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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现在的美女多，多得让你应接不暇，但是总感觉似乎少了点什么，上世纪80年代的美女虽然不多，但是个个都耐看，让人百看不厌，怎么看那么顺眼，这又是为什么呢？图：女儿国的国王，永远的国王，曾经是一代人心目中的女神，当之无愧。
这些美女感觉更加纯粹，耐看，你说是不？
恬淡而安静，让人陶醉
虽不施粉黛，但自有韵味
青涩而清纯，逝去的时光总那么甜美。
摩登而不妖娆
清清的女子，让人心动的笑
自带磁铁，你喜欢吗？
这一幕也只是那记忆中的一个涟漪，虽青春不再，但故事总令人回味。
为什么文艺女青年和富人热衷灵修？
卫慧视频截图。
上周，“文艺女青年与灵修”这对关键词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缘起是曾以情欲叙事、身体写作著称的作家卫慧久未露面，近日在一条视频中现身，着深色棉麻素袍，脸色庄重深沉，自称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勤奋的“海灵格家排师”之一，自己的奇经八脉都打通了。
评论人侯虹斌在凤凰文化发表文章《为什么文艺女青年在人到中年时都走上了灵修之路？》，标题直戳众人心中疑问，成为刷屏热文。她先介绍了何谓“家排”：由德国人伯特·海灵格建立，“世间诸多的问题，在家排看来，无不源自于爱。觉悟的智慧的爱使人幸福，盲目的迷失的爱会带来种种痛苦……基于当代量子物理学及生命全息的理论，这些莫不与家族系统中能量流动的顺畅与否息息相关。”
简言之，就是“用爱发电”，还可以召唤出各种灵验，是一种“信则灵”的“神秘学”，而且价格非常昂贵。在侯虹斌看来，不管是“身心灵”、“拜上师”、“家排师”或别的，共同点是：玄妙的，不可言论的，诉诸非理性的，用科学无法与之沟通的。
并且，她还发现，往日前卫少女今日变身精神导师的，卫慧并非孤例，当年的文艺女神棉棉、安妮宝贝等，都走上了灵修之路。这几位2000年初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已经享受到了最充裕的物质生活，有过丰富的人生体验，现实生活要打动她们的阈值太高了，没有多少值得她们追求了……而这些作家又是敏感的人、聪明的人、不甘心平淡的人，还要想寻找新的突破”，于是不约而同选择了“玄学”、“禅”、“灵修”、“佛”之类作为人生的突破口。
其实，不止这些女作家们，这类“神秘学”也成了无数功成名就或者生活无忧之后的中年人的完美藏身之所。侯虹斌分析，接近它们、奉信它们，不像学术或者知识一样，需要扎实的基础、循序渐近的学习、认真思考。学术和文化都是真功夫，偷不得懒，甚至学一门手艺、健个身、跑个马拉松，也是扎扎实实的，每天努力多少，都可以验证，不能虚晃一枪。而“神秘学”，要求的是有钱供奉、有钱去上课、亲近“上师”或导师，感悟，静坐，天份，灵性……是好是坏，都是一张嘴。
因此，“这个角度的自我突破，是最轻松的，也是最能拿得出手的。女作家只不过恰好是这些成功人士中的一员而已”。
而之所以这么多人都选择这条路，她认为一方面是社会不安全感太强了，成与败都出于不确定因素，所以越是成功人士越是笃信各种不可知的力量、神秘学，包括马云、王菲、李连杰这样的顶尖人士；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文化人、社会精英，思想资源太过匮乏，学习和思考能力不足，不愿意学习更为系统、更为成熟的世界观，想取巧，才纷纷掉进“神秘学”的坑里。
身为女权主义者的灵修人士紫膺则撰文反驳，她认为“灵修就是不肯动脑子的富人吃饱了撑的所从事的迷信事业”这类观点站在了科学、理性至上的角度，基本上是对灵修一无所知；批评卫慧者所说的“有钱上课和跟随上师”的轻松方式，是对灵修的误解，而这种快餐似的、迎合人的功利心理的灵修，实际上是一直为真正的灵修人士所批评的。
她认为真正的灵修，是不断地以各种方法觉察自己在身心灵三个层面所受的苦，找到受苦之因，从而从受苦中解脱。这个过程之艰辛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人从无意识的机器似的运转转向有意识地存在的状态，怎么可以以偏概全地描述为逃避痛苦，找个寄托，让自己好受点呢？”
紫膺还指出，对于成功掌握男权社会推崇的理性语言的人来说，卫慧转型为身心灵导师、大批文艺女青年的灵修，是对这个路径的否定，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也就是说是“女人化”的，因此就可能被看成是低下的。他们看不到灵修中的非理性包含着超理性，将上帝的超理性和亩产万斤的非理性当作同一回事儿，因此对灵修者是可以充满优越感地批判的。然而，在这种充满优越感的批判中，又包含着某种痛恨。
她问道：“每年都有大票文艺女青年人到中年去灵修，包括笔者，但为何独独卫慧去灵修就这么不受待见？这跟卫慧、棉棉等原本美女作家的标签，用‘身体写作’的经历有关。在男权社会，由于女人之色几乎是男性的刚需，因此，‘色’这一关就是男人的软肋。美女作家不全靠笔头子功夫，靠变相地出卖色相成名，对辛苦走正常路径的人（尤其是女性）来说，这些人是遭人痛恨的，如同娼门被良家妇女痛恨。”因此，卫慧等人是令人痛恨的，批评她的人的潜台词就是：你一个婊子，你配动脑子吗？以前你出卖色相，如今你所从事的不过是没有得到科学、理性认可的迷信玩意儿，你依旧是低下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杨德睿，专门从事宗教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来自台湾的他在接受澎湃新闻访谈时，也对“文艺女青年人到中年走上灵修之路是因为思想资源匮乏”一类的说法表示不以为然。
比较两岸的情况，他感觉台湾文艺女青年因为搞灵修而被“黑”的情况比大陆这边要少得多，相反，女文青涉足灵修这个领域而获得更多追捧、肯定的情况很普遍。台湾的佛教很盛行，出家众里面大多数是比丘尼，其中有不少曾经是所谓的“文青”。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台湾中年以下的，也就是“60后”以下的人，绝大多数不排斥不婚、出家、女同。所以在台湾，就算说出“文艺女青年的终极归宿是孤寡、拉拉、出家、后妈”这样的话来，大家恐怕也不觉得你是在“黑”这些人，而是一种无聊的八卦而已。他感叹两岸这方面的价值观差距真的很大。
至于在富人中兴起“灵修热”的现象，杨德睿认为富人信教、灵修的原因很多，和穷人信教修行的原因一样五花八门，不要用“阶级还原论”来解释宗教，那是没用的。凡是人都有心灵空虚的时候，跟贫富无关。人因为心灵空虚所以要信教、要修行，这就像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很正常。
在他看来，更多的富人信教、灵修的原因是，他们有钱了好多年，早就没有物质匮乏的问题了，想用钱来让自己快乐的方法早就玩遍了、玩厌了，这才深刻了悟到钱带不来幸福，钱买不到很多最重要的东西，比如健康、家庭和睦、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也有一些富人本来就是好学深思的人，过去为了拼命工作挣钱，把对文学、艺术、哲学的兴趣硬是压抑掉了，如今钱挣够了，人也老了，想再回头的时候已经弄不动了，但他们还是想要得到精神上的滋润、提升、启迪，就有相当大的一群走向了宗教、灵修、读书会、艺术品收藏、玩音乐、戏曲等等。
而放生之所以变成一种如此普遍的修行方式，他分析指出，因为放生是中国人所创造出来的最直截了当、模式简单清楚、好操作而且可以计算数量当做成绩的一种修行方法，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一贯喜欢把问题归结为计算数量、算分数的癖好。第二个原因就是放生的整个过程很有戏剧感，那些动物被放出来逃命的那一刻的情景，很激动人心、很煽情，它很容易让放生的施主明确感受到自己做了件善事，添了一点功德，这比做扶贫之类的功德要简单明了得多，各种成本也都要小得多，所以很多人乐此不疲。
但杨德睿指出，放生在佛理上讲根本说不通，所以印度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以前都没有搞放生，近年来是被中国佛教徒影响了才开始有人跟着搞，事实上中国的正统佛教对这件事也不是很鼓励，历来有不少佛教的高僧大德劝过大家别再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说创造的功德恐怕还没有造的业多，可是没有用，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王丹青则撰文分析《从六十年代的西方嬉皮士到中国文艺青年：灵修如何成为时尚？》。文章指出，灵修成为成为中产阶级文艺青年的时尚，在国内大概也就是最近几年冒出来的新鲜事物。而灵修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来源之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嬉皮士。二战之后的西方世界，由于战争的创伤和冷战铁幕的隔绝，一代年轻人陷入了普遍的虚无和颓废；但与此同时，文化的全球流动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他们中的一些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试图从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求个体精神上的解脱。1960年代盛行欧美的“嬉皮士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中诞生的，尤以披头士乐队在1965年与1968年旅居印度为人熟知。
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反叛，来自古老印度的声音、哲学、乃至生活方式，都给战后欧美的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灵修作为一种对遥远的精神生活的实践方法，一时间在西方年轻人的文化艺术圈子里蔚然成风。从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氛围。
而当代的灵修活动进入华语世界，是从台湾开始的。在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台湾女作家胡因梦和三毛就已经开始了对灵修和新兴宗教的引介与探索。而从最近受到热议的几个走上灵修之路的著名文艺女青年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依稀见到那两位台湾“前辈”的影子。当然，当代中国灵修活动的兴起，也不全然是依靠台湾同胞所引介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气功热”中，当今国内灵修的一些门道已经初现端倪。不过，对于新兴的中产阶级来说，灵修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品味，必定是要比气功高雅得多；而文化产业起步较早的台湾所提供的精致商品，也就更对这部分人的胃口。
文章认为，无论是需要长期参与的灵修课程、培训班、工作坊，还是更简单易得的灵修产品，像是念珠、摆件、熏香、精油等等，毫无疑问，灵修（及其相关的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文艺青年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所含纳的不仅是对于精神、心灵的冥想式探索，也绝非对于封建迷信的拙劣复制，而是成为了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对于身处灵修圈子里的人来说，灵修所能带来的，除了个人精神上的超脱，还有衣着打扮、家居装潢品位上的提升，更有一种对于生活、世界乃至宇宙的想象。
甘阳：相信中国文明有其天命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出版三十年纪念研讨会合影。
20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广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出版三十年纪念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微信公号“三联学术通讯”上周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情况。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部分编委和作者、译者代表，以及北京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包括70后、80后年轻学者，共60多人见证了这次对话，其中包括甘阳、沈昌文、董秀玉、李岩、路英勇、钱理群、苏国勋、郭宏安、陈来、王焱、陈平原、刘小枫、王庆节、刘锋、梁治平、汪晖、吴增定、杨立华、吴飞、李猛、彭刚、强世功、渠敬东、张志强、应星、孙庆伟、唐文明、陈壁生等学者。
在座谈会上，编委会主编甘阳认为，当时决定将主要精力用于集中翻译一些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学术著作，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为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现代学术打开了第一个入口，也打下了第一块基石。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早已过去，“拿来主义”不再可行，中国学界整体的成熟度已经达到了可以逐渐形成自身传统的水平。
他在点评“西学与现代中国思想”为主题的讨论时，以国际法、外国文学研究和西哲史为例，认为中国做西学的研究如果全盘英文化了，就是中国西学研究的死亡之日；一定要强调中文写作的重要性，没有中文就没有中国学术可言；以中文思考和中文写作为基础的西学研究，一定是中国西学研究的主流。
《三联生活周刊》为此纪念活动对甘阳进行了专访。甘阳首先回望这三十年，感慨“我们这代人命太好了，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经历过如此之多的世界变迁”：“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社会其实基本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道德，完全是传统的，再到改革开放，然后又看到苏联东欧解体，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一直到今天英国退欧川普上台，真是世界大事纷至沓来。“从农业社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等等所有这些这么大的世界性变化，所有惊人的变化都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的经历之丰富是一般人很少有的。”
关于现代性这个核心话题，甘阳指出，人文里面最深刻的东西，一定是对现代的彷徨和恐惧，因为不知道现代将带来什么东西。现代性带来的东西是要冲击整个欧洲人长期坚持的那套价值观念的，这是整个文化里面的基本感觉，当时最突出的反应是19世纪西方浪漫派。甘阳觉得“我似乎天生有一种保守主义倾向，我所喜欢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反现代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近现代以来西方所有有成就的思想家都是反现代性的。当然一般意义上的庸俗反西方我是非常不喜欢的。西方文化中深刻的东西是对人文有一种非常深的坚守和认同，对于资本主义一切皆为商品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他还回忆1980年代思想界在朦胧状态，凭着直觉，一把就抓住了海德格尔。这当中也有文化虚荣的原因，“聪明人当然要读难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卡尔·波普，就觉得很一般嘛，对我们没有知性的吸引。海德格尔不一样，他能吊起你全部的精神，是西方文明绝对高度所在，他对两千年的西方文明有一种透骨三分的重新反省，达到的深度是难以想象的，对我们哲学界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颠覆所有以前科班出身的学西方哲学的人所学到的东西。你会觉得他太厉害了，对我来说一个直接的感觉是，他和西方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是另外一个西方。”
至于当下中国，甘阳认为严格意义上说，今天已经没有“知识界”这个概念存在了，都是一个一个小群体，互相之间是不可能沟通的，因为不存在思想上的沟通，所有都被政治化，被妖魔化。没有一方虚怀若谷真的想听对方说什么，这是今天最糟糕的问题所在。他说：“中国现在既没有思想界，也没有知识界。所谓‘界’，本应该包括很多不同声音和想法，是可以沟通的，不能先从道德上妖魔化。”
面对全球包括中国都出现两极化的倾向，甘阳指出，重要的问题是在极端的分歧中能不能出现理性化温和化的声音。“我认为大学应该是产生理性化温和化讨论的唯一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这十几年只做教育这唯一一件事的直接原因……尤其通识教育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理性化温和化的思想交流平台。”如果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能以学术为唯一标准，推动多元、包容、理性、温和的教育氛围，那么整个社会逐渐走向理性化、温和化、多元化、包容化是可能的。
他表示：“我天生是乐观派，相信中国文明有其天命，到最后是信仰的问题。”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短腿大pp猴”：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Kaikaishen”：几个真正的文艺女青年在年轻时候能享受最充裕的物质生活？CNB吧。。。
网友“SK”：怎么感觉是两篇文章拼起来的
网友“Excho”：我看完了，只是这样的表述太熟悉了，因为这是有神论者惯用的调调，以唯心主义逃避逃避唯物主义检验。PS:我是无神论。
网友“best”：我个人也有过灵修的经验。我的个人看法是，科学论逻辑论者和感受型的灵修人，可以尝试求同存异，但是如果实在说不通也没有必要强行纠正对方。首先，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世界建立在人的意识之上，科学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人单方面认为科学是客观的真实的，可是没有一个科学事实能够证明我们的认知是无误的。灵修者不会像批判家或者站在制高点全盘观察世界和人类的那些人一样去逻辑思考，在灵修的过程中我么甚至尝试去抛弃思考和逻辑，根据本能而行事，因为身体的本能是不会骗人的，但是情绪和思维会骗人，灵修做的事，是将人从高频思考和情绪控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倾听内心真正的声音，得到内心的真相。一个是向外的探索，一个是向内的探索，两方意见的碰撞是好的，但是没有必要互相贬低诟病，毕竟人生几十年，每个人都有自己得追求，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留下点东西给世界，还是让自己的身心在几十年内逐渐达到完满给自己一个好的结局，都是个人选择。我是选择后者的，当我自身的问题还没处理之前，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外界问题。同理，懂得接纳自己的人，才懂得爱世界。
网友“BlindTalker”：怀斯吧…
网友“蝙蝠魔”：还是要有一种大关怀
网友“嗯哼……”：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有很大隔阂
网友“Gone with wind”：请你看完好不好
网友“文章早已遍江东”：文青等于白日做梦，交智商税是必然的
网友“短腿大pp猴”：封面是怀特的画
网友“BlindTalker”：怀斯吧…
网友“Excho”：玄妙的，不可言论的，诉诸非理性的，用科学无法与之沟通的。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耍流氓。
网友“Gone with wind”：请你看完好不好
网友“短腿大pp猴”：封面是怀特的画
网友“Excho”：玄妙的，不可言论的，诉诸非理性的，用科学无法与之沟通的。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耍流氓。
(1970-01-01)
21世纪初，巴西政坛变色，左翼劳工党政府上台，粉色成为主色调。笔者试着选取巴西前总统卢拉政治生涯中的五个节点，简单勾勒出巴西的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2003年1月。卢拉在总统就职典礼的演讲中表示，“我们将创造条件，使全国人民可以体面享用一日三餐，天天如此，而不需要他人馈赠。巴西不能再继续如此不平等地生活。我们必须战胜饥饿、贫困、社会排斥。这场战争不是要杀死什么人，而是要拯救生命。”由此，卢拉政府启动了“零饥饿”计划，4000多万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穷人在政府的“搀扶下”开始迈向中产之列。
2004年5月。卢拉首次访华，随行的有8位部长和400多工商界人士。卢拉称，中国在巴西对外关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这次访华率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充分体现巴方对巴中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以出口为支柱的巴西经济开始全面转向中国。
2010年12月。卢拉信心满满地宣布，“巴西将在2016年奥运会前成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那是巴西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2009年，巴西获得奥运会主办权。2010年，巴西经济增速达7.5%，超越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11年，卢拉任期届满，他亲点的继承者——罗塞夫获选接任。当年，巴西又超英国再升一级，成为第六大经济体。
里约鸟瞰
2014年2月。卢拉在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表示，巴西不会走中国道路。他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低工资竞争促进繁荣，即使经济放缓，巴西也无意模仿。巴西更希望能与美国、德国和韩国等高度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竞争。当年，巴西经济增长停滞，仅为0.1%，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大宗商品需求减弱；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巴西主要主口产品石油、铁矿石和大豆玉米等价格急剧下跌。
2016年3月。卢拉因涉嫌一起数额庞大的腐败丑闻被警方带走调查。本届奥运会前，又有消息说，他不久将出庭受审。卢拉的继承者罗塞夫受弹劾，被联合执政的民运党领袖、副总统特梅尔取而代之。巴西经济深陷泥潭。
五个节点形成了一个了倒写的V字，它起始于2003年劳工党上台。其时的巴西，在经历了战后的多次发展起伏之后，又回到了如何使穷人能够不再继续贫穷的政治原点。
巴西利亚大学教授戴维•弗莱舍认为，“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强加给拉美，令巴西经济一蹶不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巴西实行了10多年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治理，削减了社会福利支出，致使经济停步不前，国内贫富差距增长了好几倍。这是最终巴西人民选择左翼领导人的主要原因。
卢拉上台之时，正是新一轮新兴经济体普遍加速发展之时，巴西的优势产品——铁矿石、大豆、玉米等受到国际市场“热捧”。接着，卢拉政府又借机搭上了高速行驶的中国经济之车。巴西经济开始进入上升通道。
巴西发展加速的10年正是中国迅速崛起的10年。2000年，巴西对华出口额约为10亿美元，进口额在8亿到9亿美元之间。14年之后，中巴双边贸易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巴西铁矿石生产商淡水河谷公司的一位经理曾经自豪地对笔者说：“你们中国上海北京的那些高楼大厦，都含有我们巴西的土。”正是来自于巴西的源源不断的铁矿石（巴西的土）支撑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建设，而巴西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但是，这一轮巴西经济的上升，并没有能够摆脱巴西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双重规制。以出口带动增长仍然走的是原有的依附型经济老路，而政治方面的反饥饿政策，则是提升福利减少贫富差距以回报和稳定票仓——贫困民众的结果。
巴西政府用出口收入为4000万人的脱贫埋单，却因受政治体制的限制，采取了全面保护民族工业措施，错过了提升生产率，实现经济转型的机会。巴西政府用于医疗、社会救助、住房、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支出总额在2010年达到了3150亿美元，而1995年只有1150亿美元，16年间翻了―番多。用提升福利救助换来的脱贫，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劳动生产率，虽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维持住选票，却缺乏可持续性，尤其是在蛋糕越来越小、外部风险越来越大之时。
根据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的一份报告，巴西劳动力价格在2002年到2012年增加了121%，生产率在这段时间却只增加了27%。
巴西可以不以中国模式为样板，但却不可能避开中国所走的以发展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从2004年到2012年，制造业在巴西GDP中所占比重从19%下降到了13.2%。同期初级产品的出口大幅增加，甚至在2007年到2012年出现了高达147%的涨幅，成为对GDP增长的主要推力。低端和不稳定的服务业工作成为主要的就业岗位，仅女佣就有710万之多。
巴西的“去工业化”与对华贸易的升级同步。巴西对华出口中原材料占比超过80%，而巴西进口的中国产品几乎全部是工业制成品，有人因此说是“中国制造”制约了巴西的工业化。实质上，巴西的“去工业化”有深刻的内因，与其开放程度不够、竞争力缺乏，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汇率升值、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劳动者慵懒等因素相关。
在巴西，效率低下处处可见。刚到里约，笔者第一次去住处附近的一个大超市，买了两袋排骨。收银台里坐着的那个黑人大妈瞧见我提着货物走来，着急忙慌地把手里捏着的两个炸土豆片塞进了嘴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手在一块深灰色的抹布上抹了一下。在我付款的期间，她一直在和旁边的一位服务员聊天。收款员全都坐在转椅上工作，每一个收款台旁还站有一两个服务员，帮着顾客装袋。一溜排70多个收款台，光是站着装袋的服务员就有百十来号人。不难想像这是怎样的工作效率。
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市的地铁系统有一段6.5公里长的轨道，从1997年开始一直修到2014年6月世界杯开幕前才完工，当地政府的花费超过4.5亿美元。首都巴西利亚机场的改建工程后期转向私营承包后，总值达到了预算的20倍。巴西东北部炼油厂差不多10年前开始修建，到2015年才完工，工程造价从最初的28亿美元增加至130亿美元。
好梦不长。在全球经济体排行榜上第六位这个位置上，巴西只短暂停留了一年。在全球经济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大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下，巴西经济再次落入底谷。里约奥运会举办之时，巴西已落后于印度和意大利，退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
将玻利瓦尔180年前对南美国家命运的预测用于巴西，可能过于悲观。巴西人谈起自己的国家，一方面会为巴西丰富的资源而洋洋自得，说“上帝是巴西人”；另一方面也会自我调侃，说上帝没教会他们该如何发挥潜力。这对有趣的比喻表明，巴西的大国崛起之路必然是一个充满曲折艰难的潜力兑现的过程。
从发展曲线看，巴西并非走的是一个简单的W型，它实际上是沿着一个大约三十度的斜线向上攀升的一组连续不断的W。尽管无法避免下一次回升之后仍会出现下降，但整体上它却是在向上移动的。尤其是整个人口受教育程度因受益于福利政策而在不断提升，尽管速度相对缓慢。
里约狂欢节
未来的潜力还与巴西的自然禀赋相关。巴西国土面积858万平方公里，比中国仅差100万平方公里，却只有近2亿人口。走进巴西“腹部”，你一定会震撼于那广阔肥沃的土地和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
巴西水资源充沛、物产极为丰富。咖啡、橙汁、食糖、牛肉、鸡肉出口量世界第一，大豆、铁矿石出口量世界第二，玉米、猪肉出口量世界第三，棉花出口量世界第四，巴西石油有可能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五……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需要高楼、铁路、汽油、优质的食品和饮料的今天，巴西是不可或缺的。
一位来自巴西南部的禽肉出口公司的老板曾这样说，“巴西出口的只是牛肉、大豆吗？当然不是。你知道每公斤牛肉、每吨大豆消耗了多少水，含有多少土壤和空气的养分？这些最基本的资源对很多国家的消费者来说，越来越像奢侈品了。”任何一个在巴西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会同意这种说法，也会情不自禁地迷恋于巴西的水、草、树木、小鸟和空气。这就是巴西崛起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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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曾在巴西生活工作过三年。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JakeOscarGreenwood”：走自己的路，让别人黑去吧
网友“小鬼”：巴西道路挺好的
(1970-01-01)
南浔金家为南浔近代丝商“四象八牛”之一，人称小金山。近代著名的一对兄妹画家——金绍城（金城）、金章就诞生于此门。
10月10日，上海历史博物馆收到了两幅分别来自金邵城与金章的画作捐赠，两幅作品的上款人为二人的二姐（妹）金依依，也就是捐赠者陈璇女士的丈夫袁孝俊的曾祖母。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张岚表示，“金城与金章虽然不是上海人，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历程中有着很重的上海痕迹。而这两幅画，辗转近一个世纪，跟随画家及其亲人和后代，从上海、北京、台湾，最后又回到上海，得以圆满。”
金绍城
，戏仿惠崇江南春卷笔意，1912
一门风雅
金绍城（1878-1926年），又名金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是近代著名画家、民国初年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中国画学研究会首任会长、“湖社画会”的精神领袖。早年他留学英国铿司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上海道袁树勋保荐，任上海会审公廨官。光复后出任内务部佥事、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擅长山水、花鸟，师法宋元，以工带写。
此次捐赠的这幅画是金城于1912年时客北京所绘，属于他早期的作品，题识中称此作为“戏仿惠崇江南春卷笔意”。
另一幅捐赠出自金城的三妹金章之手。金章（1884-1939），女，号陶陶，亦称陶陶女史，近代著名文物鉴赏大家王世襄的母亲。1898年金章入上海中西女塾就读，20世纪初远赴英伦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归国后专心于绘画，擅长花卉、翎毛，尤工于鱼藻。此次捐赠的这幅绘画是金章1906年游学归国后于南浔的创作，题材是她熟悉的金鱼，体积感较强，渲染层次丰富，形态生动自然。有趣的是，金章号陶陶，而其二姐号依依，在题识中，金章引《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来“自喂颇知鱼乐赠之”，足见其悠然性情与姐妹间的情谊。金章的作品存世量非常稀少，也显出此作的珍贵。
金章 鱼藻图
“北平广大教主”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汤哲明教授认为，金城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他的一些举措，改变了1910年代后从北京至上海的画坛风格。
这就不得不提到1914年由金城提议并在故宫文华殿和武英殿成立的古物陈列所，该陈列所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众人皆知学画当追宋元，可问题是，彼时的高古真迹多为皇家秘藏，一般人很少能够亲眼见到。古物陈列所在成立的当年就设展对外开放，当时的申报记载，“...... 古物陈列所前日开幕，准入游览一节，已预志报端。兹闻前日往观者，老幼男女络绎不绝。由东偏门入，由西偏门出...... 并闻未列之古物甚多，此后凝按月轮流抽换……”
古物陈列所的成立，让当时在北京的画家可以抛开单一的“四王”视野下的文人画史，直接地面对宋元古画，进行临摹，进而创作。当时的于非闇、溥心畬，都受此影响。30年代以后随着出版业和展览的发展，这股复兴宋元绘画的风气渐渐蔓延到南方，吴湖帆、张大千，包括后来的谢稚柳，都以模仿宋元为荣。
汤哲明教授解释说，即便曾经留洋，金城很早就提出反对用西洋画改造中国画，这个主张至今看来还是非常有意义，却未得到深刻的解读。在差不多同时期，金城在北京还成立了中国画研究会，京津画坛几乎所有的画家都参与其中，书画家陈定山曾称金城是北京画坛的“北平广大教主”，直到1926年金城去世后，齐白石与萧谦中的弟子才开始遍布河北，足见其在北京画坛的影响力。
捐赠现场，左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张岚，中为捐赠人陈璇。
据理力争的会审官
除了画史上的地位，上海历史博物馆更看重金城与金章兄妹与上海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金城作为会审公廨官的经历，代表了上海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
清同治七年(1868年)，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僚会审章程》，在英美租界设立了会审公廨（也称会审公堂，英文名为Mixed Court），简单来说即指处理同时涉及华人与洋人案件的法庭。由道台任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根据中外双方的约定，如果案件涉及洋人或洋人雇佣的华籍仆人，由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观审；纯粹华人案件，由中国谳员独自审断。
1905年12月，上海曾发生大闹会审公廨案。一名广东籍已故小官僚的遗孀黎黄氏携子女及15名婢女从四川乘招商局轮船回广东原籍，轮船路过上海时，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巡捕下轮检查，企图敲诈未遂，便以贩卖人口罪名拘捕黎黄氏。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英国领事下令判罪，会审官金城则认为案情真相未明，不能径以判刑结案。后经过中西双方共同调查，黎黄氏确非贩卖人口。会审官金城以案情大白，要求英国领事释放黎黄氏，遭到英国副领事拒绝。
在审理此案时，中英两国会审官对女犯应当关押在何处又产生争议，外国巡捕殴打辱骂中国会审官金城，并用武力抢夺犯人，引起旁听群众公愤。上海居民对本国官员受辱反应强烈，四处围打巡捕，还放火烧了老闸捕房。虞洽卿作为代表与租界当局交涉，据理力争，又策动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租界华捕罢岗，最终迫使英方让步，通过上海道袁观海、工商界人士朱葆三、虞洽卿等出面调解，一面释放黎黄氏，一面劝令华商开市，并规定“今后一律由中方巡捕到会审公堂维持秩序”。
这一次的“大闹公堂案”，令虞洽卿成为了上海滩妇孺皆知的人士，事实上，会审官金城也担当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他最初的质疑和之后的细致调查，使案件得以水落石出。然而，因为此案，金城被解除了职务，不得不往北京寻求新的发展，才有了以后作为画坛领袖的故事。
张岚馆长称，这段历史是上海近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一块，也是历史博物馆未来将要重点展现的。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阿信10”：点赞
网友“60288”： 有意义
网友“MagicElnue”：作品不错，能捐赠那么多钱，人品也不会坏。
网友“蚊米”：美
网友“atoz1to9”：不就是王世襄的外婆家嘛！
(1970-01-01)
人类如何实现生命不朽？除却现代科技提供的“基因克隆人”方案，现在又有人提出“思维克隆人”方案。美国人玛蒂娜·罗斯布拉特（Martine Rothblatt）和妻子目前建立了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人类不朽的研究基地，以人们留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中的数字痕迹——罗斯布拉特所谓的“思维文件”，包括聊天记录、照片和视频等数据——为基础，通过与人类大脑功能相同的复制品“思维软件”产生和本人相近的人类意识。
相对于基因克隆人要面对的道德和司法的重重障碍，罗斯布拉特坚信思维克隆人在这方面遇到的阻碍要小很多。“那些能让游戏人物宛如真人般和玩家对话的工程师，都拿到了不菲的经济回报。”
罗斯布拉特在自己的新书《虚拟人》中讲到，如果世界上第一个思维克隆人是华裔，她（罗斯布拉特已做变性手术，成为一名女性）不会感到惊讶。罗斯布拉特的理由包括中国软件工程师和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居全球之首，加之创业氛围浓厚，以及中国法律系统快速发展，或较之基于罗马法的陈旧司法系统，能更好地包容“思维克隆人”的存在。罗斯布拉特预言，到2030年代，第一个思维克隆人就可能诞生。
但是没有肉体、只复制了大脑部分功能的思维克隆人是否能够代表所复制的对象？而很可能产生自我意识的思维克隆人是否存在潜在的危险？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这些问题通过邮件采访了罗斯布拉特。
变性前的玛蒂娜·罗斯布拉特，曾创办一家卫星广播公司，如今市值超过200亿美元。
40岁变性后的玛蒂娜·罗斯布拉特，创办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她的年薪达到了3800万美元，2014年成为美国最高薪的女CEO。
2015年《福布斯》白手起家的美国女性排行榜上，罗斯布拉特以3.9亿美元的财富位居第35位。
澎湃新闻：除了思维文件，思维克隆人还能如何复制人类的意识？
罗斯布拉特：我想如果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用很小的波长扫描技术扫描大脑中所有的神经连接，但这种技术还要几十年以后才能实现。所以使用思维文件更容易创造一个思维克隆人。
澎湃新闻：人们留在网络上的数据能够真正代表他们吗？有时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和在虚拟世界中的表现并不一样。我们如何能确定哪一部分才是真实的自己呢？
罗斯布拉特：如果思维软件足够好，那么人们留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就足够了。这需要从心理和法律层面来逐一分析这种数据组成的代理人是不是原来那个人，或是一个全新的法律主体，再或者仅仅是一个假装具有人格却没有自我意识的软件。我相信在21世纪，网络心理学和网络法律学会成为从业人数最多的职业。
澎湃新闻：你讲到思维克隆人同样拥有权利和义务，它们可以拥有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有哪些？
罗斯布拉特：思维克隆人应该享有任何公民都具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们享有的权利：只要它们不伤害其他人，就不能被杀害；它们也有权享受自己的生活、工作、阅读，也能在线观看电影、玩游戏和进行互联网社交。它们要承担的责任：尊重法律，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
澎湃新闻：你说思维克隆人能使我们得到永生。假设现在一个叫做迈克的人死去了，留下他的基因克隆人和思维克隆人，那么两者中的哪一个能让我们相信迈克复活了？
罗斯布拉特：我们最终还是需要从心理和法律层面来决定思维克隆人迈克是不是原本那个迈克。思维克隆人迈克会被心理学家面试，心理学家也会拿到迈克本人的数据记录。心理学家会把面试结果交给那些确定思维克隆人迈克身份的律师，律师再去申请正式的官方认证。我觉得一开始取得官方认证的思维克隆人肯定不多，但随着思维软件质量的提高，认证的成功率就会提高。100年之后，人们将习以为常地依靠思维克隆人继续生存。同时，那些未能取得法律认证的思维克隆人仍然会被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当作某人的复活体，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人格和记忆。而迈克的基因克隆人是永远不能使得迈克重生的，因为基因不能复制我们思维的内容，而后者在法律上决定我们的身份。
澎湃新闻：如果思维克隆人拥有自我意识，它们对人类来说会非常危险吗？或者它们比基因克隆人更加危险？
罗斯布拉特：我不认为思维克隆人会变得危险，因为危险的软件是不会有市场需求的。例如没人会购买不能刹车的汽车，也没有人会购买引火上身的设备，同样，没有人想要制造一个可能发疯的思维克隆人。我在书中也解释过，不管是谁创造出一个思维克隆人，在思维克隆人取得法律认证的身份之前，都需要对它的所有行为负责。当然可能有例外，可能会出现犯罪的思维克隆人，但和犯罪的人类并没有什么差别，它们会被警察捉住并绳之以法。我在书里也讲到，有些思维克隆人还会成为警察，因为有时候需要用一个思维克隆人捕捉另一个思维克隆人，就好像我们现在“以贼捉贼”。
澎湃新闻：思维克隆人会成为学者的好帮手或者代替学者吗？
罗斯布拉特：我相信思维克隆人能成为学者的好帮手，就像不同国家的学者能成为彼此的好帮手一样。
澎湃新闻：什么样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怎样的工作不会？
罗斯布拉特：思维克隆人和人工智能不太一样。人工智能是一种软件，而思维克隆人是具有意识的人，即使没有皮肤。思维克隆人在它们的思维文件中会运用到人工智能，但就像有血有肉的身体运用生物反应一般。人工智能可以去做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不愿意去做的工作，一般是那些不太需要人际交往或者个性表达的工作。而思维克隆人会倾向于做那些人类意识为必要组成部分的工作。
澎湃新闻：人类劳动力最终会被人工智能代替吗？人工智能会让所有人都失业吗？社会会进入混乱状态吗？
罗斯布拉特：人的天性就是在生活中寻求意义，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寻求住处和食物。当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时，我们就会产生更高级的诉求，比如创造美或者为我们的朋友提供情感支持，学习物理学，探索深海和外太空。整个宇宙为人类更高的诉求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当工业革命来临之时，大部分人并没有丢掉工作。事实上，现在工作的总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人工智能将提升我们的人生意义，而社会将迎来一次新的文艺复兴。
《虚拟人》，【美】玛蒂娜·罗斯布拉特/著 郭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年9月版。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3269407251”：最近看了西部世界，如果这种技术实现了，简直是太恐怖了
网友“君亦休”：这个牛人类从60年代吹到了现在，而且还是芯片技术几近停滞不前的当下。实现思维能力，软件方面需要经验，情感，知识。对一个机器来说，知识不是问题，经验这种需要对理论和实践结合东西，至少在作者说的2030年以前，机器还是做不来的。硬件方面需要新材料技术，芯片技术，更先进的存储技术。在这些硬件需求里，新材料技术决定芯片技术和存储技术的发展。要想让机器具备思维能力，需要出现能让上述软件能高效分析存储在一个巨大网络里的海量数据，而且功耗还不能太大，否则会出现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的情况---那个臭皮匠就是人类。更别提感情这样复杂的东西，不具备情感的思维能力只能叫计算，因为人类的思维本身就是理智与非理智的一种结合体。
网友“老不老”：100年内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目前最快的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和能力只相当于人脑的三十万分之一。人脑的计算是由3千亿个神经元以及每个神经元有10条左右链路，也就是3万亿个链路组成的网络，虽然在数学计算上很慢，但并发计算速度及其快。何时CPU能有三十万倍于目前CPU的计算速度，才在硬件上有了可能性，之后是软件设计突破的问题。相比于软件设计上突破，硬件要更加困难些
网友“一向”：看过黑镜么，里面有一集就是根据已有的网络痕迹进行思维克隆，结果呢？
网友“一向”：强烈反对，我真的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即使真的有思维克隆，那也仅仅是拥有和我同样记忆的另一个人格，而并不是我。因为我们是两个个体。
网友“流水”：到时候人类能和机器人组成家庭了
网友“大大咪”：本来想说如果未来是这样那我宁愿停在现在。后来想到思维克隆人实际上是不吃不喝不需要住房交通这些消费的劳动力，那还是挺好的。
网友“zero”：让一写小说的来预测未来科学？
(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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