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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此刻，新春带着新的希望、新一年的“开局”，抵达这座城市。
春节前夕，成都已经布下棋局——在成都市两会期间，“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等，均是重要议题。
时间再往前，在“规划”亮相前，还有一场又一场座谈会，年轻干部座谈会、专家学者座谈会、企业家和行业协会座谈会……
更早，还有一场特殊的会议在上海举行：2020年11月24日，成都专程来到对标学习的城市上海，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听取对成都“十四五”发展、2035远景目标以及2050发展战略的意见建议。
许多亮闪闪的名字，与成都未来有关：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道根、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成都未来什么样？如何抵达世界城市？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将对话这些建言成都发展的专家，解局“现代化新天府”的发展路径。
自去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提出以来，“一体化”的概念被频频提起。2021新年第一天，中欧班列（成渝）号正式开行。从此，成渝两地开行的中欧班列全部冠以“成渝”名号，再不分彼此。
“成渝的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在成都市两会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一年里，陆铭曾多次就区域经济发展为全国、地方“十四五”提供建议，他曾犀利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2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其中提到，把南京都市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助力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展。这与陆铭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观点不谋而合。
陆铭提到，关注成渝，在新时期，尤其是双循环新格局下，在西部地区形成“第四极”是迫切的需要。但西部城市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等要素资源有待加强，“一体化”程度还不够。接下来最关键的是，先打造好成都都市圈，加快与周边其他城市一体化的进程，再进一步延展到城市群的问题。
作为西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外有差距、内有竞争”的挑战下，成都的机会在哪里？
如何定义“中心城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与成都的座谈会上，您印象最深的话题是什么？
陆铭：座谈会上，我发言的议题是成都如何在“十四五”以及更久远的时期，处理好成都发展、成都都市圈发展与整个四川省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坊间也常谈论成渝存在“一城独大”的现象。因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中心城市效应很强，有人认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区域间的平衡。
我在会上提出了不同观点——在区域经济里，中心城市具有相当高的首位度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发挥的。当然，这里的“成都”不是传统的城市辖区，是将成都周边30-50公里半径内的其他中小城市纳入起来。我更愿意用“成都都市圈”来描述它们，这也是我对“中心城市”的真正定义。
从现代经济角度来讲，真正意义的区域平衡发展，其实应该是指城市之间人均GDP的差距缩小，此时，自然而然的结果是，经济一定会向首位城市集中，或是向中心城市集中。
这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只要人口和经济同步向中心城市集中，那么不同城市之间可以实现有效协调的发展，进而缩小人均GDP的差距。
作为双城经济圈的“中心城市”，成都的责任很重，但也要讲究循序渐进。我在会上提到，打造好“成都都市圈”是第一步，未来成都的各种文件、规划，应该着重于“成都都市圈”“成德眉资一体化”的概念，逐渐淡化掉“成都市”“成都中心城区”，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发挥出成都作为中心城市对周边其他中小城市的带动作用。目前，上海和广州、深圳已经初步形成了都市圈，它们的半径甚至可以超过80公里，这是成都努力的方向。
之后，这种“一体化”又可以进一步延展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和重庆之间形成“双城一体化”发展格局。
“一体化”难在哪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近期西部多个城市发布的规划纲要中，很多目标都存在同质化现象。这会影响“一体化”进程吗？
陆铭：作为西部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重庆和西安在功能定位和目标设定上有一定重合，这很正常，因为三个城市的区位非常接近。
但我想还是有一些差异化的，应该可以看到，比如成都在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上，表述其实是有所差异的。相比较而言，我认为未来成都在区域经济中的功能会更加复合，这是由于成都综合节点的作用，以及人力资源和城市发展的文化积累等。
所谓平衡发展，正如前面所说，中心城市加强集聚和带动作用，不同城市之间走向人均GDP等大致均等的状态，就是未来平衡发展的一种态势，这些和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并不矛盾。
对成都和重庆而言，自从重庆直辖以来，“省级边界”是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最大桎梏。一方面，城市间原本在功能定位上有一定重合，比如两个城市有相似的制造业规划，很容易形成一个“虽意识到一体化重要性，但体制上仍存在制度的分割”格局，这样的格局会导致双城经济圈建设出现困难。
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双城经济圈应该有一个跨越省级边界的规划。比如，在制度上要建立生产要素在两地之间更加畅通流动的机制，以人口和劳动力为例，两地之间的人口流动一定要是“无障碍”的，同时也可以在当地享受公共服务，推进人口的“自由”流动。
两地也可以通过一些政府合作的公共项目和产业推动来实现合作。比如，成都、重庆的“十四五”规划中都提到要举行西部区域的论坛和展会，如果两地能够通过成都、重庆合作来举办的模式，更好发挥双城合作的功能，从而服务于整个西部的发展，更利于一体化和两个城市的合作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下一个五年，“城市群”的定义和作用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陆铭：我们研究发现，下一个五年，城市群可能会被重新定义——未来的城市群发展，可能更加需要注重市场的力量去调节，而不是通过行政力量去人为地把一些经济联系不是很强的城市划分在同样的城市群里。
与此同时，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会加强，如果全国走向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那么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城市群发展的路径会越来越明显，我们预测，未来的中心城市会逐渐发展成一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起到更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对周边其他中小城市形成辐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最重要的机遇，是处于西部的地理位置，因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格局，需要在西部拥有一个“第四极”来平衡整个国土的空间格局。从区域发展的中心外围体系角度来看，在整个中国城市体系，在成渝位置出现中国第四个中心，或者通俗来讲的“第四极”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双城经济圈距“第四极”还有多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成渝的经济、产业、政务服务等同城化程度低于长三角等地区。双城经济圈距离“第四极”还有多远？
陆铭：首先必须要正视落差。海洋经济发展的时间非常久，我相信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格局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这种落差不用被夸大，因为它并不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变成中国经济“第四极”。一方面，中国需要在西部地区形成“第四极”，与其他三极不是绝对竞争的关系。前三个城市群都是沿海地区的城市群，它的经济体量、人口总量都更大，并且在全球化时期，由于沿海城市接近港口，在高等教育资源有领先优势，以及很强的创新能力。
对成渝地区，尤其对成都这类文化产业基础较好、高校实力较强，以及在新经济方面有先发优势的城市来说，在目标设定上，是可以适当缩短跟沿海地区差距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缩短差距，成都可以做什么？
陆铭：接下来，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下，内需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而言，发展面向内需的产业，可以克服远离港口的劣势，会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我认为成都在“十四五”规划中，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思路很好，同时也要提前思考以下三点：
一是要科学评估成都目前的城市发展的产业总量与所能容纳的人口总量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随着城市扩张，出现投资规模不足，或城市边界格局过大、导致低密度的问题。这需要科学的评估和规划，要好好研究城市的空间格局、产业发展和人口容量这三者的关系。
二是要研究成都的产业定位，我注意到，成都过去有“两山夹一城”的独特地形，这种盆地地形会导致原来制造业的发展，是有环境承载力的顾虑。通过成都东部新区的建设，推动空间格局向“一山连两翼”转变，有部分制造业可以分配到东部新区。但未来，东部新区的产业发展依然需要考虑地形带来的影响，以及处理好制造业与环境保护、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
三是作为核心大城市，成都服务业比重还将会越来越高，这和成都在高校资源、科技研发能力、新经济产生的能力积累相对匹配，随着双城经济圈一体化，成都的产业势必会相对偏向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比重越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就会变得更加重要，服务业和以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将是成都的破局点。
从目前发展格局看，成都已经出现了一些职住分离的问题，尤其是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现象比较普遍。未来，成都应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空间格局调整，仔细研究如何将产业人口公共服务更好合理布局。我认为，成都有必要对微观个体，尤其是居民对居住和工作地的选择，以及企业对空间格局的选择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希望我们有机会为成都的发展作出贡献，提供研究思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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