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6年（周襄王十六年），流亡在外19年的重耳回到了晋国。虽然，此时成为晋文公的重耳已经是61岁的老人，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万丈雄心。
毕竟，从其父亲晋献公时，就为晋国的争霸事业打下了极为良好基础。只可惜，在其后继位的继任晋国国君没有利用好这一切，反而被秦、楚等国逼得只能固守在这“表里河山”里，沦落为一个二等的诸侯国。所以，晋文公继位之后在内政方面，继续其父晋献公的改革，而且更为彻底；对外则与秦国交好，解除了西部的后顾之忧，还获得一个强大的武力同盟；此外，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使晋国获得了为周天子征战的权力，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经过短暂的发展，就让晋国恢复了强大。
到了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就在与楚国的城濮之战中大获全胜。或许，让晋文公都没想到的是，此战不仅仅让晋国成为了新一代列国的霸主，更为晋国奠定了200年的霸权。虽然，在此期间，楚国、秦国、齐国等强国也曾多次挑战晋国的霸权，但是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最后，秦国只能向西拓展，齐国只得安守山东。只有楚国执拗的向北进攻，不断与晋国进行战争。只可惜，在晋楚之间的11场大战中，除了楚庄王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中大获全胜，夺取了14年的霸权之外，楚国几乎一直被晋国压制。其中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所谓的“正统性”方面看，中原各诸侯国更愿意与晋国接近。晋国每每与楚国的大战，中原诸侯都会出兵相助。反观楚国，除了除了传统的盟友蔡、申、息等小国之外，几乎再没有外援进行协助。表面看来，这是因为晋国高举所谓“尊王攘夷”的大旗，可以获得小国的支持。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原各国对于晋国在文化方面的认可。从两国的地位看，作为“姬”姓诸侯的晋国，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而且被封为侯爵；楚国虽然号称祖上是周天子的老师，但是爵位仅仅只是子爵。这种地位上的差距，让中原诸侯对于所谓更接近“正统”的晋国有着天生的好感，也愿意与之结盟。
其次，从文化方面看，身处中原的晋国更容易与中原诸侯对楚国“党同伐异”。晋国占据着今天山西大部，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这里虽然是戎狄杂居之地，但是晋国通过多年的通婚，早已将这些民族进行同化。所以，在中原诸侯看来，晋国是真正的“华夏”文化区域。反观楚国，作为子爵居然敢自行称王，依然是犯了僭越的大忌。而且地处南方的楚国，更像一群没有开化的“南蛮”，并不能被中原文化圈所接收。所以，从齐桓公时代开始，中原诸侯结盟对楚国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常态。到了晋楚争霸时期，这种为了“华夏”文化的党同伐异，更是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中原诸侯必然全力支持。
再次，晋国的六卿制度，比之官僚制度具有优越性。晋献公时代，为了扫荡公族势力，不惜杀伤太子申生，流放公子重耳、夷吾。再加上晋献公之后，晋国朝局混乱，公室更加凋敝。所以，当晋文公重掌晋国中枢之后，就顺应潮流的开始大力任用各外族卿士，无论是跟随他周游各国的赵衰、狐偃、魏犨等人，还是留在国内的栾书、先轸等人，以及后崛起的韩家等，共有十多个大家族都得到了重用。之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六卿制度。这套体系的好处是，这些大家族可以相互制衡，不至于一家独大；同时，也不会因为一家的衰败而导致晋国无人可用。反观楚国的官僚制度，虽然掌权者看似来自“昭、屈、景”三大姓，但是实际上还是来自楚国的公族“芈”氏。这虽然有利于公族控制权力，但是很难保证掌握中枢的人是有能力的人。这一方面导致了楚国在与晋国的各项竞争中，总是被研制；另一方面导致楚国大量人才前往晋国效力，留下了“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古语。
最后，就是战略方针方面，晋国棋高一着。公元前584年，晋景公时期，晋国开始实行扶联吴制楚的大战略。晋景公派遣楚国叛逃到晋国的大夫巫臣出使吴国，并派出成建制的晋军到吴国，教授吴军"车战步战"等陆战之法，使用马匹、战车、弓箭及各种战阵战术等。让吴国成为楚国劲敌，在其后不断牵制和袭扰楚国。到了晋悼公时代，又实施“三驾疲楚”的策略，晋悼公将晋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三军，轮番南下作战，不求取胜，只求速进速退。这种策略就是为了消耗拖垮楚军，以达到调动楚军疲于奔命的目的。此后，为了巩固与盟友的关系，同时对楚国完成“北-东北-东”三个方向的战略包围势态。晋悼公在公元前563年攻灭逼阳国，将所得土地赠与宋国，使晋、宋、吴三国国土相连。
如此看来，在两百多年的晋楚争霸中，楚国一直被压制，并非只是因为晋国实力强大导致的。当然，晋国的各项策略中，也埋下了不少隐患。比如，扶持的吴国，曾经一度与晋国争夺霸业，而六卿制度更是直接埋葬了晋国。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晋国在春秋时代维持了近200年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