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交政策》杂志组织了 12位顶尖的国际事务专家讨论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发表题为《新冠大流行之后,世界将走向何方?》一文。
12位思想家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国际组织、公共卫生等领域,“明星阵容”令人瞩目。 以下为12位专家的观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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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不开放、繁荣、自由的世界
tephen M. Walt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
大流行将加强国家力量和民族主义,也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从西方转移到东方。韩国和新加坡的反应最好,而中国在经历了早期的错误之后反应良好。相比之下,欧美的反应缓慢而随意,进一步损害了西方“品牌”的光环。
不会改变的是世界政治的冲突本质。先前的瘟疫并未结束大国之间的竞争,也未迎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这次也不会。随着公民们寻求国家政府的保护,以及各州和企业寻求减少未来的脆弱性,我们将看到“超全球化”的进一步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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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所知的全球化的终结
Robin Niblett,英国国际关系专家
COVID-19大流行对于经济全球化而言可能是压坏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使得美国两党形成一致判断,即要使中国与美国的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并试图迫使其盟友效仿。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公共和政治压力日益增强。这迫使政府、公司和社会加强其应对长期的经济自我孤立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似乎极不可能回到定义了21世纪初的互利全球化的概念状态。如果没有动力保护共享利益不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那么20世纪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如此一来,政治领导人将需要极大的自律才能维持国际合作,而非退缩到公开的地缘政治竞争中。
向公民证明他们可以应对疫情危机,将为领导人带来一些政治资本。 但是那些失败的人会发现很难抗拒将失败归咎于他人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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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
COVID-19大流行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发展方向。 它只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革,即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变。
为什么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 因为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失去了信心。无论有没有·特朗普,自由贸易协定都是有毒的。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失去信心。为什么不?有更深的历史原因。
中国现在已经知道,从1842年到1949年,中国遭受屈辱的一个世纪是其自身的自满情绪以及当时努力将自身与世隔绝的结果。相比之下,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全球参与的结果。
因此,正如新书《中国赢了吗?》所述, 美国有两种选择。如果其主要目标是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它将必须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零和的地缘政治竞赛。但是,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其社会状况日益恶化的人民的福祉,那么它应该与中国合作。明智的政策顾问会建议,合作将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鉴于美国对华政治环境恶劣,这些明智的政策顾问们可能不会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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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将摆脱困境
G. John Ikenberry,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
在短期内,这场危机将为西方大战略辩论中的所有阵营提供动力。鉴于正在遭受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崩溃,除了加强民族主义、大国竞争、战略脱钩等行动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
但是,就像1930年代和40年代一样, 逆潮流的发展可能也较慢,这是一种顽固的国际主义,类似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其他一些政治家在战前和战时阐述的那种国际主义。
1930年代世界经济的崩溃表明现代社会之间是如何联系的,以及它们在罗斯福所称的传染病面前是如此脆弱。美国受到其他大国的威胁要少于受到如“变身怪医”般的现代性的强大力量的国家安全顾问。
疫情目前还处于初期,但有三件事已趋于明朗。 首先,大流行将改变我们的国家内政治与国家间政治。政府在克服大流行及其经济影响方面的相对成功将加剧或减少安全问题以及近期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哪种方式,政府力量都重回人们视线。
其次,这不是互联世界的终结。大流行本身就是我们相互依存的证明。但是在所有政治体中,已经有了内化,寻求自主权和对自身命运控制权的出现。我们将走向一个更贫穷,更卑鄙和更小的世界。
最后,也存在着希望和善意的态度。印度主动召开了一次所有南亚领导人参与的电视会议,以期就该威胁达成共同的区域应对措施。如果这种流行病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在我们面临的全球性大问题上进行多边合作,那么它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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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权力需要一种新战略
Joseph S. Nye, Jr.,“软实力”之父,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卡特政府的副国务卿帮办、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及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
2017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侧重于大国竞争的新国家安全战略。COVID-19的爆发则显示出这一战略的不充分性。 即使美国以大国之姿主宰,也不能通过单独行动来保护自身安全。
对于像COVID-19和气候变化这样的跨国威胁,仅仅考虑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与他者共同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
每个国家都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重要的问题是对这种利益的界定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目前表明,美国未能制定与新世界相适应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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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由胜利者书写
John Allen,国布鲁金斯学会现任主席,已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星将军,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驻阿富汗美军的前司令官。
一如既往,历史将由危机的“胜利者”来书写。每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个体,都以全新且强有力的方式经历着这种疾病的社会压力。不可避免地,相较之那些经历了不同且更具破坏性的结果的国家,那些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出发而坚持不懈抗击疫情的国家,将宣布取得更大的成功。
无论是哪种方式,这场危机都将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对国际权力结构进行重新洗牌。此次危机将继续抑制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从长远来看,这种流行病很可能会大大降低全球经济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在企业关闭和个人脱离劳动力的情况下。
这种错位的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经济脆弱且工人比例较大的国家尤其巨大。在这一力量的作用下,国际体系将承受巨大压力,从而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出现不稳定和广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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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主义的崭新舞台
Laurie Garrett,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也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科学作家。
这次疫情对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根本冲击在于,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极易受到破坏。因此,疫情大流行不仅将产生长期的经济影响,而且将带来更根本的变化。
全球化使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及时交付市场,从而避免了仓储成本。搁置超过几天的库存被视作是市场失败。供应必须在精心策划的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和运输。COVID-19已证明,病原体不仅可以感染人,而且会毒害整个即时系统。
鉴于自2月以来世界经历的金融市场损失规模之大,商业公司很可能试图从这种大流行中摆脱出来,对即时模型和分布于全球的生产模式持保守态度。
结果可能是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供应链离本土更近,并储备冗余以防止未来的破坏。这可能会削减公司的短期利润,但会使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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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失败国家
Richard N. Haass,自2003年起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此前曾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前国务卿克林·鲍威尔的资深幕僚。
永久不是我喜欢的词,可以说是很少或根本不喜欢。 但是冠状病毒危机至少会在几年内导致大多数政府对内转向,即专注于其国土边界内,而非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鉴于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些国家预期将出现这些趋势:经济上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selective self-sufficiency迈出更大的步伐;对大规模移民的更大反对;鉴于人们认为需要将资源专用于家庭重建和应对危机的经济后果,解决区域或全球问题的意愿或承诺进一步降低。
预计有许多国家将难以从危机中恢复,而国家的软弱和失败的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更加普遍的特征。这场危机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减弱。
从积极的一面看,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所加强。但是总的来说,植根于全球化的危机将削弱而不是增加世界的应对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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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未能通过领导力测试
Kori Schake, 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在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多个高级职务;曾担任2008年麦凯恩-佩林总统大选的外交政策顾问
由于美国政府狭隘的自私自利和无所作为,美国将不再被视作国际领导。通过让国际组织提供更多和更早的信息,可以大大减轻这种流行病的全球影响,这将使政府有时间准备并将资源定向到最需要的地方。
这是美国本可以组织的事情,尽管这也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不仅仅是一种自利行为。华盛顿未能通过领导力测试,因此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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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国家,我们都看到了人性的力量
Nicholas Burns,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与国际政治实践教授;美国前外交官
这次疫情大流行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全球危机。它的深度和规模是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威胁着地球上78亿人口中的每一个。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能超过2008-2009年的大衰退。 众所周知,每场危机都会给世界带来震动,这将永久改变国际体系和力量平衡。
迄今为止,国际合作严重不足。如果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能搁置关于谁应该对这场危机负责和更有效领导的问题的口水战,那么两国的信誉可能会大大降低。
如果欧盟不能为其5亿公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援助,将来各国政府可能会从布鲁塞尔收回更多权力。在美国,联邦政府提供有效措施来遏制危机的能力正经受考验。
但是,在每个国家/地区,都有许多体现人性力量的例子-医生、护士、政治领导人和普通公民都表现出了韧性、效力和领导能力。这为人们提供了希望,相信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可以共同应对这一非凡挑战。
(责编: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