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看见中国 看见时代,我与《瞭望》同行的23年

瞭望 | 看见中国 看见时代,我与《瞭望》同行的23年

  




  这是一艘巨轮,坐在船头,看到的是天地经纬。这是一座高峰,立于山顶,看到的是江河壮阔

  翻开为《瞭望》撰写的60多篇稿件,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时间坐标长轴,一组组关键词连接着一个个大时代

  学会瞭望,是一种精神;学会瞭望,是一种能力;学会瞭望,更是一种希望。这,便是《瞭望》的力量

  文 | 新华社安徽分社常务副总编辑 李亚彪

瞭望 | 看见中国 看见时代,我与《瞭望》同行的23年

  这是一艘巨轮,坐在船头,看到的是天地经纬。这是一座高峰,立于山顶,看到的是江河壮阔。

  自1998年第一次给《瞭望》撰稿,弹指23载。回首中国第一本时政新闻周刊波澜壮阔的40年,竟得一半多时间与之同行,何其幸哉!

  这是时代之望

  翻开为《瞭望》撰写的60多篇稿件,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时间坐标长轴,一组组关键词连接着一个个大时代。

  “剥离办社会”“要商品不要奖品”“实施委托制片人制”……在20世纪最后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不再拍摄亏损影片。

  “脑体倒挂”“按要素分配”“劳动价值”……在党的十六大前夕,用一次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调研,解读了为什么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条割裂”“产业集聚能力差”……为2004年启动的东北振兴战略提出新课题。

  “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网络小胖”“后舍男生”……真实讲述中国内地网民突破2亿后的网络文化冲撞。

  “高跟鞋虐猫事件”“黑龙江宝马车撞死人”事件,回答“逢官必炒”“逢腐必究”何以成为动辄引爆网络舆论的话题。

  “产业壁垒”“走出去”“数字文化业态”……分析国务院2009年推出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何以为中国加速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更多希望。

  “闪电的雨夜”“肢解的车体”“爱心涌动的温州”……永远记录下了2011年7月发生在甬温线铁路的那次惨烈撞击。

  “凤凰古城的门票”“武汉城管队员的‘体验式练摊’”“农夫山泉深陷‘标准门’”……提出网络“围观”正成为一种力量。

  “斯诺登事件”“网络反恐”“共享共治”……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外人士就高筑“网络长城”达成共识。

  接力十五载,“美丽浙江”到“美丽中国”,“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回顾“八八战略”如何策高行远。

  从北国的雪,到南方的水,这块土地的每一段历史痕迹,无一不被“瞭望”到。而我,已成为这无数个“瞭望者”之一。

  这是成长之望

  1997年,我步出学校大门,踏进国社。入社之初,我在新华社吉林分社跑政法报道。当时曾想,如果不能在《瞭望》上发出自己的政法报道,那将是一名不称职的政法记者,无法对自己的分工交代。第二年,我便以一篇反映吉林省公安机关教育整顿的纪实性稿件,与《瞭望》结缘。

  当然,《瞭望》给我们这样青年记者的机会不止于此。通过《瞭望》这个平台,我的报道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宽广。

  从“中国改革攻坚能否迎难而上”到“‘希望工程’如何延伸希望”,从“‘三农’怎样面对‘入世’冲击”到“如何树立陆海空‘全边境’战略意识”,从“新一代产业工人的精神权益追求”到“如何打造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瞭望》为像我这样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打开了纵论天下的窗口。

  “瞭望者”的成长,不只有一帆风顺。

  在《民营书业搅动出版格局》一稿中,我和同事暗访了在出版发行“主渠道”之外的“二渠道”现象,并披露了民营图书出版“个人工作室”的生存之道,道出了不少行内“公开的秘密”,被地方出版部门和民营书业经营者写信反映是“恶意诽谤”。

  在《瞭望》相关负责同志支持下,我和同事不但拿出采访记录据理力争,并积极与出版部门沟通,历时半年才实现和解。这次风波也让我对如何从事舆论监督报道,有了更新的认识。

  一位新华社前辈曾对我说,记者的成长有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苍蝇式”记者,被动追着气味飞;第二层次是“猎犬式”记者,学会善于主动出击搜捕猎物;第三层次是“雄鹰式”记者,能从高空俯瞰大地;第四层次是“卫星式”记者,察古观今,纵论中外。

  时至今日,我也还远远没有成为“卫星式”记者,可《瞭望》就是引导我成长的一颗卫星,助我观察,为我定位。

  这是思想之望

  互联网时代,快餐式、猎奇式、碎片化的新闻消费充斥着我们的眼球,互联网成为重要的文化创作生产平台、文化传播平台和文化消费平台,人们对其依赖性已超过了影视、文艺、书刊等许多传统的文化载体。那么,“瞭望者”们还能走多远?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无论之于一人,抑或一刊。

  情绪化的传播,永远无法取代思想的抵达。作为一份以思想性见长的主流新闻周刊,《瞭望》始终在传播思想、传播观点。好的文艺作品可以感染人,好的新闻作品可以激励人,好的观点思想可以启发人。

  2019年,我和同事在多省调研发现,不少干部反映现在的多头问责、层层加码式问责、贴标签式问责、凑数式问责等问题,甚至有的干部出现被“问死”、一蹶不振的现象,让基层十分苦恼。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约束和问责。问责之剑要锋利,更须挥剑精准,才能问出担当作为,问出动力活力。一些问责中的形式主义,反而让规矩纪律约束力跑偏,违背了问责制度的初衷。

  就此现象,我们大胆撰写了《如何让干部轻装上阵》一文,在甘肃、江西、浙江等地的一些基层干部中产生不小反响,有的干部专门致电记者,就文章中的观点进行探讨,认为《瞭望》讲了真话,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

  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国内加工制作,中国动漫公司只能挣到辛苦费,巨额票房与己无缘;国内优秀杂技团和太阳马戏团合作打造的剧目,只能拿到辛苦的演出费,太阳马戏团却名利双收……

  2009年初我调研中发现的这些现象,让我联想起在那个“卡脖子”问题还不特别突出的年代,“中国制造”曾面临的痛苦:制造出高品质纽扣、布料,却被国外用来做品牌服装,自己永远挣的是辛苦费,高附加值被国外品牌商赚取。

  这种“替人作嫁衣”“自己产面粉,人家做面包”的故事,被我们概括为文化产业走出去的“纽扣现象”,发表在《瞭望》上。

  大约半年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务院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了第十一个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规划中“落实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政策,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等政策性表述,剑指文化产品“走出去”之痛。细读规划后,我再次打开电脑,为《瞭望》撰写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释放新信号》一文,对这部规划进行了系统解读。

  这,就是我与《瞭望》的故事:在瞭望中记录时代,在瞭望中加快成长,在瞭望中积累思想。

  无论时代变迁,无论沧海桑田,学会瞭望,是一种精神;学会瞭望,是一种能力;学会瞭望,更是一种希望。

  这,便是《瞭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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