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已久的巴以矛盾近日再度激化，爆发2014年加沙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冲突。目前冲突仍在升级，局势正在走向失控。
巴以冲突再起，直接导火索有两个：一是以方试图用强制方式在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区扩建犹太定居点，引发巴勒斯坦人强烈抵制。从国际法角度看，耶路撒冷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虽处于以方单独控制下，但其地位仍属国际共管区。以方不应在此兴建定居点。从以色列国内法角度看，谢赫贾拉历史上一直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区，部分居民已就房屋产权等纠纷向以色列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结前以政府不应实施强制驱逐。二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穆斯林有造访圣地耶路撒冷、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礼拜的需求。按照耶路撒冷多宗教共有圣地的地位，以方有义务保障穆斯林自由出入。但今年斋月期间，以方对穆斯林访客采取限制甚至驱赶措施，这点燃了巴勒斯坦人的愤怒情绪。
因此，本轮冲突触动领土与定居点、圣地归属与宗教权利等诸多巴以冲突最敏感的神经，又适逢伊斯兰教斋月和开斋节、以色列“耶路撒冷日”等敏感时间节点，双方一点就着，迅速升级为军事冲突。可以说，这次是巴以冲突的“全要素”集中爆发。
这次冲突是巴方压抑已久的怒火总爆发。首先，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孤立无援的巴勒斯坦人开始独自抗争。2014年加沙战争以来，中东地缘政治发生巨变。阿拉伯国家忙于应对“阿拉伯之春”余震，多个国家在美国撮合下与以色列建交，巴以问题被严重边缘化，不再那么受阿拉伯国家关注。巴方越来越认识到得靠自己维护权利。这次冲突虽有宗教因素，但包括基督徒、各派穆斯林、不同政治取向的巴勒斯坦人都广泛参与了抗争。
其次，美国被认为一味偏袒以色列，将巴勒斯坦人逼入绝境。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将国际法与道义伦理抛到脑后，背弃对巴以和平的若干重大承诺，连续突破多条底线，将巴以和平进程带入歧途，为这场冲突埋下祸根。美方的上下其手严重损害巴方利益，使孤立无援的巴方更加激进，巴勒斯坦人的愤怒积蓄已久。特朗普政府先是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犹太定居点合法地位，后又推出“中东和平新计划”，通过巧妙包装颠覆“两国方案”基本原则，大幅降低巴勒斯坦建国标准。美国还关闭巴解组织驻美代表处，停止对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捐助，加剧了巴勒斯坦民生困境。任期结束前，特朗普不遗余力地撮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分化了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拜登上台后，虽撤销了特朗普政府有关巴以问题的部分决定，表示继续支持“两国方案”，但支持以色列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在这点上两党并无分歧。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强调以色列的“自卫权”，并阻挠安理会通过谴责以色列的决议。
第三，巴以和平进程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冲突中受益的是双方激进势力。以色列两年内已举行4次大选，至今仍未打破政治僵局。巴以此时爆发冲突，有助于主张对巴强硬的以色列右翼派别冲关破局。巴勒斯坦也将迎来15年来首次大选，冲突显然有利于激进派选情。然而，政治派别获取私利，牺牲的是巴以和平前途，最终付出代价的是双方人民。
随着冲突急剧升级，以色列已威胁出动地面部队血洗加沙，局势面临失控危险。更严重的是，与过去多轮巴以冲突相比，目前国际调停基本缺位。当前，国际社会应尽快解决对这场危机缺乏有效调停机制的尴尬局面，发挥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作用，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这次冲突将进一步摧毁巴以之间的信任，使和平进程与“两国方案”前景更加黯淡。随着美国淡出中东、布局印太的步伐加快，美国势必减少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投入，巴以冲突将更加被世人淡忘。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漠然已成常态，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军事优势并不能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巴以冲突一日不解决，以色列便一日无安宁。
这次冲突说明巴以问题仍是中东和平的基础性、根源性问题，它像溃疡般间歇发作，对巴以乃至整个中东的稳定与安全带来持续威胁，也成为孕育激进势力的温床。历史证明，冤冤相报的暴力循环，只会加剧冲突解决的难度，使和平更加遥遥无期。背离“两国方案”的解决路径，偏离谈判解决问题的正轨，只会造成“双输”甚至“多输”局面。坚持“两国方案”的方向，或许短期内仍难以实现和平，但至少可以避免巴以冲突滑向深渊，为未来的和平奠定基础。（丁隆，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