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动车拒让座 别强行拔高道德水准 2016.5.6日

　　最近，让座事件再起风波，只不过场景移换至动车上。一个女儿带着年过80的老母到成都看病，没有买到全程坐票，在她们占据一个女生的座位后，女生上车，要求交出座位，老人女儿交涉无果后，这位女儿态度很不友好。而广大网友，基本都支持拒让座女生。这个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从规则来说，当然没有理由谴责女生

　　在有规则的地方，最好先谈规则。比如公交车上，本身设有老弱病残孕专座，年轻人如果占用这种座位，在遇到需要让座的情况时，他们应该也必须让座，而且应该第一个站起来让座。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规则意识。

　　老人头发花白，看起来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但在高铁、动车这样的情境下，则完全不同。它实行一人一票制，对号入座。即使一等座是空着的，买二等票的人也不能去占用。但是，在满座的情况下，动车上也会售卖无座票，价格等同于二等座，你买站票，就意味着你接受无座的事实。要么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要么去餐车消费。

　　老、弱、病、残、孕，当然也会出现买站票的可能。这个时候，他们几乎无法从“规则”角度得到座位，因为没有人有义务给他们让座。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2016年的最新版本，明确指出旅客的基本权利是“依据车票票面记载的内容乘车”。所以，我们不可以义正言辞地谴责拒绝让座的女生。

　　从孝心来看，老人女儿本也有多种选择

　　我们来具体看下这位老人的行程。下面这张截图，是老人和她女儿所乘坐的D5181次列车的时刻表。老人要从达州到成都看病，但只买到了达州到营山的坐票。至于从营山到成都东这一站区之间的票，现在有人质疑她们并未购买，有逃票嫌疑。但基于目前信息不充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定，在后面的行程中，她们购买的是站票。

　　该母女所乘坐列车

　　在列车于南充站停靠时，上来了一位持票的年轻女士。她要求老人交出座位，老人女儿交涉无果后，另一位男子给老人让了座。老人女儿对之前拒绝让座的女孩说：“年轻人应该多学学。”

　　抱歉，应该“多学学”的，是她自己。

　　首先，她可以提前买票，就不至于只能买到站票;其次，即使只能买到站票，在后一段行程中，也可寻求列车员的帮助。如果列车员愿意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人，这当然最好，如果不愿意或者不方便，列车员也可以帮忙广播，问一下有没有人愿意给老人主动让座;再退一步，还可以带着老人去餐车消费，以寻求座位。

　　直接指定一个具体的人，要求她让座，这是所有方法中的最差选择。可是，即使如此，本也有更好的方式去说服别人。

　　至少有3点可以说服那个女孩。首先，可以告知女孩自己的母亲需要坐多久。从南充到成都，还有约1个半小时的车程。这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强调下自己母亲已经年满80，又是去成都看病的，能否帮个忙;最后一招，还可以提出经济补偿。

　　90%的网友反对老人一方，并不是反对让座

　　在诸多媒体进行的调查中，支持拒让座女孩的都超过了90%。这组数据看起来，是有点可怕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都觉得不应该给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让座(即使没有这个义务)，这显然也不是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

　　但不能粗浅地去理解这组数据。第一点，这90%的人，更可能是反感动车现场的逼迫人行善的氛围。这种氛围不仅对那一节车厢的人施加了压力(女孩后来感到委屈，和朋友哭诉)，也对置身事外的网民造成了一种道德审判，尤其是那句“年轻人应该多学学”，更激发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认为老年人“为老不尊”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网民对广场舞的非理性批判上，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有人把中国网民描述成“键盘侠”，就是生活中很怂，在网络世界却表现得威猛无比锄强扶弱。但是在“让座”这一类问题上，中国网民可能有一个相反的特色——明明在生活中与人为善，偏偏要在网络上表现得冷血残酷。至少在那节动车车厢，就有一个男士给老人让座。

　　翻查以往的“让座”风波，可以发现这些纠纷都有一个共性：寻求帮助者的态度往往不好，觉得理所应当，甚至辱骂、动手。被求助者的逆反心很容易被激发。

　　我们这里总结了一个寻求帮助的三部曲，它的模式是：降低对方的行善成本——暗示自己的弱势地位——给予帮助方经济补偿。

　　这套模式，在“寻物启事”这一类事件中，被运用的最广泛。前段时间，著名心理学家武志红在飞机上遗失了电脑，他的寻物流程是这样的：1、表示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降低成本);2、强调最重要的作品都在电脑里，对自己很重要(弱势地位);送回者另赠送一台同型号的苹果电脑(经济补偿)。

　　这套模式尤其适用于“规则——道德”之间的模糊地带。比如，公交车上，年轻人坐在非老弱病残孕专座，这个时候你让他让座，他让不让?再比如在特快列车上，一个孕妇希望从上铺换成下铺，你换不换?

　　这起动车让座事件也一样，归根结底就是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需要靠道德感召。而道德感召的背后，其实暗含了助人成本的功利计算，这是需要方法和态度的。

　　拔高道德基准线，只会拉低社会整体道德水准

　　春秋时期，鲁国非常弱小，有很多鲁国人在其他国家沦为奴隶。于是，鲁国颁布一条法律，如果有人垫付赎金赎人，可以到国库中领取赎金。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是个富二代。有一次他赎了一个鲁国人，却拒绝收下国家给他的垫付金。子贡兴高采烈地将这件事告诉孔子，以为孔子会表扬他做好事不求回报。谁知孔子不仅不表扬，还批评。因为子贡这种行为，就在拔高社会的道德基准线，使得一种已经获得认可、形成规模的道德实践面临坍塌的风险——以后，谁还好意思去找国家要回赎金呢?所以，只能放弃救人行为。

　　这个久远的故事，放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在制定《物权法》时，曾有声音希望给予拾金不昧者合理的经济回报。这种“报酬请求权”，也被很多国家所认可。但最终，“拾得人”在归还“失物人”的遗失物时，只能享有对保管遗失物所支出的费用。这就是制度性地拔高道德基准线，失物本身是很难找回的，基本靠拾得人自觉，没有这种道德自觉，也不会被发现。国内的失物返还率很低，和此不无关系。

　　当然，这次要求拔高道德基准线的，并不是社会，而是老人的女儿，毕竟是个体行为，危害没有那么大。但要警惕这种思维由个人蔓延至国家。武汉男孩黄康因救落水同伴不幸溺亡。其母为儿子申请见义勇为称号时被拒，理由是：救认识的人不属见义勇为。

　　另外，从宣传层面来看，在塑造好人好事的方法上，一直以来都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误区。一个叫做“谬赏主义”，即把一切行为道德化，履行职务、履行规则都变成了道德问题。在我们身边经常能看到将干好本职工作叫“奉献”;还有一种现象，从雷锋到鞍钢郭明义，这些被塑造出的好人，他们所表现或宣传出的行为，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好人，是常人所不能企及的，换句话说，就是高道德基准线被拔得非常高。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只要道德基准线被拔得很高，那么真实的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一定很低。

　　一个道德可能不太完善的社会，如果要形成某种道德风尚，最好靠制定规则去达成。回到这次动车让座事件，既然铁道部门推出了站票制度，就应该考虑购买站票的人中，可能会出现的极端情况，并对这些极端情况做出制度化的安排。在没有规制约束的情况下，“动车上让座一方应该获得经济补偿”就是合理的，因为它降低了行善成本。无偿让座，是在拔高道德基准线，会导致无人会让。

　　一个更常见的情景是，在特快列车卧铺上，有上铺、中铺、下铺之分，价格不同。经常有购买了上铺的孕妇、老人向下铺的年轻人请求换座。在这种时候，孕妇、老人第一句要说的话，就是告诉对方会补偿差价，请求对方帮助。对差价黑不提白不提，就是在拔高道德基准线。

　　结语支持拒让座女生，不代表反对让座行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