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随着西藏珠穆朗玛峰地区保护野生动物力度增强，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和人类接触也逐渐频繁，这些动物不仅不被人欺负，反而开始“欺负人”。每年近万只家畜被野生动物杀死，人兽矛盾激化。当野生动物开始"欺负人"，我们该怎么办?
要点速读1有一些缓解人兽冲突的办法，但钱从哪儿来是个问题。2运动狩猎优势明显，虽有争议，但不能浅尝辄止。野生动物“欺负人”，并不罕见
过去提起野生动物，人们想到的常常是，它们被滥捕滥杀，数量骤减，被迫远遁。不过，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措施的开展，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野生动物的数量在增长，也开始“欺负人”了。
这并非西藏地区独有现象。在云南地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象也越来越任性。据新华社报道，1991年至2010年，仅西双版纳州一地，共发生野生动物肇事15万余起，绝大部分由野象引发，人员伤亡198人，其中3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7亿元。
在秦岭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内，被誉为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也让当地人爱恨交加。1999年至2008年，秦岭羚牛伤人事件就发生155起，造成了22人死亡，184人受伤。农作物和财产损失不详。
陕西省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羚牛
这类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侵袭人畜的事件，在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牧区也时常发生。
除了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野猪等“三有动物”(有益、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也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野猪为例，其危害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九三学社社员、畜牧师颜华介绍，已有15个省市发生了野猪咬伤、咬死人的事件，多省大面积农作物被毁。由于没有天敌，繁殖速度快，野猪的种群很容易扩张。
虽然从整体上看，野生动物依然需要继续加强保护，但特定物种数量增加，带来的人兽冲突也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毕竟，如果人兽冲突更严重，会降低当地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愿。
被野猪毁坏的庄稼地
有一些缓解人兽冲突的办法，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面对人兽冲突，动物保护组织也给出了一些缓解人兽冲突的办法：如在西藏地区，建造质量更好的羊圈和房屋，为牧民的帐篷建造防熊铁箱;在西双版纳，通过挖沟、搭建电网等方式保护大象侵袭农田;在内蒙古的牧区，加高羊圈、设放假人、悬挂驱狼灯……
不过，这些办法的效果存疑，如在西双版纳，障碍物很容易被聪明的大象破坏，内蒙古的狼群依旧给牧民造成重大损失。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防护措施的钱从哪里来?当地人出，显然不合理;动物保护组织，有心无力;地方政府，资金不足。
防野象壕沟，也很难阻止野象破坏农作物
实际上，不要说出资建防护设施，就是对野生动物导致的损害进行补偿，政府部门都缺乏足够的投入。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致害才会进行补偿。北京地区的补偿比例算高的，对农作物和家畜的损失，也只达到60%~80%，在欠发达地区，补偿的最高数额只有50%甚至更低，这种补偿远不能让当地人满意。
没有合理的补偿，会直接降低当地人保护野生动物的愿望。在论文《基于亚洲象保护的中国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机制研究》中，刘欣博士的调查显示，30.04%的当地居民对亚洲象保护持反对态度，主要原因就是亚洲象损害造成收入减少以及对损害补偿不足，受访者如果能得到满意的补偿，他们当中超过80%会转变态度。
没有合理的补偿，还会引起对野生动物的报复性猎杀。据澎湃新闻报道，西藏地区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其3成食物来自牧民的牛羊，因此对它们的报复性猎杀一直存在。《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雪豹的生态学研究及保护》一文估计，1990-2011年，中国至少有432只雪豹死于报复性猎杀和盗猎。
雪豹三分之一的食物来自牧民牛羊，会遭到报复性猎杀
相形之下，以运动狩猎促进动物保护，是个不错的选择
保护野生动物，政府应该增加投入，但这也意味着纳税人负担的增加。有没有既不增加纳税人负担，也能够增加野生动物保护资金的办法呢?有，其中之一就是开展运动狩猎。
运动狩猎，也叫战利品狩猎。它不同于生存性狩猎和商业狩猎，不是为了食物和获取野生动物的皮毛卖钱，而是追求个人体验，猎杀数量有限、有着严格规则限制的合法猎杀。
在专题《欢迎洋人来华狩猎野生动物》中，我们曾介绍过运动猎杀是如何实现野生动物保护的：
通过拍卖狩猎配额引来有钱的猎手——在严格监控下，猎手完成专业化狩猎活动——高昂的狩猎费用分配给当地居民以及动物保护系统——动物保护事业得以顺利进行——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群体及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以更高的价格引来猎手……
在非洲，猎杀狮子常常要花费数万美元，很多社区因此获益
“以狩猎促进动物保护”是国际通行的保护理念，很多国家的野生动物数量也因运动狩猎实现了增长，并为动物保护提供了大量资金。在美国，有数量庞大的专门针对狩猎行为进行监督的森林管理员，他们的经费来源就是狩猎许可证的销售费用。有数据显示，在美国蒙大拿州，野生动物保护经费有90%来自出售狩猎执照的收益。
中国也不例外，在新疆自治区林业局和“野协”管辖范围内的布尔津国际狩猎场范围内，开展合法国际狩猎活动10年，野生动物数量增长了5倍。时任塔什库尔干保护区保护站站长戴志刚曾表示，他就是靠着以往出卖6头盘羊(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狩猎权的收入，维持了保护区10年的工作开支。
从现实考虑，中国也应发展针对特定物种的运动狩猎。以秦岭的羚牛为例，它主要分布在中国，对运动狩猎者来说有吸引力;袭扰人类的羚牛又是无力攀爬高坡的“老弱病残”，是运动狩猎的“最佳”目标。
更重要的是，羚牛的天敌是老虎，而老虎已经在秦岭消失，唯一能代替老虎，维持生态平衡的只有人。
发展针对特定物种的运动狩猎，不仅能获得收入补偿当地人的损失，增强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愿，还能保护当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可谓一举多得。
有争议的选择可以讨论，但不应回避
中国禁止非法狩猎，但不禁止对野生动物，包括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合法狩猎。然而，现实却是，对野猪等常见野生动物的狩猎，公众并不反对，但对狩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公众非常不满。
2006年，国家林业局拍卖包括盘羊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狩猎特许权的举动，因公众反对戛然而止;2011年，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对外国人申请来华狩猎的申请进行评审，评审获得通过。这意味着被叫停了五年的国际狩猎活动可能重启，引发公众强烈质疑，最终狩猎活动并未成行。
国内一些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反对运动狩猎的理由，主要是以下几点：1、发展旅游比狩猎更赚钱;2、运动狩猎为的是富人的游戏，是为了满足杀戮的快感;3、大部分运动狩猎的收入并没有用于当地社区建设;4、对野生动物数量摸底不清，确定猎杀数量不合理。
其实，这些理由大多站不住脚。发展旅游愿望美好，但大型野生动物多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生态旅游需要大量基建，修路，修水电，搭木板房，不仅对当地环境有很大破坏，也难以保证游客安全，游客到了地方，也可能看不到野生动物。相比之下，运动狩猎投入小，收益大，对环境的破坏也很小。
雪豹的行踪非常隐秘，专业人员都不容易发现它的踪迹
在世界范围内，猎取大型野生动物的运动狩猎都是成本高、投入大，本就是富人的游戏。不让外国或本国的富人来，他们完全可以到其他国家狩猎，满足自己狩猎的欲望，而大把的钱却留在了外国，这样的反对没有任何意义。
过去，中国运动狩猎的大部分收入确实被上级政府使用，用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比例过小，但这不是运动狩猎本身的错，通过规定运动狩猎收入用途和比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野生动物数量摸不清，确实是一个较为有力的理由。按照国际惯例，政府部门在确定每年的狩猎额度时，需要对种群数量和分布趋势有科学、精确的测量，并听取专家的意见。
加拿大北极熊狩猎合法，但在加拿大濒危野生动植物状况委员会的调控下，当地的北极熊数量总体上升
虽然有不少专家认为，我国对重点保护动物的猎取数量还有很大余地，但究竟哪些种类可以猎取，可以猎取多少，猎取数量对每个物种种群之间的数量关系影响是多少，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安全范围。
模糊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担忧，也无法说服动物保护机构，没有各方参与评审的结果也难被认可。2011年，专家评审委员的结果就遭受过“不透明”的炮轰。然而，这不应是禁止运动狩猎的理由，而是一个需要相关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动物保护组织合力解决的问题。主管部门一味回避，不进行讨论才是最可怕的。
在野生动物保护上，中国确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这不是拒绝运动狩猎的理由。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的共识;有争议的，是具体路径。相关部门和机构可以支持运动狩猎，也应拿出具体的数据。一有反对就停止，不仅会加重公众疑虑，也是一种不作为，对野生动物保护更毫无益处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