死囚覆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死罪囚，……若不待覆奏报下而辄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谓奏讫报下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三日而行刑者，徒一年，”对于不遵守覆奏程序规定的执行者，给予流刑和徒刑，体现了《贞观律》的仁义精神。
克制己欲自觉守法
皇帝“朕即天下”，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都集于其手，依自己的喜怒行刑是很常见的。唐太宗固然也有肆意的时候，但能很快返回正路，认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自觉地将自己的皇权归入国法规范之中。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某县令裴仁轨犯了轻罪，但唐太宗盛怒之下要处以斩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上疏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昼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殿中侍御史系御史台殿院从七品官员，却敢于直言“法令者……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这份勇气委实可嘉，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最终收回成命。
大理寺是唐朝最高司法机关，唐太宗任命公直的戴胄为大理寺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为了杜绝科考舞弊，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自首者罪至于死”的敕令，应选的柳雄隐瞒了伪造的资历被发现，经大理寺判决，戴胄按照正在施行的《武德律》将其断为流刑。唐太宗闻讯大怒，两人有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唐太宗声色俱厉：“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
戴胄坦然解释：“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戴胄首先强调皇帝的敕令是即时而出，应当小于国家的法律。又转而强调国家法律为大信，而敕令反为小忿，两者并非对立，皇帝若能忍小忿，则是布大信于天下。唐太宗闻言转而欣喜道：“卿能执法，朕复何忧！”
唐太宗非为圣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但他勇于纳谏，手下又有一帮守正善谏的臣工，所以能够克制己欲，按照国家法律办事，成为君王的守法楷模。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初年良吏辈出且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旧唐书•良吏传序》赞道：“太宗皇帝削平乱迹，以是人知耻格，苏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
历朝历代，许多皇帝蔑视国法，极力放大皇权，对皇族或外戚徇情枉法。隋炀帝时，其近臣依皇帝的喜怒断案，欲罪则罗织罪名；欲放则避重就轻，法司奉承炀帝废法卖情，炀帝鼓励法司承旨办案。他们如此徇情枉法，国家虽有完善的立法，实际上已是废法，很快就会激化阶级矛盾。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前隋的教训，他严于律己，也不放纵皇族亲戚。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洋州刺史赵节参与其中，按律当死。赵节是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长广公主含泪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够赦免儿子的死罪。唐太宗摇头不许，说道：“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
唐太宗自己守法，并告诫群臣道：“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可见唐太宗的守法目的并不十分高尚，即盼望如此做可使李家政权长治久安，于是整个统治集团可以“长守富贵”。虽如是，立法宽仁、执法公平毕竟可以使“百姓安宁”，客观上促使了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正是贞观法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成效卓著的根本原因。
追求道德约束的境界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说法质疑：为什么会有两种标准治国呢？质疑的人们将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融的，即“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升华版。早在唐朝贞观时期，贞观君臣用他们的实践诠释着“以德治国”的内涵，这个“德”即是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
唐太宗通过弘文殿辩论，采用了魏征等人建言的“教化治国”主张，即全面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社会进行实践。为此尊儒崇经，刊定《五经正本》；偃武修文，营造安静社会以利农事；大兴礼乐，将儒学思想散入乡约族训，形成以礼制律、刑外礼内的局面等等。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们能够自觉地用“近君子、远小人”的儒家规范来约束自己，即是强制性地按律令条文被动执行的更高级形式。
唐太宗在立法过程中，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将儒家礼学作为制定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颁布的《贞观律》中的大多数篇章皆是按礼定律的。后世的《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
具体执法过程中，唐太宗善于从儒家“教化”的角度来深耕，力求突破相对刻板的律令条文，以期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从而深化人们自觉地按儒家规范行事的观念。
贞观初年，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徇私收受他人数十匹绢。是时绢绸诸物可作货币流通，事后不久事泄，长孙顺德的受贿行为被人告于唐太宗面前。长孙顺德系唐朝开国功臣，他还有一个身份，系唐太宗恩爱之妻长孙皇后的堂叔。唐太宗闻讯后，叹道：“顺德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他最终顾念长孙顺德的军功，没有按律治罪，仅在某一日的朝会之上，当众按长孙顺德受贿之绢匹数再赐一回，并让他当殿将绢抱回家中。
这个惩罚其实也很重，试想朝堂之上皆为体面之人，唐太宗这样做就是当面羞辱长孙顺德。
但大理少卿胡演还是不解，问道：“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
唐太宗的回答也很干脆：“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他如此处置长孙顺德，是想藉此激发人们心中的儒家道德之念，虽针对长孙顺德，又“教化”他人。
《资治通鉴•唐纪十》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贞观十二月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说的是唐太宗看到死囚名册，有了怜悯之心，就让死囚出狱回家团聚，到来年秋决时再自行回来就死。
这段故事早在《旧唐书•太宗纪》中是这样记载的：“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余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明确唐太宗放归死囚二百九十人，且来年秋末时全部回来就死。欧阳修在修撰《新唐书》对此存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纵囚论》质疑唐太宗的行为，《新唐书》书成后仅用“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来表述，没有相关细节。但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时采用了《旧唐书》的说法，相信治史严谨的司马光在当时还有其他旁证，则唐太宗的此次纵囚行为是真实的。
欧阳修不否认这次纵囚事件，但认为此奇迹是唐太宗与死囚相互揣摩对方心理的结果：唐太宗认为他们必感皇恩浩荡按时回归，而囚犯则怀有回归可以被赦免的心理，并非德化的胜利。其实欧阳修在这个问题上失于狭隘了，他没有研究唐太宗“教化天下”的决心。自弘文殿辩论决策，至今已满六年，此时国内安定，百姓家富乐业，儒家道德渐入人心，唐太宗于是饱蘸人文关怀，给予这些死囚人生的慰藉，从而使天下人更知德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