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长达三小时的视频会晤，双方试图缓和自今年1月拜登就任以来的紧张关系。外媒普遍认为此次会晤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正面预期。对此，美国资深外交官董云裳（Susan Thornton）近日接受“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双方将在更多领域开展更多层级的接触对话，或可解决许多“技术性问题”。
曾参与中美气候变化谈判的她认为，双方可以在推广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上加强合作，还可以在未来城市治理领域增进地方政府交流。但她也强调，重建互信是艰辛的过程，双方需增进两国民众交流、重建公众舆论，“我想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有多少领域需要我们努力”。
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的董云裳，1991年至2018年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长期负责中国及亚太事务，她担任过奥巴马政府的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和特朗普政府的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
资料图：中美国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减少负面舆论对重建中美互信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中美外交谈判的整体模式几十年来有变化吗？多层级对话机制的意义是什么，短期内可以实现怎样的成果？
董云裳：几十年来，中美高层外交会晤变得越来越正式。我看过当年一些会晤的文字记录，比如基辛格和周恩来的会晤，他们可以坐在那里脱稿交谈，和几个顾问一起进行广泛的对话。今天的会晤则更正式。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正式会晤之外努力争取一些额外时间和私人活动，让高层之间可以聊聊天、分享一些经历，这在中美关系中很重要。
未来一年，考虑到国内政治局势，双边关系想有大的进展确实有点困难。但我们可以就一些具体事务展开讨论，比如刚刚看到有关记者签证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这种问题只是技术问题，只要我们了解两国的不同体系机制，然后找到两边都适用的解决方案，就能取得进展。
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机会：进入一种更像商业关系的关系。尽管会有很多问题和分歧，仍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不那么情绪化，最终共同取得某种胜利。但我们现在需要开始工作，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有多少领域需要共同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曾说，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去了互信，如何才能重建这种互信？
董云裳：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体系完全不同，自然会有很多误解。我真的觉得美国人感受不到中美之间的制度性差异，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真的关注外交政策，所以他们会很自然地将自己的知识投射到中国身上。这就是造成很多误解的原因。
如何恢复互信？这里有很多问题，但公众舆论是主要层面。美国媒体是美国人获取中美关系信息的渠道。过去几年，由于上一届政府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舆论存在着对中国无情、消极、暴躁的情绪。一旦媒体开始一种叙事方式，你就很难改变它，舆论是个庞然大物，这就像驾驶泰坦尼克号调头一样，如果双方媒体能改变负面情绪，对扭转舆论会有帮助。
此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绝对重要的。疫情让我们大大减少了这种交流。我们真的需要找到一种办法，让中美之间的普通人、学生可以来回旅行、学习。必须超越新冠疫情的阻隔，重新建立这种人与人的联系，以解决这个基础问题。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31日报道，格陵兰岛，瑞士艺术家Gerry Hofstetter用冰山投射影像，呼吁关注气候变化。图片来源：ICphoto
让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像疫苗一样容易获得
中国新闻周刊：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已取得诸多进展，但也有声音批评两国在COP26上达成的共识不够“惊喜”，你觉得中美气候合作下一步可能在哪些具体领域有突破？
董云裳：在COP26期间发布的中美联合宣言是一个框架，列出了一大堆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没有太多关于如何在这些问题上合作的细节。我认为双方会继续对话，并试图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如何高效和广泛地传播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技术成果。
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发展气候变化技术方面会有一些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能让技术发展得更快，我们或会因此得到更好的技术。但是，我们必须有速度、有规模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一旦技术得以开发，就必须确保这些技术能以合理的价格尽快得到普及，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能否让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像疫苗一样在全球推广，这是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所在。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废除了70多项奥巴马时代的环境政策，现在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又在阻挠拜登的清洁能源计划。华盛顿及美国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真的有共识吗？
董云裳：我认为美国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你提到华盛顿的一些政治表现，但美国的社会体系非常分散，有关气候变化的调整与改变交通方式、能源网络、建筑能耗等等有关，大部分需要私营部门而非联邦政府来完成。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即使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私营部门，包括大型能源公司，都在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当然，现在我们需要加快步伐，如果政府能提供补贴和政策支持，对推动私营部门的转变会有很大帮助。但我认为美国投资界、私营部门和市场的表现，代表了社会上的广泛共识。共和党人可能会继续用政治手段对抗拜登政府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但我不认为这会阻碍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资料图：美国总统拜登。
美国需要重新思考整体外交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面临202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正在选战中打“中国牌”迫使拜登对中国更加强硬。拜登及民主党会不会因此而选择一种更强硬的对华态度？
董云裳：共和党人看起来确实持强硬的反华立场，这可以转移人们对上届政府的错误的注意力。我想大多数美国人都明白，我们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是由中国引起的，而且需要中国参与进来解决问题，至少要直面中国并与之打交道。大多数美国人，当认真考虑现实情况时，他们明白这一点。
但共和党给出的是另一种叙事。当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想抓住一个单一的因素，现在有人告诉你：是中国正试图取代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就成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故事。我们必须努力避免掉进这样的陷阱，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我希望中国不要做出那些可以让共和党人指着说“看，我们告诉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无论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第一”还是拜登的“基于中产阶级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都被短期国内政治绑定，缺乏长远的规划。华盛顿是否缺乏长期对华战略？
董云裳：我对此的看法可能不是主流观点。冷战时期，美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外交政策叙事：我们要建立基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国际体系，成为体系的领导者，并捍卫这个体系。冷战结束后这种叙事在美国依然是共识，但是世界变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对华政策是什么，而是美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和愿景是什么，以及美国社会如何就新的外交愿景达成共识。
特朗普展现了一种“美国第一”的冲动，实行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但这不能在国内赢得共识。我认为，美国新的总体外交政策必须涉及：在国际体系的发展中，美国可以不是唯一的领导者，但必须拥有重要的发言权。
至于冷战时期的联盟政策，“在世界各地都有合作伙伴”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这部分政策可能会得到保留。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新时代，我们结盟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广泛的伙伴关系可以维护当前的国际体系，而这个体系会保持对大国的约束，防止彼此开战。
此外，我们的全球经济战略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关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国家作用的讨论，目前还没有答案。我想同样的事情也在中国发生，我们正在目睹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不仅是美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中国领导人常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试图抓住机遇，找到新的政策，弄清楚我们要到哪里去，以及如何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年初时曾表示，相信中美关系会在未来十年内好转，你理想中好转后的中美关系是怎样的？
董云裳：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双方一直都有竞争，有分歧和摩擦，又总是一起合作。但即使在一些人们认为存在威胁、需要对抗的新技术领域，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参与者，未来也将合作，包括制订各种技术使用的国际规则。
所以，我认为我们会在很多领域发现，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竞争也不能没有彼此。希望未来10年内中美双方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我和基辛格谈过，也和其他人谈过，我们都认为中国、美国和国际体系之间需要一种共同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会改变，都会被面临的外部挑战所塑造，会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总体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双方可能还不是很舒服，但这些必须共同应对的挑战将决定我们关系的最终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