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东坡)与程颐(伊川)，一个是文坛大家，一个是理学宗师。
洛蜀党争是历史上有名的党派争端，而起因，与程颐和苏轼两人的性情和思想有关。
1、 程颐与苏轼恶交的矛盾焦点所在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执政数月的司马光因病逝世。苏轼与他在政治上的矛盾没有继续发展，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在祭奠司马光的丧礼上，率性的苏东坡结下了另一个大敌，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洛党”领袖的程颐。
北宋宋神宗去世之后，宋哲宗继位，年少的宋哲宗没办法主持朝政，由太皇太后高氏主持朝政，而因为宋神宗在世的时候启用王安石变法，他一驾崩，主张变法的官员就遭到了打压。而当年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纷纷重新得到启用，苏东坡、司马光等人纷纷回朝。但可惜的是名扬天下的司马光很快就去世了。司马光举办葬礼的事情，程颐受命主理司马光的丧礼，丧礼那天恰巧遇到了一件皇家的大事，那就是宋哲宗要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文武百官去进行祭天大典。而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官员们在参加完祭天大典之后便准备换衣服接着去参加司马光的葬礼。
一件是喜事，一件是丧事，喜丧两事凑一块，但都是大事，官员们都要去参加。此时有人站出来反对了，那就是理学大家程颐，他说大家参加完祭天仪式这样的喜事，再去参加葬礼这是不合理法的。程颐这个人是非常传统的儒学代表，所以为人比较死板，很守儒家礼法那一套。
大典完后，苏轼带领朝中大臣去吊祭司马光，这程颐却不让进府，他的理由很充分：《论语》里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天早上大家刚在太庙唱过歌，听过奏乐，怎么能同一天再去吊丧哭泣呢？苏轼很生气地反驳说：《论语》里也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不顾程颐反对，去司马光家吊祭。按当时风俗，孝子应出来招待客人，接受吊祭，却不见司马光儿子出来。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止他们出来，原因是古礼上没有这个规定，而且孝子如果真孝，就应当悲伤得无法见人。面对程颐的说法，苏东坡坐不住了，在一旁见程颐板着面孔唠叨不休不禁引起十二分的厌憎，上前挖苦道“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程颐为人拘谨、刻板，动辄诵说三代古礼，不容变通，处处讲“存天理，灭人欲”。苏东坡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性格，通脱豁达，不拘形式，率性自然。像程颐这种超级“正人君子”是苏东坡最看不惯的。叔孙通曾经帮助汉高祖刘邦制定了一套很完善的礼仪制度，而苏东坡这句话就是在暗中骂程颐死板，死守规矩。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大家听出了苏东坡话中的意思都不再理会程颐，都去参加司马光的葬礼去了。
苏轼的这句挖苦程颐的评语极为恰当，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不论程颐或苏东坡自己，对这句挖苦话都是毕生难忘，谁也不愿一生背着这个标签。在苏东坡和二程这一派之间，这粒仇恨的种子算是播下了。从此苏程结怨，遗下无穷后患。
2、 程颐的“洛学”与苏轼的“蜀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
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因为北宋相对经济繁荣、政治安稳。当时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思想家，苏轼和程颐同时生活在北宋时期，两个人的生活年代也十分的一致，但是思想观念和学习门派的不同，虽然同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但是思想却不一致。程颐有着自己的道论，他更多的倾向唯心主义，其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指导，披着儒学思想宣传君主思想，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政治抱负。而苏轼思想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道论，其以唯物主义为核心的，苏轼以“兼济天下”为人生目标。
程颐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他和其兄弟程颢同样以道论出名。程颐和程颢在北宋被称为“二程”。他们创造的理学之说当时在北宋时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后来还被朱熹所借鉴和引用。苏轼的道论是佛家思想、道家思想、和释怀思想融合在一起的。苏轼的道论提倡的是人，是人以人为中心的。虽然苏轼一生胸怀大志，一心想辅佐皇帝成为圣君，来完成造福人类的事业，但是因为苏轼的道论中非常注重对百姓的关心，所以其思想不能为封建制度的君主统治服务。但是苏轼依然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思想。程颐的道论和苏轼的道论存在本质的差异。程颐一直以儒学为外衣发展自己的道论，他和程颢的思想借鉴于思想家孟子的思想，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更加倾向于君主思想。
3、 程颐与苏轼的性情论大不同
程颐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思想家，性情中多了一丝谨慎和懦弱。其实程颐在诗词上也有一定的成绩，但是因为才华的有限很难被世人赏识。虽然程颐有着非常强烈的忠君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没有给程颐带来实质上的利益。程颐深深受到制度和条框的束缚以至于性格迂腐、做人木讷，所以程颐的朋友非常少而且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
相对苏轼他则性格豪爽大气，一生酷爱诗词和书法。苏轼因为性情的豪爽和胸怀的慷慨，无论在仕途上还是文学上都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程颐和苏轼的性格截然不同。若要作比较的话，苏轼就是就是自由飞翔的雄鹰，无论是“大浪淘沙”的豪放，还是“兼济天下”的胸怀，我们都能看到苏轼是一个追求自由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家。
而程颐就是困于笼子的金丝鸟，摆脱不了被条框和制度深深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