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朝代，这一时期，各民族、各国家的大批使臣、留学生、僧人、商人入境大唐，还有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也迁至内地。加之，北朝少数民族之遗风，使得唐代胡风盛极一时，影响深刻。
深受“胡风”影响，酷爱舶来品
对此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论述说：“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求之盛行唐代，太宗即与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降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
长安之人崇尚胡风尤甚，其他地区的人们对胡风也是非常追捧，并贯穿了整个唐代，这也正如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所言：“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而唐代胡风的盛行，也带动了唐代女子对外来物品消费的兴盛。
唐代女子对舶来品的消费涉及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饮食消费方面，胡食受到特别的欢迎，《旧唐书》中载:“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胡食中的胡饼更是得到了唐人的广泛喜爱。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道：“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可见胡饼的风行及人们食用胡饼之普遍。在当时各地的街市上都有贩卖胡饼的店铺，如《广异记》中记载：“东平县尉李黁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太平广记》“任氏”条中有，女子任氏与郑子分别后，“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在众多购买胡饼的消费者中，自然少不了女性消费者。《广异记》“朱自劝”条中就曾记载：“吴县朱自劝以宝应死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婢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
在服装消费方面，唐代女子受胡风影响尤为明显。唐代女性喜穿胡服是这一时期女性的一个独特爱好，也是女性着装的一大特色。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言：“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有蹀躞带，长靿靴，皆胡服也。……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博矣。”自唐初起，唐代女子就穿着胡服，“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至开元、天宝之际，崇尚胡服之风最盛，女子穿胡服者甚多。“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开元中，“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天宝初年，“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安史之乱”虽然减弱了人们崇尚胡服的热情，但是喜穿胡服之风依旧存在。安史之乱后，“回鹘装”流行开来。花蕊夫人在《宫词》中云：
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
这说明了宫中回鹘装的流行程度。宫中的宫人对回鹘装如此热衷，必将引得士庶之家竞相仿效，进而在士庶之中也流行起来。
受胡风的影响，在唐中期，胡妆风靡一时，深受女子喜爱。当时流行的胡妆源自吐蕃，其特征是面部不施红白脂粉，而是以赭涂面，唇部饰以乌膏，形成暗红色，两条眉毛为向下低垂的八字眉。白居易在《时世妆》中对这种胡妆做了很细致的描写：“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新唐书》中也有：“妇人为圆鬟锥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这种胡妆一度成为唐中期女子争相追求的时尚妆扮。元稹在《法曲》中就为我们展示了女子对胡妆的热爱：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阳。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箫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唐代女子对胡妆的钟爱，必定会以消费大量的化妆用品为前提，而这些化妆用品有很多都产自于异域。
香料作为舶来品之一，也受到唐代女子的喜爱。谢弗曾说：“唐朝上层社会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之中”，这说明香料在上层女子中被广泛使用。那么，除了上层女性外，妓优们也是香料的主要消费者。她们会通过使用香料来吸引异性，如名姬楚莲香，天姿国色，她每次出门都有很多蝴蝶、蜜蜂跟随左右，当时很多贵门子弟都想与她交往。由于唐人对香料需求量比较大，而本国所产的香料在品种和数量上远不如域外国家，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因此，唐代的香料来源绝大部分是依靠进口。
从域外输入大唐的珠宝、象牙、犀角、玳瑁等珍贵奇异物品在唐代女性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成为唐代女子首饰装饰中的宠儿。在唐代，“瑟瑟”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进口宝石，女子们常以瑟瑟作为发饰来装饰自己的发髻。温庭筠就曾在《瑟瑟钗》中描绘过这种头部饰品，诗中云：
翠染冰轻透露光，堕云孙寿有余香。只应七夕回天浪，添作湘妃泪两行。
除瑟瑟外，唐朝大量进口的象牙和犀角也常常被用来制作成头部饰品，非常精美，如崔涯嘲笑妓女李端端说：“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明。”除此之外，进口的玳瑁、珊瑚等也被使用于制作饰品。
奢侈性消费凸显
大唐建立之初，由于刚刚经历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社会经济萧条，物质资源匮乏，民生凋敝，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基于此，唐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在社会消费方面，他们颁布诏令，身为表率，大力推行节俭消费，反对奢侈浪费。唐高祖在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隋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肆极奢靡”。对此，他志在节俭，在日常生活中，“纂组珠玑，皆云屏绝；雕琢绮丽，久从抑止”，断绝织锦、珠宝等非实用性物品。“凡所营为，务从简易，服用取给而已。”唐太宗在贞观元年对侍臣说：“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他不仅要求臣子务必节俭，自己也身体力行，讲求实用原则。
在唐太宗节俭思想的影响下，后宫女子也厉行节俭，皇后长孙氏“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在太宗统治时期，整个社会也倡行节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谱，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唐高宗即位后，也曾重申唐太宗节俭消费的思想，“比至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并有欢庆事，诸王妃主及诸亲等，营造衣物，雕镂鸡子，竞作奇技，以将进献，巧丽过度，糜费极多，皆由不识朕心，遂至于此。又贞观年中，已有约束。自今以去，并宜停断，所司明加禁察，随事纠闻”。虽然自唐初建立至唐高宗在位时期，也有一部分人推崇奢侈性消费，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段时期人们的消费还是以节俭为主流，崇尚简朴。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至武则天、中宗和睿宗时期，国家的经济逐渐好转，人们的消费欲望被刺激起来，奢华风气日渐抬头。唐玄宗在位前期，多次颁布敕令禁断奢侈之风。开元二年，“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戊戌诏：“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已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开元十二年，“珠翠绮罗，孰非珍玩？尝念百金之费，每惜十家之产，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绮罗；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至若弋绨之制，大帛之衣，德虽谢於古人，俭不忘於曩哲，庶群公等观此，当体朕之不奢”。开元二十六年，还曾禁断王公等进献珍物，以绝浮华。
唐玄宗在位前期还能保持节俭的作风，但是，其在位后期开始，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崇奢之风日盛。唐玄宗本人的奢侈消费行为，更是对奢糜风气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至中、晚唐时，这种风气愈演愈烈，虽也有多位帝王为此颁布禁奢诏令，但只是收到一时之效，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奢侈挥霍之风。自消费观念向奢侈化转变开始，有条件的女性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也开始追求奢华，崇尚奢侈性消费。而在奢侈性消费方面，上层女子则表现尤甚，下面将举例说明。
在饮食消费上，史载天宝年间，“诸公主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所献食物一盘抵十户中产人家的收入，极尽奢侈。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已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每送荔枝至京城，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云仙散录》载有：“虢国夫人就屋梁悬鹿肠于半空，筵宴则使人从屋上注酒于肠中，结其端，欲饮则解开，注于杯中，号‘洞天圣酒将军’，又号‘洞天瓶’。”把酒灌入鹿肠，挂在屋顶，在饮食上不断求新求异，足见其生活之奢侈。
在出行的交通工具上，“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复重，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笼，组绣为障泥。”杨贵妃姐妹竞相攀比，花费巨资用以装饰、购买交通工具，生活的很是奢侈。
住宅消费方面，“则天以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安乐公主夺百姓田，造定昆池，用库钱百万亿。长宁公主在东都洛阳建造第宅，穷奢极侈，府财几竭。她在长安的第宅，在出卖的时候，光木石等建筑材料就价值二十亿万。唐玄宗时，“太真妃诸姊妹第宅，竞为宏壮”，“每构一堂，岁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功，不舍昼夜”。
唐代初期，女子所佩戴的首饰并不多。到唐代的中后期，女子所戴的首饰种类逐渐多了起来。《唐语林》中记载：“长庆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百不知’。”女子头上戴的满是用金银珠翠制成的首饰，所费颇多。郑遨在《富贵曲》中就对女子满头的饰品感叹说：“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头发上的插戴竟等同于多个乡所上缴的税收，足见上层女子生活的奢靡浮华。针对此种情况，唐肃宗至德二年，诏：“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唐代宗广德二年，赦曰：“珠玉器玩宝钿杂绣等，一切禁断。”唐文宗大和二年，传旨诸公主，“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在化妆品消费方面，贵妃姊妹自是恩宠愈隆，光每年的脂粉之资就有千贯。
在服装消费上，女子日常所穿的衫、襦和裙子的形制也体现了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唐代初期的衫、襦、裙都比较窄小和简朴。自盛唐中期至晚唐，衫、襦的袖子逐渐宽大，有些竟宽达四尺。裙子也是越来越宽博冗长，《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女子穿的肥长的裙子竟可以围成“幄”，也就是说将裙子伸展开能够围成一个帐幕，其奢逸如此也。这种宽大冗长的服装必然会耗费大量的布料和劳动力，靡费颇广。为此唐文宗下诏：“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袖不过一尺五寸。”但是，从记载来看，诏令下达后收效甚微，奢侈之风依旧存在。“诏下，人多怨者。……唯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妇人衣袖四尺者阔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
除了衣服的总体形制外，女子个人在服装上的消费也是非常奢侈。凡勃仑认为：
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总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为了使自己在他的观察之下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满足的心情，必须把自己的金钱力量显露得明明白白，使人在顷刻之间就能一览无余。
那么，服装恰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为了外表的体面，彰显自己的金钱与地位，也是为了增添自己的魅力，富裕的女子在穿着上总会选择造价昂贵的服装。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腰，一献韦氏，计价百万。……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这两条“百鸟裙”可谓是巧匠绝艺，其耗资之大也是令人连连称奇，两件毛裙竟计价百万，这不是一般的奢侈。安乐公主的百鸟群引得百官之家竞相仿效。
直到开元初，“姚、宋执政，屡以奢靡为谏，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自是采捕渐息，风教日淳”。于此，珍禽鸟兽才免于被捕杀，制作百鸟群的奢侈之风也逐渐被革除。另据《旧唐书》中所记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镕造，又数百人。”为杨贵妃制作衣服的女工就有 700 人之多，这俨然就是一个大的服装工厂。此外，还有宰相元载的妻子。元载位居宰相后，太原王氏的内外亲属前来拜见祝贺。元载的妻子“以青紫丝条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绔绮绣之饰。每条条下，排金炉二十枚，皆焚异香”，像这些亲属们炫耀她的奢侈消费。
宫廷、贵族女性引导消费时尚
时尚在被大众或市场普遍接受之前，总是先被一小部分群体所接受和认同，继而再慢慢地席卷整个国家。那么在唐代，宫廷和贵族女子这一小部分群体成为时尚的先锋。她们标新立异，敢于带头穿用，以引导消费时尚。
《旧唐书·舆服志》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可以看出，自开元始，从驾的宫廷女子都头戴胡帽，旧时的帷帽退去了时尚的舞台。并且这种头戴胡帽的风气自宫廷传向了民间，使得士庶之家女子纷纷效仿。同书还载有，外命妇们“既不在宫廷，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结果“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这不仅说明唐代女性日常所穿的便服比较自由，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的选择装束。还说明平民女子在服饰消费上，以上层女性为参照，极尽可能地模仿她们，以此来表现自己与上层社会趋于一致，进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再如，《新唐书·五行志》写有：“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杨贵妃作为皇帝的宠妃，拥有很高的身份和地位。她对黄裙的偏爱，自会引起其他女子的争相仿效，从而使黄裙演变成一种普遍的穿着样式。
《太平广记》记载益州士曹柳某的妻子李氏“着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广异记》“焦练师”条中有：“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这些都是对唐代女子穿黄裙的描写。李商隐在《牡丹》一诗中云：
垂手乱翻雕玉佩，招腰争舞郁金裙。
郁金裙即为用郁金香染色而成的黄色裙子，此诗也是对黄裙流行的生动写照。史载安乐公主首创“百鸟裙”，其裙用百鸟羽毛制成，正着看是一色，倒着看是一色，白天看是一色，灯光下看是一色。更为奇特的是，百鸟的形态也隐显裙中。因毛裙的花费比较大，一般平民百姓家是无力承担的，因此有能力追随模仿的多为富裕人家的女子。“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
总结
透过对唐代女性消费内容的论述还可以看出，唐代上层女性的消费具有奢侈性消费的特点。而奢侈性消费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经济上有着雄厚实力的上层女性，她们的奢侈炫耀性消费使得她们将巨额的资金引入市场，活跃了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就业。同时，女性的奢侈性消费还对生产产生了很强的拉动作用，并进一步推动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奢侈性消费也对唐代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奢侈性消费助长了炫耀性消费等不良消费风气的滋生。上层女性以奢侈消费来炫耀、彰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而这种消费风气被广泛蔓延，最终导致唐后期政府曾多次颁布禁奢令来禁止奢侈消费，但却收效甚微，社会风气愈加腐化。
其次，上层女性她们人数较少，但却占据着较多的社会财富，而广大的平民女性，她们人数众多，却占据着较少的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消费水平的大相径庭，这就容易引起底层人们的仇富心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再次，唐代女性的奢侈性消费还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随着唐代女性购买奢侈品的风气日渐兴盛，商人见其中有利可图，便会生产、贩卖更加新颖、高档的商品，来满足富裕女性的消费需要。而富裕女性往往也会弃旧置新，这就造成了资源被大量消耗、浪费。此外，唐代女性的奢侈性消费还对自然资源造成了破坏，如安乐公主用百鸟毛制作成裙子后，官宦和普通百姓之家纷纷模仿，以致奇禽异兽几乎被捕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