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所得税部门上周对部分中资企业进行突击搜查，声称这些企业存在偷税漏税问题。这不是印度税务部门第一次以“偷税漏税”为借口对中国企业下手，印度政府11月底就对新德里、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些“中国实体控制的”公司进行搜查。除了税务借口外，印度还以“安全”“诈骗”等理由针对中国企业，例如印度中央犯罪部门上个月突击了“借助APP提供非法贷款的中国公司”。此外，印度的民间企业也掺和进来，例如15日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向财政部“举报”电子商务企业Shopee，声称它是一家试图通过伪装规避印度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中国企业。
这些针对中国企业的“猎巫”行为，是在2021年中印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的背景下发生的。对华贸易增长反映印度市场的需求，而对中企的刻意打压则源自印度政治上的需求。对于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平衡这两种需求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中国“打造”为一个“可控的外部敌人”。所谓的“可控”，就是印度政府必须让其国内民众相信中国充满恶意，正在伤害印度的国家利益，以此凸显印度政府“捍卫者”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又需要避免因为这样的行为而真的招致现实利益的巨大损害，目前的印度还无法负担这样做的成本。
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印度对华政策中的许多矛盾之处都可以得到解释，包括这一次的“税务突袭”。新德里亟须告诉国民，中国在经济上一直“不诚实”地榨取印度的财富，同时它又需要谨慎选择煽动这种情绪的对象。在贸易方面，去年印度试图“抵制”中国商品，结果反而让本土厂商和消费者吃了不少苦头，这让新德里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中国，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经济体能够真正满足印度疫情后经济复苏产生的巨大需求，尽管它正试图通过分散供应链和本土生产与中国“脱钩”，但这些手段无法立竿见影。假如印度在目前这个阶段引发对华贸易争端，只会伤害到自己。正因如此，尽管2021年前11个月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同比增长53.49%，达到615.47亿美元，但印度甚至没有如以往那样发出太多抱怨和鼓噪。
然而，另一方面，相对于体量巨大、攸关印度经济命脉的中印贸易而言，中国只是印度直接投资的第十九大来源国，中资企业在印度市场上分量有限，新德里因此预判，对其进行打压，并不会对印度经济造成任何重大损失，也不会引发激烈反弹。中国投资和中国企业因此成为它“随时可以打击的对象”。今年3月在中印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缓和时，印度官方指示可以“有选择地考虑中国的投资”；而在目前中印边境谈判陷入僵局时，印度政府又风向一转，通过“税务突袭”等行动发出中企“偷税漏税”“诈骗”“偷窃利润”等信息。如此一来，中国“狡猾敌人”和印度“受害者”的形象再次得到加强，印度政府“捍卫者”的形象也被加强。
因此，可以说，印度对中企发动“突袭”既“理性”又“不理性”。它的出发点是短期政治考量，非常不理性，但执行手段却很“理性”：检查“偷税漏税”是“合法合规”的理由，若是中方提出抗议，它可以辩解说，这是没有政治动机的正常行为。它选择的对象也很“理性”：小米、OPPO和一加等企业，在印度手机市场根基深厚且本地化程度高，不太可能会为了一两次打击就立即放弃和撤离印度市场；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与在印其他外资企业存在竞争关系，因此这样的行为只会被视作对中国企业的“定点打击”，不会被理解为印度对外资企业的敌意，也和印度目前试图吸引更多外来投资的政策取向没有抵触和矛盾。
对印度政府而言，对中资企业的打击成本低廉却收获巨大，相关政策还可以根据中印关系的起伏随时进行调整，可以想见，中资企业成为这类行为的牺牲品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印度之所以能够反复挑衅和试探，正是因为它截至目前还未因此类行为付出过真正的代价。但是，这个现状或许应该有所改变了。（作者是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