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产妇杨冰之死引发的中科院与北医三院“发文大战”，备受关注。产妇死亡医院有多大责任，目前看来无法给出明确结论，但观察各方说法，却很容易发现，在缺乏确切材料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和舆论又典型地陷入了“中国式医闹”的范式之中，这样的现象是令人相当遗憾的。
患者这边，逃不出“事情要闹大”的范式，所以有了中科院发文
作为一起医疗纠纷，这次事件过程上并无太多稀奇之处：高龄产妇因为一种叫主动脉夹层的罕见病因不幸离世，家属质疑医院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方法，以及没有尽到及时抢救的义务。这次事件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关键在于死者杨冰和其丈夫张自强的身份，他们都是中科院理化研究所的博士，被认为是“高知分子”。在处理这起医疗纠纷的时候，他们所在的单位理化所向当事医院北医三院发了一封公函，称杨冰去世是该所重大损失，“望”北医三院做出“公正、翔实、透明”的调查。这样的阵势，让质疑医院处理不当的死者丈夫张自强被安上了“中国顶级医闹”的帽子。对此医院方面也没有示弱，北医三院与中国医师协会分别发文回应，理化所又再次在官网做出了说明，中科院官方微博进行了转载，于是这次事件成为不同寻常的“发文大战”。
中科院理化所就此事给北医三院发的公函
争议的焦点，自然在这封“公函”，其实公函本身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辞或不恰当的说法，在不少人看来这种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妥，反而认为死者单位能够关心员工，是个好单位。但也有很多人质疑，发生任何一起医疗纠纷，难道患者所在单位都应该以关心员工为由发个公函过来吗?
这个质疑的确是有道理的。发公函隐含的目的很明确，拿单位的名义出来，而且是有些地位的单位，自然能对医院施加更大压力。这本质上还是一种“事情闹越大对我越有力”的逻辑，指望医院能因此在解决纠纷过程中退让、息事宁人。这是“中国式医闹”范式的典型做法。
倾向医院的一方，也摆脱不了对“医闹”的惯性认识
“公函”一出，“医闹”的形象也就定格，加上从医院方面流出了许多关于患者和家属的不利说法，这次多数舆论很快倒向了医院一方。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些倒向医院的舆论，很多其实都反映了一种对“医闹”的固化思维。最普遍的，就是很多人非常相信患者家属索赔了一千万元，以及家属雇佣了专业医闹来医院砸场。不过到目前为止，家属方面否认了这两种说法，而医院方面并没有表示存在千万索赔，关于“医闹”打砸，目前没有影像资料流出。
当然，愿意相信索赔千万和打砸医院不算奇怪，因为“医闹”往往都会这样，这次事件最后能被证明有这些事也不稀奇。但另外一些对这次“医闹”的坚定看法，则得好好探究下是怎么来的——例如，知乎上一个叫“贝儿”的用户，评论这起事件就说是，“老婆不能生，老公想换老婆还加大赚一笔。于是让老婆高危怀孕死在医院，财产全归他了，再加上医院赔偿发大财。女人啊，要自己爱自己，碰到这种男人，立马离婚，自己过一辈子也不错。”认为这种独苗“凤凰男”就是不能“嫁”，哀叹死者自甘“生育机器”可怜。
武汉反恐演习的图片被当作这次“医闹打砸医生”的图片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却由于符合对一些医闹的“认知逻辑”，就被很多人认可了，得到3500票的高票赞同。比知名医生田吉顺对事件的医学分析还高了1000票。还有些则是明显错误的说法。比如说张自强吃软饭，连论文都是挂靠老婆的，自己只是第三、第五作者。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事实上张自强好几篇论文是第二作者，去年的一篇材料学论文他是第一作者，妻子杨冰才是第二作者。还有些人对“大批医闹打砸”深信不疑，把武汉一次反恐演习图片，当作此次事件的图片。
说到这，可能会有人想起前年湘潭产妇因“羊水栓塞”死在手术台上的那次事件——那次也是因为突然出现“婆家怕影响生二胎，不许剖腹产不许摘除子宫，拖死了媳妇，还要拿着媳妇儿的尸体讹钱”的说法，舆论出现了大反转，突然一面倒指责死者家属。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家属并没有耽误救治产妇。
关于这次事件中广泛流传的一张图片，图片抒发了医生们愤懑，但将逻辑简单化无助于化解医患矛盾
在知名网友“破破的桥”看来，这种现象是“为了站自己的队，显示自己理客中，或者捞点流量，硬是从家属的两句抱怨话里脑补出自己想要的场景和故事，煽动网民一拥而上骂家属。既给对方造成了二次伤害，又加重了医患裂痕。利用媒体争夺话语权互斗，并不能解决双方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
基于经验猜测形成舆论，往往是很坏的事情
其实，随着近年来野蛮“医闹”现象曝光得越来越多，以及医生群体越来越重视在媒体上澄清各种事实，在涉及“医闹”的问题上，舆论渐有倾向医院医生一方的趋势。
上图是一则相关消息的跟帖留言，由于热帖置顶机制，类似的“流言+评价”被放在了最为突出的位置，影响广泛。这是最让人不愿意看到的。 确实，以现有的材料而言，没有办法证实这些话都是假的，但同样也没有办法是证明是真的。这些未经证实的“流言+评价”最易迎合和助长偏激的观点，形成群体极化现象。而那些刻意造假来引导舆论的说法，害处更是显而易见。
但即便任何人都没有刻意误导或抱有恶意地进行评论，在医疗纠纷问题上，舆论应该起怎样的作用依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一切都跟“医疗行为”的特点有关。医疗是个信息高度不对称，却又极为依赖专业知识来判定正确与否的行为。在“信息高度不对称”这个问题上，人们很自然会呼唤舆论参与来解决，比如一些不太会闹的患者相对弱势会吃医院医生的亏，舆论会帮助他们，但一些过分无理取闹的事件中，医院医生又成了弱势一方，舆论帮助的对象会反过来。然而在“医疗纠纷应由专业知识来判定性质”这个问题上，舆论又经常处于帮倒忙的位置——舆论取代不了专业判断，经验、推测往往是错的，但舆论一旦参与，往往就左右了专业判断——结果各方都不满意，加重了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
走出“中国式医闹”的恶性循环，舆论需要反思
不只在中国才有医疗纠纷，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尤其是在高龄孕妇越来越多的产科。美国麻省总医院的Jena医生2011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撰文指出：74%的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在45岁及以前，至少会被患者起诉一次。然而美国少有“医闹”现象，原因何在?
这首先自然是因为美国对医闹行为的严厉打击，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医闹行为往往会危及他人的安全，执法人员会毫不犹豫进行处理。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处理医疗纠纷有一套受到医患双方认可的标准化流程——出现不良治疗结果后，医院方面先跟患者、家属沟通、说明情况，然后提供完整医疗纪录，患者或家属如果不满会求助于律师，律师会聘请医学专业人员评估该纠纷是否存在医疗差错和疏忽，然后再决定是否提起诉讼，诉讼发起后法院会让医患双方做陈述，律师会进行询问，最后依然根据双方医学专家的意见，由法庭做出裁决，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双方选择庭外和解。
整个程序，不需要警察的参与，不需要发单位公函，最重要的是，也不需要舆论的参与，由医患双方或法庭根据医学专业人士的意见做出处理决定就行了，在这种处理流程下，医疗纠纷的平息自然要容易很多。结语以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和医疗纠纷的处理能力来看，还远没到该让舆论缺席的时候，但不论是媒体还是普通网友，在看待医疗纠纷的问题上，都应该务必慎之又慎，否则只会让医患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