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随着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们正紧锣密鼓填报志愿；然而，在全国不少地方，却曾有很多优秀考生填报志愿的自由，被他们的学校强行剥夺了。北京某重点大学一位负责招生工作的W老师日前爆料，去年他在南方Y省进行招生工作时，当地学生反映，他们中学的校长要求该校全部20多名高考分数超过660分的学生，不论心仪哪所大学，都必须报考北京大学医学部。（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7月10日）
学生的高考志愿填报，事关前途、人生发展，家长不宜强硬干预，学校更无权越俎代庖。校长干预学生志愿填报，要求所有超660分的高分考生，不论心仪哪所高校，一律报考北大医学部，无疑很荒诞。打个比方，清华大学的名头无疑响过东南大学，但建筑设计专业却一向双峰并峙，要是学生对建筑设计有兴趣，分数够不上念清华，还够得上念东大的，却要他去念个清华医学部，这不是拉郎配吗？
该校长要求超660分的考生一律报考北大医学部，无非因为北大医学部的录取分数线比北大其他院系专业低，考上了北大医学部，也是考上了北大。一些中学软磨硬泡、轮番“劝说”高分考生填报北大医学部，在志愿填报前做大量“动员”工作；甚而个别掌握考生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的校长，还擅自给考生填写北大医学部志愿。各省（市、区）招生考试院连年下发通知，明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盗用考生本人密码，不得干涉考生高考报名、密码设置及志愿填报”。似此校长心痒痒手痒痒，不是公然触碰“红线”嘛！
中学干涉学生志愿填报，怂恿蛊惑高分考生填报北大医学部，自是于己有利的。一则，考上北大的学生多，利于学校在教育市场的竞争，招徕生源，二则，更关键的是，契合其“政绩”需求。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对当地教育事业发展，制定了极其“功利”的量化考核标准，包括考核一所中学有多少学生考上北大、清华两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考核压力传导之下，也就导致了相关中学行为扭曲。
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到要拿学生的志趣梦想、人生前途来为“教育GDP”指数增色，来染自己的“政绩”红顶子，甚至还打着“感恩学校”“报答学校”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去侵犯考生志愿填报自主权，无疑是极其自私、卑劣、无耻的，也给学生上了极其糟糕的“最后一课”。
要消除学校干预学生志愿填报，胁迫高分考生填报北大医学部的怪象，首先须对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唯北大、清华两名校是举的不合理教育考核标准来一次大清理。此外，对学校干涉考生志愿填报的行为，也得严明纪律，严肃追责。希望今年不再有学校干涉考生志愿填报的事情发生。
于立生
1792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乃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培先生长期在德国学习、研究，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曾说过，德国近代的发展是基于成功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师，造成了一代优秀的公民。作为教育家，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1917年，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
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邀请另一位教育家范濂源为次长，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后来他自“把两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转引周元度《蔡元培传》）
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为时很短，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不久他就再度赴欧洲学习、考察去了。直到 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一举奠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的原则，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年，袁世凯脱下皇袍，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光复会老会员、国会议员陈黻宸、北大教授马叙伦等向教育部推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还在犹豫，不少老同盟会员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坚决反对（如马君武），认为北大太腐败了。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象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把他看作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他的目光要远比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 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 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二千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四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二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一年，期满得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二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然露出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火种、传统。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楷书13”：敝人实在不敢对蔡老说点什么，何也？大师之大师啊，在下躺下往上看也看不见大师之冠。我只能说时势造英雄，不是那样的学术环境，大师再高明也办不出那般名校。时代呼唤英雄，更呼唤环境。就像一个婴儿，母亲总不放手，总怕磕磕绊绊，总怕鼻青脸肿，他永远不会走路，更不说迅跑。
(2017-07-04)
编者按
2014年7月16日，“张嘴就来”第19期青少年演讲夏令营进入第四天。下午，两位北大学子来到营地，为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的一课。和北大状元面对面，听他们激情四射的演讲，和他们进行互动交流，孩子们既兴奋又专注。从这一刻起，一粒种子已经埋进心底，“北大，等着我们！”
开课预告：
张嘴就来青少年演讲夏令营（北京班）：2017年7月16-21日开营。
张嘴就来青少年演讲夏令营（上海班）：2017年8月13-18日开营。
微信联系演讲力训练赵老师：PKUZZJI，就有机会领略夏令营孩子们演讲风采！
(2017-06-28)
高考即将出成绩了，刚刚解放的考生们要面临这个重要程度不亚于高考的填报志愿这个问题了，今天社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辽宁地区哪所大学的什么专业好，瞧好了您……
划重点
辽宁高校有两个本科专业荣膺2016中国七星级专业！！
辽宁小骄傲
东北大学：自动化专业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与其自动化专业
下面给大家介绍辽宁地区五星级以上的专业
这些信息只作为大家报考的一个参考，社长认为要以兴趣为先，大学生活主要还是要看自己在大学的四年时间里能不能让自己为未来积蓄能量，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不要让自己后悔
注意
社长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以上信息中没有出现的社长所学的广告学专业
我们的沈阳工业大学广告学专业可是拥有着100%的就业率的专业，欢迎大家报考，我在工大广告等着你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3698217098”：基本上除了东北大学就是大连理工。这也和两个学校是辽宁高校第一集团事实匹配。
(2017-06-21)
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载史册。
那一年，570万出身不同，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人共同走进考场，参加中断了10年的高考。27万人走进了大学，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中国也由此悄然改变……
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新京报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我的高考”，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改革发展史……
本期人物：陆步轩
▲陆步轩，1965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2003年，因在西安街头卖肉的事被媒体曝出，被称为“北大屠夫”。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陆步轩看起来一点也不“北大”。年过五十，他有点驼背，皮肤黝黑，任由发根一截截发白。他每天要抽掉一包半二十块钱的烟，一边抽一边咳嗽，一笑露出被烟和茶染出褐色的门牙。
“我这个人就是穷命。”陆步轩说。尽管有“北大”和“商人”两个头衔加持，他仍然习惯把农村出身挂在嘴边。(更多新闻，请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bjnews_xjb)
未名湖边，“北大”曾是他改变命运的全部指望；猪肉摊上，“北大”又变成他羞于启齿的心头重压。
“好几年我都觉得读书没有用。”陆步轩一度收起书报，拎着酒瓶走进赌场；直到2003年“北大才子西安卖肉”的新闻引起轰动，他进入体制，工作12年后辞去公职，如今远赴广东重操猪肉生意。
“北大毕业还不是照样卖猪肉？”这句话曾经是他心头的一根刺，现在他开始反驳，“北大毕业卖猪肉都能卖成连锁店。”
他用了快三十年与“北大”和解。陆步轩说现在他想明白了，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读书能改变思维。
跳出农门
1985年，我以531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家在陕西省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东部农村，家里几代务农。我母亲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我父亲字都认不得几个。(更多新闻，请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bjnews_xjb)
我九岁才上小学，脑瓜发育比较成熟了，学什么都不觉得吃力，基础打得牢靠，从小学习就很好。
那时候从来没想过人生理想这些问题，上学只有一个目的“跳出农门”。
农村太穷了，我小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一顿玉米粥，中午玉米粥下面条，晚上没吃的生扛过去。我初中离家远，住在学校，每个星期回家拿一次馒头，每次都要焙干、晒干，到学校泡着稀饭或者开水充饥。霉变馒头吃多了，到现在我都不爱吃馒头。
我姐参加过一次高考，没考上，差得远。全家都盼着我能考上，那会儿都是统招统分，大学毕业就是吃国家饭的公家人。
第一年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上了西安师专。我把录取通知书撕了。我有个亲戚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他父亲总跟我父亲炫耀，我心里不服，坚决要考更好的学校。
其实我压力很大，成败在此一搏的感觉。我全靠自学，一年的时间生物钟都是乱的，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困得不行了就眯一会儿，睁开眼就学习。夏天蚊子成灾，农村没有蚊香，靠点蒿草驱赶，又呛又热，就那样还在看书。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亲戚朋友送我到村口，挥手告别。我往前走了好久，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还在身后。至今想起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2003年7月25日，陆步轩展示他的北大毕业证书。图/视觉中国
天之骄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北大报到第二天，我赶紧到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一起捎回家。北京可真大，高楼大厦我见都没见过。
我们班21个人，全是各地状元。来自城市的同学无论是视野、知识面都比我们农村孩子广阔得多，我的那点骄傲很快变成自卑。
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学不久宿舍同学夜聊，聊的是哲学。我根本没接触过，赶紧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通俗哲学》。
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我的性格内向倔强。我加入不了同学的话题，就拼命补课，听别人说什么，赶紧去学。
上了四年学，我是很老实的人，三点一线，宿舍、饭堂、教室。北大的教学环境很宽松，不会每节课查考勤，同学们一般派我做代表去上课，我写字又快又清楚，我的课堂笔记是考试神器。
▲陆步轩在北大读书时。受访者供图
北大基本每天晚上都有讲座，都是各个行业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来主讲。我特别喜欢听讲座，对开阔眼界和个人成长的意义比专业课还要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活跃，人心纯朴、充满希望。我在大学读了很多书，什么类型的书都看，看完和同学们讨论，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我们宿舍六个人，来自不同的班级。宿舍经常聚好多人，下棋、喝酒。那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我们觉得文科生能改造社会。
四年很快就过去了，我没能留在北京，一切仿佛做了一场梦，醒来还在原点。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一直羞于提及这段历史。四年前，我从农村娃变成北大学子，毕业分配时的一次错位，又把我打回原形。北大终于没能成为我改变命运的那根稻草。
“把牛养成了羊，把羊养成了鸡”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二次分配。几十个日夜里，我骑着自行车挨个单位去敲门，最后被分到快要破产的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我上午报到，下午就走了，一天都没干。
之后三年，我在计经委帮忙。我住在单位家属院的门房，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拖地、抹桌子、烧开水、给领导沏茶，单位大小麻烦事我都跑在最前。但是因为迟迟无法转入正式的人事关系，我的工资低、待遇差，心情越来越苦闷。
1992年，我“被迫”下海，在单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想出去闯一闯世界。
我最初投入全部家当搞装修，又跟人借了十万块钱挖金矿，都不成气候。我经常跟人说，“我把牛养成了羊，把羊养成了鸡，越来越瘦。”
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生活窘迫，看不见前途，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做了五六年职业赌徒，苦心钻研牌技，赢的钱勉强维持吃喝。
我再也不跟人提北大，也不准朋友提。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我身上就像一个笑话。我跟大学同学断了联系，落魄潦倒，羞于对他们启齿。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女儿出生，为了养家糊口，我开了个小商店，零售利润微薄。入了行我才知道，要想发财得卖假货，这事儿我做不来。有一次我不知情进了假电池，发现以后把几盒货全压在手里，一节也没有卖。
我这人老实，不敢骗人，北大的教育也给我划了道德底线。毕业十年，我对北大的态度很矛盾，我因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不屑于溜须拍马、蝇营狗苟，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这种清高与社会脱节。
▲陆步轩。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2000年，我再次走投无路，只好关了商店，干起投入更小、回本更快的猪肉铺。这对我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杀生害命在我的印象里是街头无赖才做的营生。可是一家老小要吃饭，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作为谋生手段，不干也得干了。
我们租了一间商铺，外边摆摊，拉个帘子里边睡觉。整片的猪进回来挂在那，我看着心里就发憷。
杀猪卖肉的事我没告诉父亲。没有不透风的墙，同村人到县里来在摊位上看到我。父亲急忙赶来，父子对视，谁也说不出话，只有连声叹息。
我成了村里的反面典型，村民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张口就是“学习好有什么用，北大毕业都卖猪肉”。我很少回老家，回去也只躲在家里，不愿见人。
我自己也深刻觉得读书无用，所以也不重视孩子的教育。我家肉摊旁边是个小卖店，卖烟酒书报，我经常去买烟买酒，从来不买书买报，老板一直以为我是文盲。
自己看摊卖肉的时候非常累，经常从早上四点到下午三点吃不上一口饭，我一上午能喝十瓶啤酒，既解渴又饱腹。即使在那么累的日子里，我依然会想起在北大的时光。(更多新闻，请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bjnews_xjb)
“扎扎实实去做一件事”
我卖猪肉纯属歪打正着。我做生意实在，肉质好分量足，回头客越来越多。一开始一天只能卖半头猪，一年以后一天能卖12到15头猪。2001年，我挣了4万块钱，跟工薪阶层比是了不起的收入。
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事情被媒体曝出。“北大才子西安街头卖肉”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媒体开始讨论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我宁静的生活被打破，隐瞒日久的“北大”身份引起街坊邻里的关注。
我突然很恐慌，不知道是好是坏，随旁人热烈讨论，我刻意不看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回避媒体。店门照开，猪肉照卖。
舆论给地方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不断有人邀我回体制内工作。当时我的肉店营利早已超过公务员工资，但是我依然选择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进入体制是为了完成我的夙愿，我是国家统招统分的大学生，原本就应该在体制内工作，是因为分配问题导致了我在社会上流浪。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我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了12年，作为主要力量参与编纂了两部年鉴、一部地方志。2016年7月，我们的地方志评审通过，8月我就提出了辞职。
我这个人不甘于平庸，五十岁了，接着工作下去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十年后的情况，退休、保健、等死。我不想等死。
北大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影响是自由和创新，我迫切地想要挣脱束缚，再干点事情。在猪肉档里浸淫多年，我再次瞄准这个行业，想要打造连锁品牌。前后两次卖猪肉我的心态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生活所迫，第二次是事业追求。
2013年，我回母校演讲，我说自己是北大的“丑角”，那是真心话。北大作为中国顶尖名校，培养的是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而我是个猪佬。
我回到北大同学的圈子里，也开始重新审视“北大”对我们的意义。这两年跟经商的同学交流，尤其是看到农产品领域大有作为，我的想法也变了。
如果不读北大，我可能猪肉也卖得不错，开两三家店面，衣食无忧度过一生。但是现在我的眼光不会仅仅局限于此，我要打造行业领先的品牌，做资本运作。既然进了这一行，就专注地把这行干好，这也是北大精神。既然不能改造世界，就扎扎实实去做一件事。
过去我拒绝“北大”的标签，北大是把双刃剑，你做得好，人说你是北大的，应该的；你稍有差池，人就嘲笑你，北大的就这水平。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就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了。我只希望在他们眼中，我是个真实的人。
▲陆步轩。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同题问答
新京报：你最深刻的高考记忆？
陆步轩：当年高考第一天考语文和政治，考完我觉得考得非常差，很灰心，考完遇上一个同学，我就跟他一起去喝酒了，没想到喝完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第二天考数学就考得很好。
新京报：当年的高考有没有什么遗憾，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怎么看？
陆步轩：没有遗憾，表现还是很好的。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的高考分数吗？
陆步轩：531分。
新京报：什么事，你高考后才明白？
陆步轩：当时考完语文觉得考得特别差，都没有写完，结果成绩出来是全省第二名。很多事就是这样，你以为不行了，其实不一定。
什么是高考标准化
标准化考试是一种按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统一的标准、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考试需要做到试题编制的标准化、考试实施的标准化、阅卷评分的标准化以及分数转换与解释的标准化。
1985年被认为是我国高考改革真正全面展开的开端，推进标准化考试就是其中一项主要政策措施。1985年，国家在广东省开始试行英语、数学两个科目标准化考试。1986年广东、山东、辽宁、广西联合试验高考标准化考试，1987年有7省份参与试验，1988年扩展到16省份参加试验。
1988年，国家教育部门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施规划》，规定从1991年起所有高考科目实行标准化考试。
新京报记者 杨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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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Lee71444833”：85+4=8'9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知道
网友“888信仰”：经历丰富，生活多彩，不服输，勇于挑战，不活在面子上，我佩服你对生活的态度
网友“DXD29263663”：曾经和他很熟，都给饭店供货，他送肉，我送酒水。我赖好还有个破昌河，老陆骑个破摩托，嘴里叼根烟，后座绑着半吊子肉……
网友“飞越地平线2”：感觉像路遥的文笔，字句淳朴，人看了舒坦，不做作，不厌烦！
网友“大叔21610381”：我觉得你对的起北大的牌子 每次选择都特别不易
网友“全伦1”：我因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不屑于溜须拍马、蝇营狗苟，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这种清高与社会脱节。 我成了村里的反面典型，村民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张口就是“学习好有什么用，北大毕业都卖猪肉”。我很少回老家，回去也只躲在家里，不愿见人。 我自己也深刻觉得读书无用，所以也不重视孩子的教育。我家肉摊旁边是个小卖店，卖烟酒书报，我经常去买烟买酒，从来不买书买报，老板一直以为我是文盲。
网友“手机用户53207094774”：北大，知识拓宽了你的視野，才使得你干的如次出色……
网友“莫名比卡丘”：北大清华好比软卧 本科好比硬卧 专科好比坐票 民办院校好比站票 火车到站都要下车找工作 而老板不会问你买的什么票 只会问你会干什么 所以比学习重要的多的是情商
网友“洋葱146196108”：在那个年代，一个北大的高才子，去买猪肉，他的内心是多么大的煎熬，
网友“aa冷眼旁观”：没办法，只怪他命运多舛，偏偏在85+4的那年毕业！
(2017-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