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候任总统拜登一个月后就将入主白宫，届时他面对的将是一个面目全非并且充满悖论的中东。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将外交起跑线和冲刺点都放在中东，从选择沙特作为外访首站到退出伊朗核协议，再到推出“新中东和平计划”，促成阿联酋等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这些所谓的中东外交成果被其视为最重要的外交遗产。虽然任期已经所剩无多，特朗普政府仍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中东外交，目的无非是巩固已有成果，同时“挖坑埋雷”让美伊关系变得更糟糕，使拜登未来难以逆转。这份外交遗产将成为拜登政府中东外交的桎梏。
在宏观层面，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中东减少投入同时维持掌控力的战略一直得到延续。但在操作层面，特朗普政府把“拉一个打一个”的美国中东外交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企图用新的盟友关系重塑中东。特朗普政府中东外交的底层逻辑是主导建立包括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反伊朗联盟，其中包含三大逻辑：
一是“朋友还是朋友”，即巩固与中东传统盟友的关系，接连突破多条底线，不遗余力地支持以色列，使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环境获得空前改善；在也门等问题上，美国对阿拉伯盟友并未过分苛责。二是“敌人还是敌人”，即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三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即整合拥有共同敌人的盟友。
而作为伊核协议达成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拜登释放出的信号是他将部分复兴奥巴马政府的中东遗产，即支持盟友不可无底线，并尝试化敌为友，塑造中东各阵营间的均势，便于美国实施离岸平衡。目标和手法不同，决定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外交遗产之于拜登政府可能成为包袱。如果说特朗普政府重塑中东盟友关系与遏制伊朗可以互洽，那么拜登既加强盟友关系又缓和美伊关系就是相互抵牾，这将掣肘其在中东施政。
首先，中东外交不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拜登将作为“抗疫总统”入主白宫，外交问题暂时提不上日程。他会有意避开前任“深耕”四年的中东，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外交重心。预计拜登政府外交优先事项是向多边主义回摆，重塑联盟，特别是修复与欧洲等传统西方盟友的关系。中东难题非短期内所能解决，新政府不会在中东问题上花费过多心力。
其次，中东新联盟是拜登政府没有理由拒绝的外交成果。特朗普政府促成多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预计还会有阿拉伯国家或其他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赋予美国图谋建立的中东版“小北约”以强大势能。对于这份外交遗产拜登只能照单全收，因为它有利于美国掌控中东。毕竟在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盟友方面，美国两党只是力度和方式不同，并无本质分歧。然而，中东新地缘政治格局对伊朗十分不利，也将束缚拜登政府的手脚，使其动辄得咎，不敢轻易缓和对伊关系，以免破坏中东新联盟组建进程。同时，拜登政府在中东推行民主化和人权外交也会投鼠忌器。
第三，美国和伊朗国内支持两国关系缓和的力量明显减弱。美国国内反伊朗势力原本便很强大，又受到特朗普强硬政策鼓舞。拜登寻求完全回归伊核协议必然遭遇巨大阻力。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使主张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伊朗改革派灰头土脸，强硬派势力显著上升，吃过亏的伊朗无条件重启核问题谈判几乎不可能。虽然美国毁约在先，但伊朗毕竟在离心机数量、浓缩铀产量等方面已突破伊核协议规定。让伊朗重回伊核协议框架将经历艰难的过程。
诸多掣肘之下，拜登政府在中东难有较大作为。其一，中东局势骤变，加之前任四处“埋雷”。预计拜登政府将暂时搁置中东外交，而效仿大多数美国总统，谋求第二任期成功后再在中东问题上发力。
其二，拜登政府会缓和美伊紧张关系。美国制裁伊朗效果不彰，客观上还帮了伊朗强硬派的忙。伊朗也已运用多种手段突破制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候任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将执行伊核协议条款，而不是完全回归伊核协议，这显示拜登政府在伊核问题上已降低调门。未来拜登政府或将与欧洲盟友一道，恢复与伊朗接触，重新探讨对伊朗实施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预计可能是“胡萝卜加大棒”式，即在抗疫、民生等领域减轻制裁力度，同时维持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高压。这种被称为“冻结（制裁）换冻结（核活动）”模式，是伊核问题和美伊关系最有可能的走向。鉴于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在阿拉伯世界拓展影响力等问题已被炒热，拜登政府很难回避。未来美国试图在伊核协议框架外就其另开谈判的可能性较大。
其三，一度“押宝”特朗普胜选的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尽快建立与拜登政府的互信。接受美国调解缓解卡塔尔断交危机，将可能是它们送给拜登的礼物。
总之，经过特朗普政府的四年，中东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在中东的敌友关系被固化。这使拜登政府的运作空间被严重挤压，很难有大的建树。（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海湾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