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 學人Scholar 昨天
吴稼祥
吴稼祥，1955年生于安徽铜陵。1964年至1974年，在家乡读小学、中学。1975年至1977年，回乡从事各种杂活。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至1989年，在中央机关工作。1989年后，亦学亦商，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著有《新权威主义述评》《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公天下》等书。
一个人一辈子只活一次并不太有趣，有趣的是一辈子活许多次。按照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职业、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行为模式活一辈子，或是一辈子活在同一种境界中，算是活了一次；换一种生活方式，或换一种境界去活，就是多活了一次。我这半辈子很幸运，已经活过多次，每次都活得有点心得。
第一次：底层的孤单
《活着》那部小说，写得挺好。福贵输掉了全部家产，结果赢得了一条性命。我的父辈家产不多，又没有适时输掉，结果，活得气短。三伯父“文革”中自杀身死；大伯父积郁成疾，中年夭亡；二伯父远走他乡，作了工人；父亲留下来了，作了大江边的一个小渔民，也就是说作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分母，而且是有问题的分母，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一个社会的分母等于零，一切都等于零，但只要是正数，其中的某个数，就可以忽略不计。
每个社会的底层状况不一样，生活准则也不同。在我的童年时期，社会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都很少，这就是说，在你出生的时候，你处于社会的什么位置，你就会长期处于那个位置，你个人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那个时代的出身是非常重要的。你一生的错误或许不是别的，只是选择错了父母。
我们一家生活在奉命组成的集体——先是合作社后是人民公社中。一般的人不知道，这样的集体只是影子集体，实实在在的集体，是家族群体。在影子集体里，只有两种人生活得比别人好，第一是十足的无赖，第二是大家族群体中的一分子。不幸的是，我父亲既不是无赖，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不和他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他在村子里是独木单枝。
这是我们遭受无数不公正待遇的起源。建国前的房子被公家“租用”了，后来父母历尽千辛万苦建成的三间瓦房，又在1958年的共产风中被村里征用，做公共妇产院，全家被迁到一间茅屋中，和一个疯女子住在一起。而村里那些大户人家的瓦房，却无人敢动。最有失乐园感觉的是母亲，她从此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回到她的梦中日夜萦绕的家。
我家的房子在村庄的最南端，北边被父亲三兄弟的房子所环绕，他们给我童年最深切的感受是，孤单就等于受气，等于受人凌辱。我家东墙外原有一间柴草屋，自从三兄弟中的一个改变了房子的朝向后（原来朝东，现在朝南），我家柴屋里的柴草就没有干过。他们全家人的洗脸水、洗脚水、涮锅水，都十分默契地往柴屋上倒，柴屋挡住了他家大门的朝向。经过数次无效的交涉后，柴草屋被迫拆掉。
具有示威性质的是，他们在自己房子的西墙外建了一座厨房，正好挡住了我家房子的后门，我们却从来不敢倒一盆水，特别是父亲在一次冲突中被他们打得鼻血淋漓之后。我唯一能做的，是所有无能为力的小文人惯做的，在文字上出出气。我在后门上贴过一幅春联：“容得下一江春水，挡不住八面来风。”这小屋的一拆一建，是底层生活实力的变化。这种实力，是最原始的力，数量的力和体力上的打击力，和兽力相去不远。
不能改变力量对比，只能改变生活环境和力量的性质。远走高飞，追求精神力量，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最大渴望。
第二次顶层的眩晕
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使我有机会作跨越社会等级的飞行。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落在了社会大楼的顶层，上面只有疏疏的人影，下面则万头攒动。坐在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你感到生活的密度突然下降了，没有很多人压你，挤你，生活的趣味也减少了。
我先后在中央的两个重要机关工作，其中一个是毕业分配去的。上班前我回老家一趟，患了重感冒住进镇医院治疗。躺在床上听见了两个医生之间的一番问答：
“他在北京工作吗，是干什么的？”
“听说刚分配到中央某机关工作。”
“哼，中央机关，中央机关还有扫厕所的。”
这位家乡医生虽然心态不够平衡，但却说出了一个真理：中央机关也有扫厕所的。即使是社会顶层，其中也有底层。我虽然不扫厕所，但一上班就发现自己生活在顶层中的底层。那个医生没有说到的是，即便是中央机关扫厕所的，一出了机关，他便是人上之人。
1983年，中央组织十几个整党试点调查组，到各省调查。我所在的调查组去山东。组长和副组长在机关连个副处长都不是，到了省里，架子就大了起来，俨然是钦差。我们坐着省里派的专车，到各地市走马观花，听汇报，发指示。接待我们的人，个个低眉敛目，弓身哈腰，有的在我们吃饭时还垂手侍立。我虽然很不习惯，组长大人倒显得很受用。
从那以后，我悟出一个道理，高级权力机关里的人，握有两种权力，一是对机关内部行使的权力，二是代表组织对外行使的权力。前者是内部权力，后者是外部权力。内部权力总是有限的，外部权力可以无限。不过内部权力的增加，可以使其外部权力产生乘数效应，就是说，内部权力在外部可以放大许多倍。权力，只有对外，才能显现价值，有如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价值。权力的奥妙，就在于把个人行为变成组织行为，再把组织利益变成个人利益。
谁能猜透这个奥妙，并能付诸行动，谁就能活得滋润。我在最高理论管理机构工作的时候，参加过一次职称评定，在统计发表文章的数量时，独占鳌头的，说来你都不信，是从未看见他动过笔的办公室秘书，而他则声称不参加职称评定。我看不懂，请教一位局内高人。
他说，“这个秘书后面有一个写作班子，成员大多是发不了文章的高校老师。秘书把内部精神透露给他们，由他们撰写文章，以秘书的名义发表。他是我们局的，报刊一般不敢不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挣钱（稿费），不是求名，如果要职称，大家一认真，他就露了馅。”
吴稼祥曾是北大五四学社诗歌组的，“和海子一个组”（图 | 外滩画报）
我得承认，我后来在经济、政治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浪得薄名，能量并不只是来自我个人，我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我所在的组织的权势。不过，在社会顶层中生活，个人在组织内外地位和权力的巨大不对称（在内部近似奴才，在外部俨然钦差），会使人产生眩晕，会让人产生虚拟的自我价值感，在组织内部把自己看小了，在组织外部，把自己看大了。我曾经跟随一位中央首长外出视察，首长回去以后，我和他的秘书继续考察，到了深圳沙头角。我在另一个中央机关工作的时候，曾经到过那儿，那次是游客，费了好大劲，才去成，目的是购物。这次，长驱直入，当晚就住在沙头角宾馆，品尝着泰国芒果和留宿禁区的感觉，窗外的海面上就闪烁着香港的灯光，心里有甜美，也有空虚。
这种空虚感后来越来越大，使我强烈渴望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来。我当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适于在高贵的柜子里陈列，我属于长江，只能奔腾。
第三次：被动“闭关”
我因为某个特殊的机缘，被彻底密封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达三年之久。在这个地方，我学会了许多东西，比如我能根据不同季节阳光移动的不同位子，准确算出时间；我学会了写世界上最小的文字（除了微雕作品），在一页书缝里，我能写出三千字的文章；我悟到了爱不仅是某种强烈的情感，更是某种动物本能，有些动物比如昆虫比大部分人类都爱得更深，我观察过一对蜘蛛情侣为爱作出的牺牲，这牺牲不是语言，而是生命……
但我始终没有学会的是享受清闲，没有学会生活在此时此地，没有学会身心合一。这是人的伟大，也是人的悲剧：身心分离。在我神经官能症最严重的时候，我从“密封罐”的窗缝里羡慕树枝上的小鸟，它从来不为忘记自我而烦恼。它站在那儿，阳光照着，微风吹着，感到温暖和舒适，就欢唱；如果是北风凛冽，雪箭横射，感到饥寒，就悲鸣，所以它不会患神经官能症。
人有不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本领，如果此时此地不适合人类生存。身体所在的地方，可以不是心灵所在的地方。我被密封的三年里，我的心很少在我的身所在的地方。我生活在自己的回忆、渴望和冥想里。回忆的是过去，渴望的是未来，冥想的是思想。我就是拒绝生活在现在。现在是苦难。我当时还不知道，人如果不能身心分离，就不能规避暂时痛苦；人如果长期身心分离，就会心智失常。
把密封的现在看成苦难，使我看到了从我自己身上显现的人的三个本性：第一，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长久地孤单，不能长期只与自己相处。人很难自己成为自己快乐的来源，人不能离开人，尤其不能离开异性。一个外国人说，人有三种必需品，缺少一样就会生病，一是食物，二是阳光，三是性。在密封罐里，只有食物。没有女人的生活，连看押我的哨兵都受不了。一天，看管我的小哨兵突然打开我的门：“喂（我当时没有名字，只被人叫着喂），你的裤带没断吗？”“没有。”“你的头不疼吗？”“不疼。”“你……”他想了一会儿，“你一点事儿都没有吗？”“我为什么要有事？”哨兵乐了：“你真笨，现在是个女的当班，你有事，她不就来了嘛！”我赶紧扯断裤带，所谓裤带，不过是缝在裤子上的小布条。小兵手舞足蹈地按了铃，女的来了，不过是一个近40岁的中年妇女。当她到来时，我注意到小兵的脸憋得通红。事情很快处理完了，她刚走，小兵又打开我的门，问：“喂，你还有事情吗？”
人的第二个本性是，人像蜜蜂、蚂蚁一样，是工作的动物，不能长期无所事事。有些人，年纪很大了，只要还在位子上行使权力，就神采奕奕，一退下来，便马上像过冬的杏子一样干瘪枯萎。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是，写作和思考。没有纸时，我在心里写好文章和诗歌，然后再反复背诵，记在心里。这样太累。我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大享受，是见几个人，哪怕是罪犯；做点小事，即使是摘点菜，缝点衣。我这样要求过，当然不能如愿。时间突然多得用不完，这真是此生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第三个本性是，人必须显现自己的价值，不是自我显现，而是用自己的行为或创造物显现。自我价值的大小，与其创造物的大小和可朽性有关。所以，爱和创造，是人存在的最高形式。没有爱和创造的生活，是空虚。我当时对抗空虚的唯一方式是思考和写作。
我现在知道，人的这三个本性，在东方哲学和神学看来，不过是本能，不是人的真正本性，不是真性，而是包裹在真性外的皮。东方修炼的要义，就是把人向外求的冲动，变为向内求的修持。群处、做事、假外物显现价值，都是外求，自然、无为、返本、抱本守一，都是内求。外求是有，内求是无。中国古代的修炼大师，都是主动地寻求密封，排除外界干扰，透悟人生真谛。这种密封，他们称为“闭关”。而我身在关中不知闭，错失了一次良机，把向道的机遇变成了向病。
但这次被动密封，毕竟成了我后来主动修炼内求的一个机缘。
第四次：被迫下海
解除密封，或者说“开关”之后，我被完全放开。别人撒手的时候，我当下并没有站住，我病得像只瘟鸡。人生是一场戏，在高潮到来之前，剧情平淡无奇。从80年代进入90年代，我的人生戏剧高潮迭起。大恨大爱，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出生入死，众叛亲离……
现在不是炫耀幸福，或展露伤口的时候。我只想谈谈下海的经历和遭遇。我承认，我的下海是被迫的。1989年7月的一天，我当时的一个朋友来看我，我刚刚辞去职务在家读书，他一进门，就高声宣布：“我给你带来衣食之母！”
“谁是我的衣食之母？”我问。
“开个玩笑。南德公司老板牟其中派人来看你，希望你到他们公司工作。”
我说不行，我一直忙忙碌碌，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读书研究。他们说，牟总想找你谈谈。我答应了，他们说第二天中午来接我。未来不是我们自己安排的，安排我们的是命运。在他们到来之前，另一批人把我接走了，一去三年。
回来后，我被抢救过来，身体和神经系统的状况都不适合做研究工作，又不能在家待着，自己把自己当作病人。在朋友的再三邀请下，替他在北京办了个小的下属公司。
吴稼祥家里的书堆得通道只能过一个人（图 | 外滩画报）
从那时到现在，除了中途上岸一年多，写了本书外，我在海里浮沉了5年，前3年是失败的，后两年还没有成功，我下海几年的最大收获，不是财富，是体验。官员、文人下海有四种境界，听我慢慢道来。
第一种境界：官商
这里所说的官商，不是权力机关经商，也不是既做官又经商，而是脱不了官气的商人，虽然下了海，并不会蛙泳或仰泳，仍然在海里踱着方步，仍然按照官场规则处理经济事务。官商走不出过去的境界。
我刚下海的那几年，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并集中体现在我和上级公司老板之间的关系上。下海前，他是某省委组织部的科员，是我到该省调查研究时认识的，他当时专门负责我们的接待工作，我看惯了他的点头哈腰。过去，我不仅比他服务的机构权力大，我的官阶也比他高。我习惯了他对我的恭敬。下海后，我成了他的下级。这种转变，我一时不能适应。他起初是想让我在他身边工作，干类似秘书和助理的事。我曾经沧海，不会在小潭里为水。当时没有拒绝，心里并没有接受。那年春节刚过，他从省里打来电话：
“车票买好了吗？”他问。
“为什么买车票？”我反问。
“按规定，初五上班，今天大概是初四吧？”
“今天是初四。但我并没有明天来上班的义务。”
沉默了几秒钟，我听到轻微的鼓咚一声，大概是强咽下一口唾沫，他低声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在北京开一家公司，想给我投钱的人有的是。”
“如果这样，我跟你一刀两断。”
“别呀，我还想和你下属的公司做买卖呢。”
“谁敢和你做生意，我就开掉！”咔嚓，电话挂断了。
从这番对话可以看出，不仅我未脱官气，他也未脱。他的行为规则，不是利益，而是服从。后来他到北京和我谈判，要我接受他的投资，给他搞个下级公司，我答应了。我当时没有看破，他的公司其实不是公司，倒有点像水泊梁山；他给我投资其实不是投资，是逼上梁山。他控制各集团的纽带，不是现代股权，而是哥们义气加权谋手段。
他是一个天生的权术家，聪明过人。他跟我说过，琢磨人，对于他其乐无穷。他有一个常务副主任（他的公司叫中心，总裁叫主任），渐渐受不了他的独裁作风，而这个副主任当时和我关系还不错。有一次，主任问我：“听说他（指副主任）最近经常去北京，还有个姑娘跟他挺好？”我说我没听说。过了一段时间，我和那个副主任共进晚餐，我提醒他：“哥儿们以后去北京注意点，头儿听说你在北京有个妞儿。”
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受了惊似的。半天，才一拍大腿：“我操，原来不是你说的呀！他（指主任）前些天也提醒我注意，说你告诉他，我在北京泡妞。”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给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挑拨离间，播种的是猜忌和怀疑。
听说和他一起创业的几个功臣先后离开了他，但愿他能从中有所感悟，走出官场境界，按照现代企业规范运作，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已经具有的实力，前途无量。
官商在公司草创时期可能成气候，但成不了大气候。官场和商场毕竟是不同的境界。经朋友推荐，某大证券公司老总请我做他的顾问，顾了几回，我发现他基本上是个官商，喜欢玩“公司政治”。他最喜欢玩的是“吐故纳新”和“八大军区”调动。他公司的中高级骨干，没有一个能安于其位的。他不断地把新来的年轻人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目的是不让任何人接近他的权威，其结果，公司失去人才的稳定结构，人人敢于扩张，无人有能力守成。大厦虽高，没有承重的大梁，坍塌就是个时间问题。
信任人是政府机关作风的核心之一。带着这种作风下海，大致都要后悔。轻信人是下海官员最容易犯的毛病。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这方面吃亏。就在半年多前，有几个说是我朋友的人和我合股投资一个项目，我的资金按时到位，他们的资金说是买设备去了。后来拿回一张35万元的设备假发票。我派人到其中一个股东原来供职的公司去再订购一合同样型号的设备（我们的设备也是该公司经手的），报价是21万。这种朋友，不知道该怎么下定义。这样的投资，对我来说，收获的不会是金钱，是对人性的认识。
以我之见，官员下海，首先要过去掉官气的关，要脱胎换骨，做资本的人格化。
第二种境界：奸商和匪商
商场，与其说是海，不如说是人性实验室。人如化学物质，在常温常态下不会显示其冰点、沸点或融点，不会显示其酸碱度或活性，也不会显示它的分子结构。人也是这样，在利益冲突烈度较小的情况下，也不会显示他的德行，他的精神结构，他的灵魂洁净度。化学物质到了高温高压下，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人到了利益剧烈冲突的商海里，其本性就显现出来了，或酸或碱，或忠或奸。
还要注意到化合反应，只有钻石，才能在一般实验条件下不和任何物质发生化合反应，能保持住自己的本质和特性。一般的物质，在高温高压下和催化剂的作用下都会和与其接触的不同物质发生化合反应，丧失自己的本性，变成了另外一种物质。氢和氧化合，成了水。碳和氧化合，成了氧化碳，可以消灭生命。
像化学物质一样在人性实验室里显示本来面目或变成一种人的人，我们见的还少吗？这些人有的可以还原，有的再也不能还原了。在这些不能还原的人中，有一种就成了奸商。
这些奸商往往能够成事。我在上海有个小公司，合作者之一是个在国有企业供职的老好人，姓A。他有个朋友，姓B，以前给他拾过包，后来给他当核心，再后来成了他的犹大。B某出身不好，前半生受旧体制之压，有强烈的翻身欲望。他的才能颇受朋友圈推赏。A总为了他斥巨资和一家中央部属公司合资在外省办了个股份公司，B某的大哥还参了股。这家公司是这圈朋友的希望。公司在起步阶段大家出钱出力出关系，公司在发展阶段B某摆脱了朋友的参与，然后把公司的控制权送给上级公司换取更高级公司的总经理职务。
1997年，我在重庆做一个投资顾问项目，为一家集团公司谈判收购一个上市公司控股权。谈判接近尾声，协议草案已经拟定。就在此时，在重庆碰到A某，他说动一家上海的上市公司前来收购我要代理收购的上市公司。他带来了实权人物，一见到我，显得无比喜悦，自称是我的老朋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他本来是拦路打劫，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我还是同意他们参股收购，但我代理的公司收购的股权应是最大份额。他同意了。
我始料不及的是，当我请重庆主管部门的领导到上海和他们恰谈最后协议时，B某鬼鬼祟祟地把重庆的主管局副局长请到密室协商，把我扔在一旁，再也不把我当“吴老师”看。一小时后，副局长出来了，把我叫到一边，很为难地说，“B总说你同意他们控股，我说不可能。他们又想让我们单方面同意他们控股，我也拒绝了。他们问我，如果给吴总一些钱和股权，吴总会为他们干吗？我知道你，我说不可能。B总就没有谈下去的兴趣了。”副局长知道，他们不知道，人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谈判的，也绝对没有价格的。
幸亏我成了副局长的朋友，不然我当时就翻了船。
也许，B某本来就是奸诈之人，以前只是没有机会表现罢了；也许，商海竞争的压力和渴望成功和翻身的欲望使他发生了化合反应，成了一个奸商。
奸商可能成功，但不可能成道。如果说，官商是走不出官场境界的话，奸商是走错了商场境界。官商放不下旧我，奸商异化了自我。
但是，在商场上，大多数人，无所谓忠奸，他们只是疯狂地追求金钱，只是把握不住追求金钱的正当或不正当的方式的界限，玩来玩去，把自己玩丢了。我有个记者朋友，她哥哥在远洋船上工作，家里人担心他的安全，希望我帮他在岸上找个工作。最简单的帮忙是在我公司工作。他给我的印象很耿直，也很诚实。后来，他看到我在上海的这家公司有点困难，采取脚踩两只船的策略：每周在原单位干几天，在公司干几天。不上满勤，倒拿满工资。公司负责人看他是我的关系，以为我知道，没有跟我说。几个月后，我才知道，让公司给他发半工资。他不干了，骂骂咧咧，要回原单位，拿着公司的一些东西和钱不归还。当时，我上海公司的老总在外地出差，指示公司财务人员，那个人如果不归还公司财物，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就不给他。他当即给老总打了个电话，说了些哼哼哈哈的话，挂掉电话后，对财会说，老总在电话里同意他先拿工资。他运用一个小技巧，拿走工资后，一去不回。
虽然不能说他恩将仇报，他倒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一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正是商海里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每个人都以自己为出发点，想不到别人也会和他一样。
匪商与奸商在道德上基本等价，在方法上有所不同，奸商运用伎俩达到目的，匪商有强制的倾向。匪商的道德规范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其行为规则是，做小事要有匪气，做大事要有霸气。来头大的官员下海成为匪商的可能性比较大。匪商与奸商不一定是两种人，只是两种商境，同一个人可能先奸后匪，也可能先匪后奸。前些年，我的一个副手做了个项目，是一个小饭店转租。对方用各种伎俩让我们相信他，等预付租金打出后，才发现该饭店已列入拆迁计划，我们马上追讨定金，找不到人了。经过调查，了解到此人是镇江的一个官商，也是受别人骗投资了这个项目，钱收不回来。终于找到他后，他说那地方不可能拆迁，钱也不给退，有本事就去告吧。世上万物相生相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对付匪商，只有官方。正当我找到该市一把手干预此事时，我被上文提到的上司免了职。
吴稼祥家里的书基本上是80年代开始买的（图 | 外滩画报）
第三种境界：纵横商
这是我生造的词，有纵横家，并没有纵横商。纵横家是战国时期的国际谋略家，专以作局设套让君主入局为生。商业大潮初起的那几年，在商海里大展身手的纵横家还真不少。我认识的一个人，在某市郊区买了数平方公里的地，每亩地价不到4万。他以这块地为由头，编造了一个局，要搞什么这个城那个城，并发起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那时正当股份公司热，很快募集了数亿资金。他自己的公司控股，但并没有投钱。他把自己的地作价入股，每亩地作价38万。这等于是把4万元一亩的地在尚未付款的条件下转手卖给了股东，涨价10倍。这是房地产证券化的天才操作。
我刚下海那几年，到处游学，学习经商本事，到处听到这些作局故事。在下不才，跟着学步。在泰山脚下作了个局，圈下4平方公里的地，预售价很低，编了个故事，要建“泰山神秘国”大型旅游项目。我当时被自己的故事感动了，要真干，并非出虚招。我连联合国秘书长和英国首相的题词都拿到了。一个美国华侨商人为我投了250万美金的启动资金。
泰安市出了轰动全国的大案，对当事人是不幸的，其中有我的朋友，我也很难过，但对我作的局来说，却是一桩幸事，这个项目我没有再做了，即使做也是做不下去的，当时旅游项目饱和，资金开始紧张。
纵横商是商品经济秩序完善以前的产物，是市场机会很多、社会资源配置很不合理的产物。作局，是社会资源快速组合的一种非常规方式，但组合不等于财富生产，如同纵横不等于治国一样。用纵横方式拔地而起的大公司，如果不能把作局的狂热转变成做事的执着，能长久的没有几个。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句经验之谈，他说：“作局不能成大业，公司的资本原始积累和经验原始积累都是不能逾越的。”不错，人只能管好他自己挣来的而不是圈来的钱，沈太福要早点明白这一点就好了，就不会当市场经济的“烈士”了。
第四种境界：士商
我所说的士商，是士魂商才的简称。士商，是最高的商业境界。一个人既有杰出的商业才干，又有士大夫般的高贵灵魂，才能称为士商。
环顾一下周围，老实说，能称为士商的人还真不多。我有几个商界朋友倒很接近这个感觉。王总，名牌大学毕业，曾在中央某大报供职，他和好友一起募集资金创办了一家投资公司，朋友做老总，他做副总。老总对他在北京的经营业绩颇有忌惮，设局害他，而他还在董事会上为老总辩护。他代理总经理后，公司发展迅速，资本运作精彩。有一天，他请我吃饭，说有事求我。其实，平常都是我有事求他。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资助我3万元钱，让我安心写作；我创办翰林阁图书公司时，他又投资30万，不管不问。见面后，他说他的董事长遇到了麻烦。董事长是某省保险公司老总，上级保险公司对他失去信任，免了他的职，能否找到人帮他申诉一下，有个说法，有个安排。
这不是买卖，纯粹是人情。他这样做，从经营的角度看，是很傻的。原董事长下台了，继任者对前任总有戒心。一个下属为前任鸣屈，要冒风险，风险多大，要看新董事长的心胸。此举，让我看到了他的士魂。
还有个朋友张总，原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局级干部，为了守护自己的良心，自己谋生。人一下海，一般的趋势都是钱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而他，下海后，钱和朋友都增加了，最让我欣赏的是他的心态，总是那么平和，那么宁静，什么时候都那么神定气闲。和他相处不累，不必有心机，不必按赢利的可能性决定是否和他见面，或思忖如何交谈，也不必担心在谈话中泄漏商业机会。有事找他，他总能竭尽所能帮忙。我开了个书店，他因此多买了不少书。他的办公室像书斋，他的气质像学者。他一边经商一边研究并写作，忧国家之忧，他不久前出版的论著，探讨的是国家现代化。
士商是非定型的商人，是可士可商的人。他像钻石一样，不和别的物质发生化合反应，他可以与黄金、铂金、白银配对精制成人间最美的珍宝，但他绝不丧失自己，绝不找不回来自己。他像风一样，可以出入各种境界，但他不会变成境界本身。他人生的追求，不只是成功。钱是他人生的工具，不是目的。在商，他是资本的人格化，出商，他是他自己，是高贵的人。
我在本文里谈论了四次活法，也是人生的四种境界。四种境界要过的关不一样，在底层，要过贫贱关；在顶层，要过权势关；在密封罐里，要过清闲关；在商场，要过金钱关。过不了关，就会陷落在那种活法里。一辈子过不了关，一辈子只能活一次。死于贫贱，毁于权势，病于清闲，灭于金钱的人，难道还少吗？
人活着，都想多获得；很少人想失去，即使是堆在楼道里一辈子也不见得会用一回的旧鞋。但是，只有敢于失去的人，才有机会多活一次。获得的东西越多，活的次数反而越少。你看那抱着黄金沉到水底下的人，是半次也不能多活的。
1998年11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