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西方政治学者是近年才承认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才承认中国于秦汉时期就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国家”，早于欧洲1800年。“现代国家”意味着要拥有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最大规模政治体。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本文希望通过对秦汉和罗马两个古老文明的对比分析，增进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促进文明互鉴，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实践。
150年内军人从不打内战，却因这事儿拼得你死我活
大致与楚汉相争同时，罗马用了50余年灭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马其顿，成为了地中海霸主。在称霸过程中，罗马始终维系着共和制。
罗马的成功在于“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权制、贵族制、民主制。执政官代表王权，执掌军事权；元老院代表贵族，执掌财权；公民大会代表民主，执掌否决权；三种力量互相制衡。罗马人相信，各方利益冲突是保证自由强大的“必要罪恶”，且“冲突”最终必能达成“团结”。罗马早期的冲突确是温和可控的，平民战士用“罢战”与贵族谈判。贵族为了获得战胜殖民的更大利益，也总愿意做出妥协让出部分权利。近200年时间里，不论执政官、贵族和平民吵得多么厉害，面对外患时总能团结起来。
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冲突变得不易妥协了，罗马进入军事巨头相互争斗的“内战时期”。在西汉成帝年间（公元前27年），罗马最终转变成帝制。为什么过去150年内军人从不打内战，现在却要刀口向内你死我活呢？
因为土地。
《迦太基废墟中的马略》，1807，约翰·范德林，布面油画，纵221厘米，横174厘米，现藏旧金山美术博物馆，描绘罗马“内战时期”，军事巨头马略被苏拉赶走，被迫流亡的情形。
一个半世纪的海外征服，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财宝带回本土，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大庄园”的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罗马平民，渐渐成了罗马贫民，最终成了罗马流民。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罗马本有一条将征服所得的土地在贵族与平民间公正分配的古老法律，但从未被执行过。凡是想执行的人都会被刺杀，如格拉古兄弟。因为，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的一百年间，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58个贵族世家。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能对抗“门阀”的只有“军阀”。因为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正因如此，罗马流民最终投奔了军阀，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将军们的雇佣兵。
在政客无法取得共识的地方，军阀登场了。
罗马人民为何投票支持屋大维称帝
罗马拥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财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决贫富差距以防止国家分裂呢？史书归罪于罗马贵族生活奢侈天天办宴会。这不全面。破产农民虽在罗马城里四处游荡，但他们毕竟有一张选票。罗马执政官一年选一次，贵族争相赞助大型节庆、角斗与宴会，就是为了争取这张票。办庆典总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贵族虽然富有，但年复一年的竞选花销仍然不够用。很多贵族因搞政治而破产，凯撒就曾欠下一身债。因此，各行省的包税商、工程商、贸易商、高利贷商就开始纷纷出面。财阀们往往两边下注，不光投资元老，也投资军头。前三头后三头之间的密约，没有一次不是在财阀的牵线搭桥中完成的。财阀们的金钱，源源不断流入罗马军团，烈火浇油，将党争演化成内战。50年中的四次大内战，将地中海变成了无政府状态。混乱绝望中，罗马人民最终选择投票支持屋大维将共和变成帝制（前27年）。
这并非他们不爱自由，而是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论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关切。如罗马的贫富分化问题；如士兵们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问题；如腐败的外省总督与包税商勾结而得不到监督的问题。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试图解决问题的反倒是军阀们。例如屋大维设立军事财库，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金，把士兵从多头依附中解脱出来；他还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制的行省级财务官替代包税人。凯撒也曾计划排干罗马附近的庞普廷沼泽，为数以万计的贫农提供耕种的土地；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整合起来。如果真能完成，会延缓日后的东西罗马分裂。但罗马“共和之父”西塞罗滔滔不绝地批判说，这些工程与维护“自由”相比微不足道。这是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当奴隶”的明显标志。
西塞罗半身像，西塞罗依靠雄辩术成为大律师，最终以法律领袖的身份赢得竞选，成为第一个非贵族出身的执政官，一度被尊称为“罗马国父”。
不仅雄辩家们滥用“自由”，军头们也滥用“自由”。在军头们眼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当某个派系在元老院占了上风，反对派就宣称其“压迫自由”，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庞培宣布马略派是暴政，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而私军是违法的；凯撒宣称庞培党迫害了自由，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跨过了卢比肯河，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屋大维自己造反，成功后却在铸币铭文中将自己刻成“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
屋大维半身像，现藏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览馆，作为恺撒的财产继承人，屋大维19岁起兵，32岁时结束分裂，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
绘画，描绘公元前43年，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结成的“后三头”同盟在罗马城对共和派进行大屠杀的情形，以西塞罗为首的元老贵族几乎被斩尽杀绝，西塞罗的头颅被安东尼的大兵们砍下，悬挂在他经常发表宏论的讲坛之上。
归根结底，共和政治想要达成共识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罗马早期“中等冲突”时管用。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弥合它的，不是票决政治，只能是政治家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
保卫自由的，从来不只是“自由”本身。
（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作者：潘岳（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编辑：莫愁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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