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令人难忘的反战电影《沃伦》，还原了一段惨痛的历史。1939年，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之前，东欧的一个偏远村庄里，波兰、乌克兰和犹太三个不同族群的孩子可以在一起玩耍长大，甚至相互心仪；但战争爆发后，沿着族群边界爆发了反复的仇杀，往日的朋友也忽然变成了不可接触者。各怀“种族净化”理念的极端主义者没能创造出一个乌托邦，却先把这里变成了血海和地狱。
这个故事契合波兰人对战争的自我悲剧意识，也充满了失乐园和受难基督的隐喻，它能在2016年问世，本身就表明人们已经放下了历史仇恨，充满了对极端族群政治的反思——但波兰人自己反思了吗？这个故事将战前刻画为伊甸园，似乎波兰人都是无辜的受难者，但这并不是事实，至少不是全部事实。片名中的“沃伦”，指的是现在乌克兰最西部的沃里尼亚，历史上，这里既曾孕育了第一个乌克兰国家，也深受波兰文化影响。一战之后、二战之前，这里曾是波兰领土，而当时波兰全部人口中也因此有14%是乌克兰人，但1926年毕苏斯基上台后试图全面同化乌克兰人，为冲突埋下了伏笔。二战前的沃伦并非各族和谐共处的乐园，而是一个一点就爆的火药桶。
东欧的这段历史，向来可说是一团乱麻，甚至连当时鼓动这些族群自相残杀的纳粹，都有点搞不清楚为何他们彼此之间怨仇如此之深。在1990年代冷战刚结束的岁月里，这些“历史债”并不仅仅只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事”，相反，它也是房间里不可回避的大象，搅扰着生者的现实政治，使得各国之间迟迟因为各种历史积怨而无法实现和解。事实上，“把历史留给历史学家”是政治和解之后才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
从历史上看，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这四个现代国家（加起来人口近1亿）系出同源，都可追溯到早期欧洲最庞大的共同体：1569年建立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与后来的民族国家观念相反，这个王国是一个多元的整体，容纳了不同宗教、语言、文字，对其后裔各国来说，它或许就像是罗马帝国之于西欧，既是共同的祖先，又都各执一词争夺它的遗产。正由于彼此交织，因而单看国别史无法理解其复杂的生成机制，这正是蒂莫西·斯奈德在《民族的重建》中提出的最关键问题：“早期的一种民族观念是如何演变为四种现代民族观念的？”
后续的历史纷繁复杂，一言以蔽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共同体内部逐渐产生了分化，即便是同源的民族也最终渐行渐远，而究竟是想全盘继承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遗产，实现一统，还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产生了难以平息的争论。大体上，东斯拉夫贵族和平民彻底分离的结果，波兰和立陶宛更偏向贵族文化，而平民则演化为后来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不过，这种分化还在各个层面不断进行：波兰倒向天主教阵营，采用了拉丁字母，朝向西方；而立陶宛虽然也信天主教，但因为语言中特殊的波罗的语因素而树立了独特的认同；至于更东面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则与俄国一样留在东正教一方，采用西里尔字母书写，又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而更晚卷入现代民族政治。
正因为这种分化本身就是长期的历史进程，因而如果从现代族群政治的视角来回顾，就难免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著名诗人密茨凯维奇（1798～1855）公认是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但他却出生在沙皇俄国治下的立陶宛，一生从未涉足华沙或克拉科夫，本人也不是一位波兰大众民族主义者。他渴望波兰-立陶宛王国复国，代表的是一种近代早期的观念，即寄望于恢复那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如今每位波兰和立陶宛学童都知道他的诗作《塔杜施先生》的第一句：“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这两国都把他看作是本族人，但从民族性的种族定义来看，他其实却应该算是白俄罗斯人，而讽刺的是，白俄罗斯虽然坚定支持他，但却不曾抓住这一点，将他据为自己的“民族”诗人。
这个例子可以传达出很多意味：如果我们根据后起的族群政治理念来重写历史，就难免会犯下时代错置的严重错误，因为当时的人们其实根本没有现在这些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史观在意的并不是还原历史，倒不如说是如何利用历史，也就是如何从那些历史片段中截取对自己有利的资源，而此时像犹太人的历史这种对争议双方都“没用”的尴尬存在，就很容易被遗漏乃至遗忘。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也充分表明，虽然很多民族主义思潮都喜欢诉诸“种族”因素，谈论“纯洁的血统”，但它其实却并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现代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本书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种族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概念，它的成与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种族群体’的人数多少几乎没有关系。”
历史的真相是：“民族”远不像民族主义者信誓旦旦宣称的那样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且一成不变的共同体，恰恰相反，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常常涉及不同政治理念对“民族”本身的不同界定与反复的话语争夺。在这过程中，势必会经历对“民族”本身的重构（reconstruction），也就是将一个原本边界模糊的群体改造为一个具有明确族群认同的政治共同体。
正因为这种民族的重构是在历史连续性的表象之下与过去决裂，因而发明历史、操弄历史反倒更容易也更有利于这一政治使命，其结果，白俄罗斯这样保留了更多传统的群体反而民族运动搞不起来。这是现代族群政治中的“传统的发明”，用本书的结论来说就是：“民族主义必须对近代早期的政治传统做出足够激进的重构，以使大众理解并产生加入这个被重新定义的政治社群的愿望。”这意味着，看上去的“古已有之”，其实都是出于现代社会大众政治需要的“新发明”。
当人们根据政治观点来重塑国族这一实体时，时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什么来界定共同体本身。有时就会出现有人嘲谑的“人口普查再定义引起的种族灭绝”，因为同一群人究竟是哪个民族，也可以有不同的认定：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在1939年之前其实几乎没有立陶宛人，而主要是犹太人和波兰人，但立陶宛却强调当时城里的居民都是“被波兰化了的立陶宛人”，因而有必要将他们“重新立陶宛化”。同样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也可能相去甚远：约瑟夫·毕苏斯基几乎可说是现代波兰“国父”，但他却是立陶宛人，因为他认同的不是种族或语言意义上的波兰，而是大公国的共和理念——“波兰”一词，对不同政治人物的意义不仅迥然不同，甚至可以完全对立。
这正表明，族群政治虽然常常借助历史的连续性，但在本质上其实是非历史的乃至是反历史的。很多时候，连意识形态本身也只是政治诉求的工具，所谓“历史遗留问题”，哪里只是历史学家的学术观点分歧？那说到底还是国族利益的政治问题。正因此，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靠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和解与道德勇气，而更重要的是，各国人民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恩怨之后，也学会了务实理性地看待现实政治，更关心在现有边界下如何保存已有的这个民族家园。但最终，波兰、立陶宛加入欧盟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而是提出了新问题，因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发现他们在“重返欧洲”的半路上被挡在了门外。
这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东欧的问题，而是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但如果反观亚洲，就不难看出这并不是唯一的历史道路。中国社会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分化，但在“大一统”理念的维系之下，却始终更偏向整合；而印度社会虽然缺乏中国这样的国家主义传统和强大凝聚力，但在基于英国人留下的联邦体制和官僚体系之上，国内的离心力也并未失控。在东南亚，曾有不少城市是以华人为主，如泰国首都曼谷一度几乎可说就是华人城市，而老挝的主要城市在二战之前也都以越南人和华人居多，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国家也并未出现欧洲那样激烈的排异反应。如何找到一个容纳多元差异的弹性框架，或许才是真正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美】蒂莫西·斯奈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 202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