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沃顿罗蔚: 中国需要自己的超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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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沃顿罗蔚: 中国需要自己的超级英雄

  国产大片《战狼2》最近红遍了大江南北,谁都没有想到,一部带有主旋律的中国式英雄主义大片可以掀起这样的热潮。这部片在网上的曝光率太高了,就算对这种主旋律的英雄主义电影不太感兴趣,也会忍不住想去看,毕竟大家都冲去电影院看了。从那些火爆的战斗场景和真枪实弹,还有霸气的动作戏份都可以看出,电影的制作人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

  《战狼2》在中国大受欢迎,还是说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有中国人才能够做出最适合中国人的文化产品。经过了几十年好莱坞的洗礼,中国观众似乎开始厌倦了西方的超级英雄,他们太需要在银幕上看到一个中国的超级英雄了。《战狼2》成功塑造了一个跟西方不一样的超级英雄形象,刚好点燃了观众的爱国热情。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更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很多大受欢迎的电影都有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内容大多是一个人打败一千几百人,最后成功拯救世界的套路,剧情都差不多又能一直叫好叫座。西方文化不太注重国家使命、亲情友情、军人责任、男儿血性这些东西,中国人其实也不太能接受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可是为什么过去好莱坞大片仍然能够在国内大赚特赚?简单说,就是很厉害的画面、特效、动作设计。当然,在这些东西的背后是金额巨大的投资。看来看去,好莱坞大片其实离我们还是太远了。虽然近几年中国人开始在好莱坞大片中露脸,但大部分还是一些花瓶角色。现在,《战狼2》证明了中国电影也可以做到好莱坞大片一样叫好又叫座。如果一定说跟好莱坞相比差了什么,可能就是一些特效还不够逼真。如果再加大点投资,或许会有更意想不到的效果。

  《战狼2》的成功不会是一个个别例子。搞不好,它就是未来“中国超级英雄”电影系列的一个新开端,相信很快我们也能拍出带有民族特色又能热销全球的大片。中国制造的衣服鞋袜已经遍布全世界,电影无非也是一种产品。就让我们期待在世界电影圈的“中国制造”吧。


中财沃顿罗蔚: 中国需要自己的超级英雄

  8月15日,正在尼泊尔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尼泊尔副总理兼联邦事务与地方发展部长加奇恰达尔会谈。新华网 图

  据新华社报道,正在尼泊尔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15日同尼泊尔副总理兼联邦事务与地方发展部长加奇恰达尔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共同努力,推动中尼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据尼泊尔媒体《加德满都邮报》、《喜马拉雅时报》16日报道,加奇恰达尔在与汪洋进行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三项重要协议,分别为:经济、技术合作,加强中国投资以及在尼泊尔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合作。

  报道称,双方还敲定价值10亿人民币的协议,对尼泊尔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修复和重建,其中包括在2015年地震中被毁的科达里高速公路,以及阿尼哥高速公路和拉苏瓦大桥建设等。

  尼泊尔外交部一份声明中称,双方同意加强中尼边境口岸的作用,加大口岸设施建设。此外,中国还提供100万美元的人道救援资金,帮助尼泊尔近期洪水和山体滑坡的灾后重建。

  中国外交部网站此前发布消息称,应尼泊尔政府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于14日晚抵达尼泊尔进行访问。在尼泊尔期间,除了与加奇恰达尔举行会谈,汪洋还将会见尼泊尔班达里总统、德乌帕总理。

  中尼关系近年来逐渐密切

  据新华社报道,汪洋15日在与加奇恰达尔的会谈中指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尼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加奇恰达尔则表示,尼方期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拓展两国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持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中尼是友好邻邦,两国关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方希望也相信,通过此访双方能够共同努力,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和政府达成的合作共识,深化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今年3月,时任尼总理普拉昌达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均对其进行接见。双方在保持政府、政党等各层级密切往来,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互联互通、灾后重建、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达成一致。

  “近年来,尼各任总理都曾访华,而中国高层少有对尼访问,汪洋此行也是弥补了这一局面”,复旦大学南亚专家杜幼康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

  在与中国发展关系方面,尼泊尔7月初刚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建立边境执法中心,双方在“尊重彼此主权”的前提下,管理并遏制边境犯罪。此外,今年5月,两国政府还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在次月举行的中尼第11轮外交磋商中,两国进一步探讨了各领域的合作。

  在经济方面,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年,中尼双边贸易额8.9亿美元,同比增长2.7%。其中中方出口8.7亿美元,同比增长4%;中方进口0.2亿美元,同比下降30.6%。澎湃新闻浏览中国驻尼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网站发现,在对尼泊尔的援助页面,2017年的项目明显增多,从武警学院项目到地方选举物资,从公路项目到医疗队、贷款等,内容不尽相同。

  杜幼康解释称,中国在尼泊尔灾后重建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对尼的援助不附加条件,尼也希望在与中国经济的合作中分一杯羹,在传统的贸易通道以外,开辟更多合作领域。

  尼泊尔保持平衡外交

  目前,尼泊尔正处在政治转型期,政局复杂多变。落实新宪法、举行地方选举是尼政府今年以来最主要的任务。尼泊尔分别于5月和6月举行了两期地方选举,第三期地方选举将于9月18日举行。此外,5月24日,总理普拉昌达宣布辞职。6月6日,尼大会党主席德乌帕当选为新总理,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地方选举和政府组阁。

  据尼泊尔《新焦点》杂志12日载文分析称,在印度外长斯瓦拉吉访问尼泊尔后的第3天,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就到访,也让尼泊尔在中印这两个巨大的邻国中间更难平衡。但尼泊尔方面也强调,此访以发展为重心,不应与中印洞朗的对峙联系起来。

  “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访问都是很早以前定下来的,加之近年来中尼本身有很多合作领域需要去谈,所以访问时机问题,并不应当过度解读”,杜幼康表示。

  不过,据《环球时报》此前报道,尼泊尔副总理兼外长马哈拉7日在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关于中印两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尼泊尔既不会受中印两国的影响也不会卷入。此为中印在洞朗地区对峙以来尼泊尔官方首次对此发表评论。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关培凤副教授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印度作为南亚大国长期以来对周边国家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对其内政和外交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印度的南亚邻国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牵制和抵消一部分印度的影响力,但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这些国家不太可能会选边站队,既不会为印度的所作所为背书,也不可能冒险得罪印度。

  另一方面,尼泊尔在2017年4月与中国举行的代号“萨加玛塔友谊-2017”的首次联合军演降低了规模,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受到了印度的压力。《印度快报》称,印度近期还向尼泊尔提供了6644万卢比(近700万人民币)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建设学校设施。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维多”:尼泊尔夹缝中求生存

  网友“eccentric”:

  (1970-01-01)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台湾有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两岸这些年交流这么多,大陆这些年发展这么快,台湾人的“中国认同”不是应该上升吗?

  台湾青少年被灌输的“同心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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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民进党背后支持的台湾学生“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图片来源台媒)

  通过和一些台湾学生的交谈,以及网上查找的一些资料,我们会了解到一些台湾青年人的“国族认同”从何而来。

  首先,

  如果他们都出生于台湾“去中国化”教育开始后,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接受了怎样的历史观教育:

  台湾是一个岛,台湾的少数民族是最早的文明。然后中国人过来占领了,然后被荷兰人占领了,然后郑氏政权(只说郑成功,不提明朝)打跑了荷兰西班牙,后来,台湾被中国(清)占领,后来被日本人占领,再后来台湾又被并入中国,然后“中华民国”逃到了台湾。

  明白了吗?

  台湾的历史课不按时序性授课,而是以地域性来授课,先学台湾史,再学中国史,最后学世界史。在台湾史的课程中,不但不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关联,甚至避谈台湾与汉人移民的关系,整个台湾史的格局,就是台湾这块地方陆续受到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汉人的统治,而且无论是郑成功、“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是“外来政权”。

  台湾的教科书告诉他们孩子的历史是这样的:

  以台湾这块土地为核心,往外触及到“中国”,再往外触及到世界。

  这就是台湾所谓的“同心圆”史观。

  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全部从初中起受到这套同心圆史观的教育长大,以“台湾”为主体来看历史,让台湾与中国“泾渭分明”。

  “天然独”还是“人造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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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曾经的历史课纲、教科书。(图片来源:人民网)

  台湾教科书里的这套所谓“同心圆史观”区隔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以“乡土文化”和“多元文化”模糊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将台湾人划分为“我群”,将中国人划分为“他群”。

  通过这样的教育,我们可以了解到,岛内“独”派怎样用“台独”史观毒害台湾年轻一代,进而磨灭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

  在“两蒋”时期,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原本不存在问题,除极少数人主张“台独”,90%以上的民众都坚持“一个中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而李登辉上台后,台湾经历了陈水扁、蔡英文当局等“去中国化”的教育、文化、政治操作后,短短二十几年时间,就已经培养出数量非常可观的“人造独”青少年。

  欲灭其国,先亡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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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高中历史课本。(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台湾的历史课纲修订,始作俑者是李登辉。

  自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上台以来,台湾的历史课纲已经经历了“88课纲”(即公元1999年实行,以下课纲称谓同理)、“95暂纲”、“98课纲”、“101课纲”和“104课纲”5次变迁。

  纵观历年来民进党推行的台湾历史课纲的变化,有两个趋势值得警惕:

  一是大量更改代表国族认同的称谓。

  如“国父”改为“先生”,“国字”改为“中国字”,“国历”改为“阳历”,“光复”改为“战后”,“我国国土面积是3.6万多平方公里”,这里的“我国”仅指台湾,“李白是中国的伟大诗人”,而不是“我国”的诗人,如此等等,共有几千个词的修改。

  二是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不提二战时日本在台湾征兵和慰安妇,也不提台湾人参加中国抗战。

  比如,以“日治”取代“日据”,“抗日战争时期”改为“二战时期”,随后按课纲编出来的高中历史书,谈及台湾慰安妇时,竟有的说“除了风尘女子外,也有自愿到海外去从事‘慰安’的妇女”。而马当局2014年修改课纲时,在关于“慰安妇”的内容上加入了“被迫”二字,一些“台独”分子竟叫嚣,“有何证据证明所有的慰安妇是被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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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二战期间对殖民地女性强征及诱骗从事“慰安”的勾当,有日军情报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及大量人证物证。很多幸存的受害者至死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有阿嬷对下一代怀有期许,认为他们能够替自己讨回公道。但岛内“独”派为实现“台独”,对中国历史进行切割,已到了不顾廉耻、丧尽天良的地步。

  蔡当局仍在推动继续修改课纲“去中国化”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是通过渐进的方式,重新改写台湾人的历史,也改写台湾的历史记忆。

  台湾最近对课纲的一次修改是今年7月3日,台湾“教育研究院”又正式公布了“12年‘国教’社会领域课纲草案”。其中高中历史的中国史部分被大改:废除中国史,将之并入东亚史,把历史课纲从现在的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改成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

  换句话说,

  将来台湾历史教科书将没有中国史,只有东亚史,中国和东亚国家位于同等的位阶,台湾将失去与“中国”的历史连结。

  该草案已送台湾“国教院”课发会审阅,据媒体报道,7月公告,9月开公听会,最快明年初交台当局“教育部”课程审议会审议,预计2019学年上路。

  一旦成真,读着“中国史是东亚史”成长起来的台湾人,还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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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台媒

  “台独”的险恶用心受荼毒的年轻一代

  通过教育形塑的历史意识,是凝聚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

  而台当局正通过教育、文化、社会、媒体各个方面的扭曲“去中”操作,将台湾年轻一代绑上“台独”的战车,成为“台独”派的人质,将来,某些政客或者可以以此向大陆要好处、谈条件。

  可一旦两岸之间的“统独”对立客观形成,这就不只是两岸的大不幸,更是台湾的灾难。

  蔡英文所谓的“天然独”,其实来自人造的“去中国化”,如果蔡当局继续运用行政权及“立法权”加以推进,只会导致和大陆“必须统”的民意加速对撞。

  当一批被人为培养的所谓“天然独”,遇上力量和话语权占绝对优势的“天然统”,其结果为何?

  这在两岸实力对比日益扩大的形势下,是把“人造独”送去当“炮灰”,把台湾学子当成牺牲的世代,这绝对不应是负责任的从政者所应为的。

  台湾《联合报》社论曾指出,

  一部“去中国化”的课纲,或许可以温水煮青蛙打造更多“天然独”,却绝不可能为台湾打造和平与繁荣。

  对“一个中国”的柔性背叛,对中国历史的蛮横切割,对中华文化的弃舍决绝,都只会撕裂社会,把两岸关系推向坠崖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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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反“年金改革”民众抗议蔡英文当局。(图片来源:台湾“东森新闻云”)

  和平宝贵回头是岸

  当前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执政下的台湾,产业空心、民粹横行、政党恶斗、人口老化、人才外流。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只有15.3%的支持率,人民已经厌恶了蔡当局的政治操作,民进党当局还不警醒自省吗?

  历史和文化有其自身规律,把年轻学生当枪使,即便一时侥幸获利,未来也会自食恶果。

  “去中国化”教育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只会令台湾下一代产生错误认知,更加难以面对真相。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评价李登辉的所谓本土化进程时所说,“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这样做只能使台湾人在重新统一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

  两岸完全有共创和平、共谋发展的机会,而这唯有弃绝“台独”才能达成。至于以“台独”为目标而捏造新史观,只会把台湾推向险境。希望蔡英文在演练坐直升机逃跑时候,多想想岛内民众的疾苦,多想想年轻一代的未来。我们期待岛内“独派”悬崖勒马,也期待台湾的青少年一代早日警醒。(中国台湾网李杰)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公乘子”:大陆招聘台湾人时应该考历史

  (2017-08-12)


  两封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使一场在学界酝酿多时的、关于中国拟建“12米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LOT)的争议大白天下。两封公开信,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陈建生,一封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成员苏定强和崔向群。争论围绕大望远镜的光学系统展开,前者支持国际上最“成熟”的“三镜系统”,后者主张“创新”的“四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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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陈建生

  值得注意的是,两封公开信同时提及了一个中科院天文大科学中心组织的、由国际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该评委会曾在2017年4月就大望远镜的建设方案进行评估论证,并向中科院提交了建议报告

  报告就整体光学设计指出,“总之,要满足国家与望远镜科学委员会提出的极限星等、视场范围、操作灵活性和总造价等要求,四镜‘SYZ光学系统’均不如RC或AG标准三镜系统。因此,我们不再进一步考虑SYZ光学系统。”

  然而,两封院士公开信对这个评估小组和其论证结果的看法截然不同。陈建生写道:“由于建造12米望远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而我们又缺乏经验,我们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与国际同行专家讨论,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因此需要组织国际专家顾问小组,事实证明这些专家对我们的帮助是真诚的,但崔向群认为这些专家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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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崔向群

  苏定强和崔向群则在信中写道:“4月20日的国际评审,实际上是个别人操作,这个人就是在极力要将12米望远镜改为三镜系统的人。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商量和不商量都没有大的区别,告诉前期工作组国际评审时,评审方案、评审专家,评审组长,他早就定下来了,提意见也没有用。更不用那位说评审组长是明显根据授意做,调查也是走过场,根本不听另一方面的意见。评审专家大多不是望远镜光学专家,他们中较多的人估计是不能完全听懂我们在讲的内容。”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联系了国际评审组组长、丹麦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安德森(Johannes Andersen)。8月14日,刚从挪威休假归来的安德森第一时间与澎湃新闻进行了邮件沟通。安德森通过机器翻译的结果,大致了解苏、崔两位院士公开信的要点,结合他个人所了解的背景信息,还原了一些关键的细节,并对信中的部分说法作出了直白的驳斥。

  “一个20亿人民币的错误难以迅速修正”

  作为背景说明,安德森首先向澎湃新闻简短介绍了他个人的学术履历和组织此次国际评审的情况。在措辞中,安德森坚定地强调国际评审的公正性,和他个人的尽职工作,并流露出被质疑的失望和愤慨之意。

  安德森自我介绍道:“我是一名哥本哈根大学的退休天文学家(现年74岁),在天文观测(发表了超过400篇文章,被引用超过13000次)和仪器建造方面都有所参与。1986年以来,我13次拜访中国,曾协助建成LAMOST探测器。在甚大望远镜项目(VLT)期间,我当过欧洲南方天文台科学和技术委员会3年的主席。最后,我主管北欧光学望远镜(NOT)长达11年。我的夫人兼同事比吉塔·努德斯特伦(Birgitta Nordström)博士,有相似的科学背景和对中国的了解,也积累了大量的国际评审经验。这次,我们访问了项目所有提案方,包括崔博士(她还参加了2013年我们在丽江办的70岁生日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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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评审组组长、丹麦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安德森(Johannes Andersen)

  安德森强调了评审组的独立和客观性:“选择独立评审组成员的标准,是他们在现代大型望远镜的各个领域(包括光学系统,也包括了影响观测图像质量的许多其他方面)上的科技声望。此外,他们与这个项目或任何竞争性项目都没有关联(尤其是经费上的关联)。基于各个项目组所提交的报告、45分钟展示、1小时的讨论,我们对方案的科学性、技术性、操作性进行了评审。我们没有收到中科院天文大科学中心的任何授意或限制(否则,我们当时就会请辞!),也没有索要任何酬劳。我们的报告由我自己起草,一次次修改,直到文本和结论被所有成员一致认可。我希望这份报告,如我们一直敦促的,能尽快公开。”

  安德森指出,“现在主要的迷惑点是:南京天光所的设计理论上会产生完美的图像,然而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这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现代望远镜成像很复杂,不仅仅是几个镜子的问题。”

  总体上,安德森认为,如果中国的十二米望远镜没有采用有竞争力的光学系统,那它就会像LAMOST(郭守敬望远镜)一样,一开始就落后了。“科学进展不等人,而一个20亿人民币的错误难以迅速修正。”

  “这完全是在颠倒黑白”

  针对苏、崔两位院士公开信中对国际评审组的评价,安德森写道:“我很遗憾地说,这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明白地说,我们没有得到薛随建博士的授意(编者注:苏、崔并未明指授意来自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评审组成员名单在报告里列出来了,崔博士都认识(其中2名是她80年代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工作时的同事)。她为什么说出颠倒事实的话,这需要她自己解释。”

  苏定强和崔向群在公开信中就四镜系统和三镜系统的优劣作出了总结性的陈述。他们写道:“任何一位望远镜光学专家都很清楚:这架12米望远镜在技术难度上无论用4镜系统还是3镜系统都是一样的风险和难度。……

  我们不仅研究和提出了4镜系统的方案,还深入研究了包括R-C系统的各种三镜系统的方案以及5镜系统的方案,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结论是中国的望远镜不能复制美国30年前设计的10米望远镜(R-C三镜系统),而应该坚持能很好地结合和应用当代新技术,又没有额外的技术风险的4镜系统方案。……

  我们作为对R-C系统理解最深刻的人,我们也认为R-C系统统治望远镜光学系统的时代应该过去了。”

  安德森直白地驳斥道:“这是无稽之谈。她不敢在国际会议上这么讲。首先,R-C系统已有百年历史,而非30年。其次,双镜R-C系统是个可选的方案,而非四镜(其实是五镜,南京天光所设计的45度的第四面镜子无法自适应)。第三,现在大家还在造10米级的R-C望远镜。第四,10米凯克望远镜(我想她指的是这个 编者注:美国1980年代在夏威夷建造的望远镜)用了R-C光学系统(双镜!),不是用不具竞争力的光学系统建造12米望远镜的科学理由。那纯粹是政治,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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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夏威夷的10米凯克双镜

  尽管安德森在邮件中向澎湃新闻表示,他同所有国际评审组成员一样,在评审之前从未参与过这个项目,也无意继续参与,但澎湃新闻通过一些天文界人士了解到,安德森对项目的发展感到担忧。

  一位国家天文台研究人员曾与安德森在近期的学术会议上进行过交流。安德森认为,“已经不当的选择”给下一代中国天文学家们带来灾难性影响,他们将失去未来在天文物理领域同世界齐驱并肩的机会。

  安德森最后在邮件中写道:“我完全能理解中科院想等事实都摆到台面上再做决定。但现在是时候结束讨论,做出决定了。承担长远的后果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我的,也不是国际评审组的。”

  报告显示,安德森领衔的国际评审组还包括8名成员,分别是欧洲南方天文台工程师伯纳德·德拉布尔(Bernard Delabre)和洛塔尔·努特(Lothar Noethe)、澳大利亚天文台工程师彼得·吉林厄姆(Peter Gillingham)、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席格森(Paul Hickson)、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斯图尔德天文台教授约翰·希尔(John Hill)、日本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成相恭二、德国波茨坦莱布尼斯天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杰斯伯·斯多姆(Jesper Storm)、加法夏望远镜研究员Kei Szeto。

  中国大口径光学望远镜尚未立项

  12米口径光学红外望远镜是“十三五”时期优先布局的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目前,中国最大口径的通用光学望远镜还停留在2米级,远远不能与国际上一批一流的8-10米级通用光学望远镜相比。这已严重掣肘中国的天文研究。要知道,美国早在1917年就建成了2.54米口径的胡克望远镜。

  “三镜系统”主要设计者、项目提案方华中科技大学的马冬林称,2017年6月30日,国家天文台在参考华中科技大学三镜系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撰写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项目建议书”,并提交给中科院,拟通过中科院上交国家发改委。

  2017年7月10日,“迫于南京天光所崔向群院士和苏定强院士的压力”,中科院在内部重新组织评审小组针对LOT望远镜概念设计方案进行了新一轮评估。最终的评审结果是11票支持、3票反对、7票弃权,推荐四镜方案为LOT项目建设的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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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8月4日,陈建生率先通过公开信,批评崔向群未经实践的4镜系统“为创新而创新”、“国外搞3镜系统,我就要搞4镜系统”,强调要尽可能采用国际上最成熟的技术,“国际上已建成的超过10台10米级望远镜,无一不是采用3镜系统”。此外,作为天文学家的陈建生批评搞技术的崔向群和苏定强是将自己技术上的“创新”强加给天文学家,是“技术绑架科学”。

  陈建生也评价崔向群负责建造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并不是很成功的望远镜,但媒体的夸大宣传,使她自认为她是国际上的大权威。”

  8月6日,苏定强和崔向强同样以公开信的方式“自卫反击”。他们强调“没有特别不成熟的技术”,反问陈建生“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样不顾一切地反对中国自己的东西?”

  苏定强和崔向群在信中多次指出陈建生“知识缺乏”、“小看天文仪器专家”、“特长是打击别人”,批评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薛随建“崇洋媚外”。他们总结道:“中国的望远镜不能复制美国30年前设计的10米望远镜(R-C三镜系统)”。

  争议很可能造成望远镜的“难产”。据《知识分子》报道,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曾回复陈建生:“目前的情况是:1、时间很紧,国家要求‘十三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今年年底前完成项目建议书批复、2018年底之前必须开工建设;不能按时开工的话项目将会被调整,并且会影响今后其他天文项目的立项。2、存在争议的项目发改委不予受理,我们需要尽快内部达成一致意见。”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gary900”:听不懂话是吗?

  网友“登高”:支持三镜方案,不能为了个人和小团队的利益影响中国下代天文学的方向

  网友“西陵侠”:不懂望远镜。但科学技术方面只能讲道理、讲原理,不能搞人身攻击,否则我们怀疑动机。

  网友“柳随风”:这篇文章是有倾向,还是把评估报告公开比较好。

  网友“真我平常”:这么重要的项目,有争论应该先争论,等学术界意见一致了再实施。不能为了实施项目或者为了把资金用掉仓促上马

  网友“陌葉LIN”:谁拿到话语权,谁就是下一波的天文头子………

  网友“陈友谅”:科学争论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不是本专业的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小编这种有偏向性的文章也不可取,难道你懂技术?更不应该把人品掺杂进去,很低级

  网友“革命哥”:解决争端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继续让他们争论下去啊,干嘛非得争分夺秒呢?

  网友“云月天山雪”:为了高价天文望远镜的建设,研究员和设计师吵起来了…

  网友“炽天使__Lucifer”:你以为自己是相面的吗?

  网友“雾锁云岩”:你们懂得天文望远镜?

  网友“登高”:此发言已被用户删除

  网友“小风201701”:到目前为止我们建的最大的是2米,现在建12米是为了填补空白,追上世界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目标是什么?是有和没有的区别,为何拿第一个来做实验上4镜系统?绑架道德的评论实在是有失作为院士的颜面。

  网友“gary900”:最稳妥的是做一个10米的。

  网友“雾锁云岩”:你们懂得天文望远镜?

  网友“山西省澎友”:这个好办。我们目前不是还停留在2米级吗,这太落后了。先妥妥建一个国际上技术成熟的12米三镜望远镜投入使用。四镜、五镜的慢慢论证,不急。再说了,看面相,陈建生比较靠谱:)

  (1970-01-01)


  上海市政府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16日在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上海市市长应勇、中国信保董事长王毅出席签约仪式。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中国信保副总经理黄志强代表双方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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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现场。张春海 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见》及有关要求,加强上海市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职能履行的指导,更好地发挥中国信保对上海开放型经济发展和外贸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上海市政府与中国信保将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扩大合作领域、拓展合作深度,促进上海外经贸和出口信用保险健康快速发展。根据此次签署的协议,双方将在健全完善出口信用风险防范体系,加强政策措施保障,构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际通行的贸易促进和保障的重要手段。中国信保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贸发展与合作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截至2016年末,中国信保累计支持贸易和投资规模超过2.8万亿美元,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94.8亿美元。其中,对上海外经贸支持规模累计达1630亿美元,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2.9亿美元。

  (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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