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丨从严重“房荒”,到闻名全国的“工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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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研究》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解放前,上海面临严重的房荒,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尤其困难。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状况,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分阶段兴建起一批成片住宅,分配给住房困难的工人群众,缓解了他们的“住房难”。这些新建的住宅被亲切地称为“工人新村”。

工人新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不但造福了上海的工人群众,还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当工人新村中居民越来越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产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转变。今时今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回望“工人新村”从设想到规划再到实现的历史过程,不但有助于厘清工人新村这一事物的发展历程,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上海这座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都有着相当的意义。

为解决上海市民面临的巨大住房困难问题,从解放伊始,市委、市政府就指令有关部门开始了相关工作,以改善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一方面,清理、整治和维修旧有住房以及居民区道路、上下水等附属公共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则开始计划和提出新建住宅,也就是后来兴建工人新村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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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改建的棚户区鸟瞰

(一) 工人新村名称的由来

“工人新村”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随着本文将要述及的“曹杨新村”的建成而产生的。从字面上看,其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工人,二是新村。就主语“新村”而言,它原是一个舶来语,指“现代城市社区”,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其背后所附带的“新村主义”,则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当位于曹杨的这一批住房建成后,即被命名为“曹杨新村”,而这种以所在地为定语,以“新村”为主语的命名方式,也成了此后几批住宅的命名方式。其取义就是为了表明这些住房是不同于过去的住房,其所构成的也是新型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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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曹杨新村

“工人”一词作为定语,则体现了这些“新村”的特殊性。这些“新村”属于“工人”这一群体。而从实际来看也确实如此。这批新村从建设之初,就以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为目标,所以,在曹杨新村建成命名前,也被称为“工人宿舍”或者“工人住宅”。而建成后,这些新村里的住宅中的绝大部分被分配给了工人及其家属,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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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曹杨新村鸟瞰

(二) 提出建设工人新村设想的原因

上海提出建设工人新村的最直接原因就在于上海住房困难,而工人阶级因为其特殊性,住房情况更为恶劣。所以,仅仅依靠修缮、调剂旧有住房,根本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对这一情况有着明确的认识,所以,新建房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途径,把新建的住房提供给工人居住又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具有针对性、有效性。

其次,因为住房建设耗费资源多,需投入大量资金以及人力、物力,加上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周期更长等特点,在解放初的上海,由社会力量来进行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几乎没有可能。特别对于私营工厂来说,解放前,虽然其中的一些建造了住宅或是宿舍供给工人居住,但数量太少,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解放初,这些工厂恢复生产尚且困难,再让它们投入资金建设供给工人居住的住房,更是无能为力。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自然成为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主要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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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式新建工人新村

再则,生产恢复,社会稳定之后,政府有能力去完成这一工作。经过一年多近两年的恢复,到1951年上半年时,上海的各项工作开始趋于正常,生产得到恢复,基本达到甚至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亏空已久的财政也开始逐渐好转,有了一定资金可以用来发展生产以及改善民生。特别对于兴建住房这样的工作而言,必须要有足够的物质保障。同时,留用的旧人员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也渡过了最初的磨合阶段,一些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旧人员经过思想教育,开始变得更为积极主动。其后具体负责工人新村建设的市工务局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员,甚至包括局长赵祖康在内的一批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而原本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逐步了解城市工作的特点。这使得政府在推动大规模建设过程中,有了足够的人员保障,兴建工人新村的工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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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新村平面草图样

(三) 提出设想的过程

基于以上原因,1950年时市政府工务局就提出了在1951年筹建平民住宅的计划,并由其下属的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讨论了这一计划。汪定曾、王金鳌等一批建筑、规划专家组成的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对新建住宅的计划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过程中,针对这些住宅是供“工人阶级及一般必须在本市生活之贫民居住”,提出将这些住宅建造在“距工厂区不应太远”,又“以近郊为宜”等卓有见地的设想。但也考虑到条件有限,经济尚未恢复正常,资金等方面都无法落实,故未必能立即付诸行动。但时隔不久,这一计划就得以被明确下来,并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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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曹杨一村全景

就全国而言,上海并不是唯一面对这一问题的城市,北京等地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有鉴于此,中央要求各地着手解决城市住房问题。1951年2月,毛泽东就北京的住房问题做出批示,要求各地“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立即响应了这一指示精神,开始着手准备兴建工人住宅,以解决上海市民的住房问题。

1951年,在各项条件成熟之后,上海市明确提出了兴建工人新村以改善工人住房条件的设想。是年4月,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会上,时任市长陈毅提出“有重点的修理和建设工人住宅”的设想,“以改进工厂及工人居住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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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川新村全景

这一设想包含两层信息,一是要兴建住宅,二是这些住宅主要供给对象是“工人”,也就是兴建新住宅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工人的住房条件。这也符合当时市政建设为“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是首先是为工人阶级服务”这个总方针的。

当然,陈毅同时也强调由于财政上的困难,所以不能“百废俱兴,全面开展”,而是要“重点建设,一般维持”。这也就明确了,因为资金和资源有限,不可能将兴建工人住宅的工程在全市铺开,只能有重点地进行。这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好高骛远,一味求大求快。实际上,后来工人新村的建设也正是按照以上设想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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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长白一村228街坊

“二万户”俯瞰图(王兴源摄)

(本文摘自《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研究》)

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辑:张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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