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曾用名沈晓光，女，汉族，1921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46年8月入党，浙江萧山人。新华通讯社原国际新闻编辑部干部。杨之华之女，瞿秋白继女，著有书籍《秋之白华》。获“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奖章”“七一勋章”等。
2021年6月29日上午，中国首次“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勋章共颁发给29人，表彰各行业的杰出党员代表，瞿独伊是新闻领域中唯一的获勋者。今年100岁的瞿独伊老人前段时间因病在医院治疗了5个多月，近日刚出院回家休养。她女儿李晓云代她参加仪式后，于7月1日下午回家，亲手为她戴上了这枚珍贵的“七一勋章”。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也向瞿独伊发来贺信，感谢她当年为苏俄人民做出的贡献，祝贺她荣获“七一勋章”，并祝她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坚贞不屈，直面牢狱与战争的磨炼
1921年11月，瞿独伊在上海出生。三岁时她的母亲杨之华因丈夫沉迷欢场不负责任，毅然决定与他离婚，并和瞿秋白结为夫妻。这个新爸爸比之前的爸爸爱护独伊一万倍，妈妈的脸上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忧郁，一天天绽开了笑容，小独伊就在这么一个幸福完整的家里慢慢地成长着。
瞿秋白一家，中间是瞿独伊
1928年4月，身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与周恩来冲破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提前抵达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联进行的筹备工作，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中国革命奔走。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6岁半的小独伊也秘密抵达莫斯科。“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她回忆道：“‘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每逢他们休会，我便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如今，瞿独伊是中共“六大”唯一健在的见证者。
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第六届三中全会。杨之华也要回国参加革命，不得不把年仅9岁的小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委托共产国际著名政治活动家鲍罗廷夫妇照顾。从6岁到20岁，瞿独伊一直在苏联生活。包括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瞿秋白被捕牺牲的噩耗时，14岁的她也是孤身一人于异国他乡，在巨大的痛苦中艰难地支撑了下去。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瞿独伊也投身于战争。当时德军轰炸机不断地朝莫斯科投掷炸弹，那些投下的炸弹常常落在房顶上。为防止炸弹在建筑物上爆炸，她和同伴们站在屋顶，仰头看到炸弹从头顶落下，就飞快朝落点冲去，然后迅速用铁夹子把炮弹夹起来，丢到远离居民的地方，以此保护躲在大楼里的人们。她就在这种极度危险、随时可能牺牲的环境里，为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事业坚持战斗着。
为了表彰瞿独伊在卫国战争时期做出的贡献，2015年4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勋章”授予了她：五年后，99岁的瞿独伊又获得了“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纪念奖章。
1941年9月，杨之华到苏联接瞿独伊，按中央指示回国抗战，母女俩经哈萨克斯坦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准备奔赴红色根据地延安，却被拦截。次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反共，派兵软禁、逮捕了包括瞿独伊母女俩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在疆人员及家属150余人。
为了给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制造压力，迫使其叛党或脱离组织，盛世才千方百计折磨狱中的共产党员家属。杨之华和瞿独伊所在的监狱里大部分是妇女同志，还有20多个幼小稚嫩的孩子，有些甚至是在牢里出生的，还有一些重病号和残疾军人。狱中条件极其恶劣，环境潮湿阴暗，一日两餐只有故意掺了沙子的发霉馒头，偶尔才有烂白菜汤。很多人遭受了残酷的严刑拷打。1943年9月27日，被捕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惨遭杀害。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瞿独伊多次目睹敌人押着母亲去受审的场景，听到杨之华大声揭露国民党出尔反尔、迫害共产党人的阴谋。敌人拍着桌子叫嚣着要枪毙杨之华，可她毫无惧色：“我们从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就准备好了掉脑袋。”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瞿独伊独自面对敌人的审讯时也从未有过一丝动摇。敌人看她年龄小，诱惑说可以放了她，给她安排一份好工作，让她不再受苦受罪。瞿独伊像母亲一样挺直了腰，清晰地回答道：“我绝不单独出狱，也绝不为你们工作，我们没有罪！你们理应把我们全体同志无罪释放，并把我们送回延安。”
被软禁时，瞿独伊和同伴们经常偷偷看书，狱警来时就把书东藏西藏，有的时候藏不住，书就被拿走了。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说，有一次书被拿走后，杨之华又趁乱拿了回来。她们藏的有中文和俄文的革命书籍和教少儿识字的书，杨之华还编了一本俄文字典教大家俄语，自己编歌曲教小孩子们唱，鼓励狱中的儿童们学会乐观坚强。
1946年，众人经中央营救获释，瞿独伊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在战场上进行新闻报道，同年8月被批准入党。四年苦难的牢狱生活，她不仅经受住了敌人的威逼利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就更深刻地理解，觉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
精通俄语，播报新中国成立的宣言
1949年10月1日，28岁的瞿独伊受命为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她所在的西观礼台靠近城楼一侧，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主席。15时许，瞿独伊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那一刻天安门风晴气朗，红旗漫卷，大江南北的人民与北京一起欢呼，漫漫长夜过去，光明的未来即将照亮所有中华儿女。瞿独伊回忆道：“那种热烈的场面，我从未见过。当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冉冉升起的时候，许多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激越的心情还未平复，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的呼喊声就传到了她耳边：“独伊独伊，你快来。”瞿独伊抬起头，正看到廖承志着急地走过来。他说：“你快来跟我上车，去广播电台，广播刚才毛主席的宣言。”两人匆忙走下观礼台，朝广播电台奔去。到了电台，瞿独伊先用留声机将译好的宣言录了一遍，感觉有两处录得不太顺，她立即重录，终于达到自己认可的标准。
可以播报了，一道精准流畅的女声俄语广播迅速跨越五大洲四大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声音响彻寰宇。时隔十多年，她终于在天安门亲眼见证了父辈们牺牲生命换来的新中国。
筚路蓝缕，创立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尤其是外事新闻领域，一片荒芜，完全没有驻外记者。驻外记者是一份有着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负责对所驻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新闻进行及时的采访报道，以沟通国际间的信息联系，满足读者了解天下大事的需求，对记者本人的政治立场、业务水平、语言能力、交际本领诸方面的素质都有着严格的要求。瞿秋白、俞颂华和李宗武是我国较早的一批驻外记者，他们于1920年被派往莫斯科进行采访。
因为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的国家，所以相应的外事新闻工作有条件在此做试点推进。1950年3月，瞿独伊与丈夫李何一起接受党和国家的安排，前往苏联筹建新中国在国外的第一个新闻机构——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成为新中国的首批驻外记者。
李何心脏不好，因此他们并未乘坐飞机，而是搭上了刚刚开通的中苏国际列车。恰逢3月12日，是苏联第三届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的投票日，为使每一个选民都有投票的机会，火车上也设立了选民投票箱，在两人乘坐的列车上就可以见到。选举苏维埃代表对中国人来说是件新鲜事，也是新闻报道的好题材。资深记者的敏锐嗅觉被唤醒，瞿独伊和李何立即亮出新华社记者身份，在车上开始了采访工作。
瞿独伊用流利的俄语提问，李何拿本子边听边记，了解苏联旅客们对此次苏维埃选举的感受和看法，并获知了选举的流程事宜。两人不顾旅途疲惫，迅速将采访内容整理成文，通过车上的快递邮件，在赴任路上就发出了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发自国外的第一篇通讯。稿件很快被国内的多家报纸发表，使中国人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官方新闻媒体得知了外面世界的动态。
因为人员紧张，当时被派到苏联的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听说新华社派来的驻莫斯科记者瞿独伊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当年为共产国际做出许多贡献的瞿秋白的女儿后，感到十分亲切与开心，专门派人带他们夫妇到相关单位办理组建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的各种手续、证件，甚至还主动为他们与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建立了联系。
但这些证件每个都要请使馆发公函，到有关部门填表登记，常常为办一个证件要跑好多地方。包括那里的房子、家具等各种设施，一切都要他们自己忙前忙后，挨个采购。据瞿独伊后来回忆说：“在莫斯科，我们身兼数职，既是记者、通讯员，又是译电员、抄写员、打字员、翻译，甚至还是会计、大师傅、采买员，各种零七碎八的琐事无不分散我们的精力。”李何在分社工作期间，还义务兼任着人民日报的工作。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了中国海外新闻事业的积极拓展，两人任劳任怨，从早忙到晚，从周一忙到周日，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
有一次，他们去拜访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刚好赶上大雨，下了公共汽车还得走一大段路，到地方后瞿独伊和李何身上的衣服鞋子全湿透了。谈起工作，新闻司司长说你们有些事情不必亲自跑，写封信派人送到外交部收发室即可。当得知莫斯科分社并没有通讯员，也没有汽车时，他不禁哑然失笑。瞿独伊解释道：新中国现在还很困难，他们要厉行节约，把一切力量都放在建设上。这位司长说这些情况他也知道，只是可惜瞿独伊和李何这样才华横溢的人，要因此白白浪费掉很多时间和精力。
然而瞿独伊和李何并未感到不平，也不曾埋怨谁，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就人才紧缺，资金也紧张，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有人做这些事，他们不做，又有谁来做呢？知我而今奔劳事，留与后人一片心。雷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为人民的事业而付出，个人的精神与价值方能永存，这也是瞿独伊与李何奋进的力量源泉。
莫斯科分社的报道任务主要是向国内介绍苏联建设的具体经验，与中国有关的消息等。瞿独伊的俄语十分优秀，但中文水平一般，她主要负责翻译和处理各种琐事。李何的俄语是在新疆自学的，可以阅读报纸、杂志，口语和听力就弱一些，他主写报道。两个人相得益彰，优势互补，共同奋斗。
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政府对外国记者实行着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要求记者们的活动范围不出莫斯科市区周围50公里，一切对苏联人的采访都要经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所有稿件都要译成俄文送苏联新闻检查处检查，否则将被视为违法活动，遭到查处。相关工作的申请手续程序也相当烦琐，用时十分漫长，给瞿独伊和李何的新闻报道工作造成了巨大的不便。后来经两人的再三反映和要求，苏联政府终于在文字检查处安排了懂中文的人员，送检新闻因此不必再译成俄文了，瞿独伊和李何获许外出参观的次数也逐渐由以年计发展到了以月计。
如何向国内发稿也成为分社遇到的难题。第一个困难是费用高，新闻电报1个字30戈比，业务来往的特别电报1个字2.59卢布，还必须事先立户，存美元进电报局；从莫斯科往国内打长途电话，1分钟14卢布，同样要预存美元。当时分社与总社联系和发稿的主要方法是航空挂号信，每封信2.4卢布，通常每月互通一次工作情况和报道方针。第二个困难是发稿手续多，必须先由大使馆译电员将所发消息译成电码，用打字机打出，再把电讯内容译成俄文。因此一条电讯常常几个钟头都无法发出，很难保证时效性。
但是新闻不能不报道，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瞿独伊和李何的工作依旧在高质量地完成着。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盛典之际，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先后向国内发回10多篇通讯，反映了苏联人民对新中国的友好和喜爱，受到了总社的表扬。莫斯科分社成立后，数年间向总社发回了数量庞大的特写、通讯、综合报道等稿件，总社曾专门去信表扬瞿独伊和李何：“稿件详尽，切实，新鲜生动，说明国外分社记者在掌握语言的条件下，是可以大大发挥工作能力，很好地推进我们的宣传报道的。”
淡泊名利，一生建设祖国新闻事业
瞿独伊从小在苏联长大，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在苏联地区执行新闻报道任务，俄语发音与莫斯科标准音没有任何差别，她的中文口音至今都带着一丝婉转的俄语腔调。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说：“如果不看她（瞿独伊）的脸从后头听她说话（俄语），不知道她是个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度缺乏人才，尤其是俄文翻译人才。由于大使馆人员不足，瞿独伊的俄语水平又特别高超，有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她经常被借调在外事活动中担任翻译。周恩来总理当年访问苏联、做演讲时，瞿独伊就站在周总理的身边为他翻译。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举行宴会和在群众场合讲话时，瞿独伊也会被“借”到现场为其提供双语翻译的帮助。
1952年5月，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苏联，团内除农业部负责人外，还有一些农业劳动模范。当时，苏联政府对外国代表团虽然也有种种限制规定，但并不像对新闻记者那样管理严格。瞿独伊夫妇抓住机会，和农业代表团的领导协商议定：两人均可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行，瞿独伊作为翻译，李何作为代表团秘书，这样一来，他们便能随团赴各地参观访问，同时进行新闻报道了。
代表团每到一地开展活动，瞿独伊就把代表团的翻译、秘书两项任务都承担下来，李何随即集中精力搜集记录有关资料，埋头为莫斯科分社写稿。
后来，他们又将这种经验沿用在了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的赴苏活动中，既完成了带团参观访问的翻译、秘书工作，又扩大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活动范围，作了许多新闻报道，还不违反苏联的有关法规。
1955年，全国取消供给制后，大使馆党委按中央规定给大家定级定薪。“当时我跟李何讲，我建议，我们（国家）还很困难，我们是不是减工资。我呢，工作能力没有你那么强，你嘛，少减一点，我多减一点。”为了给贫困中的祖国省钱，瞿独伊夫妇主动要求降低职称以减少劳动报酬，申请给李何每月工资减少400卢布，瞿独伊减少700卢布。因为职称定得低了，两人的工资以后也基本没再涨过。
瞿独伊说：“工资能维持基本生活即可。”然而当时夫妇俩在莫斯科的支出既包括生活所需，还涵盖着记者站所用的收音机、照相机和电视机等相关费用，一切花销都是自费。为了多做新闻工作，两人把生活的成本都压到了最低。他们在国外发表文章所得稿费，大部分也作为党费上交了。七八年后，当他们离开苏联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已经发展到4个人、2辆车。
1978年，瞿独伊回到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担任编辑和翻译工作，一干就是将近十年。直到离退休后，她依旧保持着延安精神，忠诚于党，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在生活方面像父母亲当年一样，极为节俭。
2011年，在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一周年庆典上，90岁的瞿独伊即兴跳了一段新疆舞蹈，赢得阵阵掌声。随后，她又演唱了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喉动听，舞姿优雅，依稀可见近一个世纪前的莫斯科郊外中共“六大”会场上，那个翩翩起舞的6岁小女孩的模样。
平生不向繁华去，只落书间一点香。瞿独伊的人生像一枝梅花，半开半放，疏影横斜，立于王安石的墙角，借宿林和靖的山园，听遍姜白石的横笛，走在郑板桥的风中。她是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精通俄语、文笔一绝，似红梅映水；又是那样一个清雅恬淡的人，不慕声名、一生勤俭，如白梅披霜。梅枝独放，不与万紫千红斗妍；梅蕊抱香，不向暖风煦阳争宠；斜风细雨来，她颔首轻轻摇曳；风刀霜剑至，她横眉傲然挺立。白梅胜雪，红梅报春，她安静地绽开在严寒未逝的冬天，为温厚的大地书写感恩，为珍贵的雨水记录消息，为将临的春日积蓄力量，为贫瘠岁月里的人们送去一丝难得的书页清香。
“‘七一勋章’这么高的荣誉，是对母亲那一代人的褒奖。”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说，“他们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忠诚于党、不怕牺牲，从新疆监狱千辛万苦回到延安。”接受采访时，百岁的瞿独伊对很多事都已经记不清了。可当谈到《国际歌》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眸中突然又焕发出了年轻的光彩。她情不自禁地坐直身子，将这首歌颂共产主义的歌一句句唱了出来，发音依旧如年少时清晰明朗。
这是由她父亲翻译并在中国宣传的歌。1935年6月，正是唱着这首歌，瞿独伊的父亲，年仅36岁的瞿秋白不肯屈服于敌人，在长汀从容就义。岁月夺走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却永远也夺不走父亲母亲留给她的爱，和对她一生道路的指引。
那时，瞿秋白目睹革命伟人列宁的风采，撰写了多篇通讯，还以记者的身份见证了他中学同学和挚友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激动人心的发言，成为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那时，杨之华参加“五四”运动，参与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创办《中国妇女》旬刊，著写《妇女运动概论》，领导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为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道路砥砺前行；后来，瞿独伊扎根海外，亲手建立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克服人员紧缺、资金困难等诸多艰辛，高质量地向总社发回无数篇新闻报道，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看向世界的新窗口。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国富民强，山河无恙。”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官兵在七一庆典期间敲出的摩尔斯码。回溯百年，生灵涂炭的疆场上，战旗高扬的阵地里，波谲云诡的斗争间，风起云涌的时代中，革命先辈们就曾用这样的代码记录事件、书写文字，送出了一件件至关重要的情报与新闻。在新中国铺满荆棘与鲜花的征途上，不知有多少专擅文学的革命志士，为传递宝贵的时政通讯夙兴夜寐，不知有多少像瞿独伊这样的新闻工作者，为人民的事业奉献终生。
和平的生活来之不易，和平的建设重任在肩，瞿独伊与党同龄、与党同行，拓荒之年兢兢业业，耕耘之岁勤勤恳恳，一生编辑翻译执笔著文，格尽职守不离不弃，将毕生心血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建设中。“高山自仰止，流水不争先”，她赓续红色基因，淡泊名利，不争繁华，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将革命先烈的精神传承到了新的时代，传递到了我们身边，而这种精神也将由我们而起，一代代如星火般永远传扬下去。
来源：中国文艺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