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谱忠
“明星集体出演主旋律”由《建国大业》首创，到《建军大业》似乎不会再有多少争议了。从2009年至今，明星的影响力已经成为商业社会文化生产机制的机关，是商业开发和利用的常用武器。而从《建国大业》之后，一系列的“爆款”文化创意产品，从2012年的《舌尖上的中国》，到去年上映的《湄公河行动》等，都显示出当下中国文化工业的生产原则：“消费为体，民族国家为用”，这一原则让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生产也自然进入到商业电影的运作中去。
《建军大业》之所以是其先例的升级版，在于它的文化生产从侧重“教育谁”转移到了“教育谁”与“教育什么”并重。如果说《建军大业》有什么新意，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影片中的革命叙事并没有被商业电影手段所消解与削弱，剧作对革命叙事采取了不含糊、不回避的态度。这在主旋律电影中其实是不多见的。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在商业电影体制内常常担着虚名，在大众文化生产领域，并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旋律”。“主旋律”看起来似乎只是某种政治文化遗存。而在主旋律的文化表述中，它要表达的核心价值也是名不副实的。经常可以观察到，革命战争题材电影的主创们，可能对革命叙事本身并没有多少认同，对于革命的核心价值缺乏诚意而夹带私货，甚至刻意把它表述成空中楼阁。因而，电影中的革命表述常常暧昧，反复被人性叙事所解构，有时，解构革命历史本身甚至成了叙事的核心动机。
这次在《建军大业》里，革命叙事呈现出完整的逻辑，作品有了统一而整饬的谋篇布局，事件枝蔓与暧昧意义被排除在剧本之外，而与“建军”有关的剧情被设置为一条清晰的叙事链条：原因、过程、结果、导向等，革命的文化逻辑蕴含在一个完整叙事的结构里，其意义表述统一而明确。这不仅是剧作法的改变，而是关于革命意义的理解与阐释方式的改变。《建军大业》实现了文化表述的重心转移，其历史观的核心表述显示出表述者的思维清晰和自信，它回到了历史教育的原点。
比如三河坝战役，是影片中着墨浓重的关键段落，在建军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探索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到农村，军事上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转变的重要转折点，也经过“赣南三整”，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此次战役中，朱德领导的三千将士为掩护主力部队而浴血奋战，牺牲惨烈。不料，被掩护的主力部队在南下过程中遭遇敌军围堵，也损失惨重。但三河坝浴血战斗的价值丝毫没有被怀疑，影片通过朱德对牺牲价值的阐释和提炼，对将士们牺牲意义进行了升华。这种叙述基调与以往主流电影中那种以人性的名义对革命战争中的牺牲进行清算的叙述基调大异其趣。
电影在关键时候把关键的话说出来，这也在为《湄公河行动》《战狼》等主旋律电影确立正统意识形态基础。《建军大业》与前面两部相比，内容上有很大差异。《建国大业》的叙事侧重点在“政治协商”，而《建党伟业》在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危难中成立的动机，这两者在铺陈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都没有直言革命的最基本逻辑。
《建军大业》最重要的表达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被迫识别并确定了革命的对立面和敌我边界，在敌人的杀戮和惨重的失败中觉醒过来，成就了自身革命的主体性，也找到了革命叙事的根基。战争血肉横飞，虽然敌我双方都曾有对对方“死士”惺惺相惜的片段，但在革命的根基叙事之下，这些细节并没有滑入历史虚无。
从2009年献礼片《建国大业》开始，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这几部体裁相近的献礼片中也得到了如实反映。从2009年至今，党的文艺主导原则经历了微妙的转型，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越来越清楚地贯彻，剧中的历史叙述与现实政治有了越来越清楚的呼应关系，革命叙事因而有了很清晰的现实意义。许多经典的革命表述在叙事中也很有现实针对性，有些调整也切中肯綮。比如影片中关于“南昌起义”，并没有说“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是反复说“这只是革命的起点”。“工农革命”“党指挥枪”等革命原则融合在故事情境中，革命的“初心”及其建立在其上的“生命线”一般的革命准则被反复地温习与强调。
近期，香港导演频频涉入主旋律电影创作，效果出人意料地好。这次香港导演刘伟强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一部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这很容易被看成商业法则的胜利。诚然，香港电影人在商业电影制作的经验上比内地电影人占优，但香港导演的另一“优势”可能被忽略。内地导演在叙述革命历史时，有点心神不定，有些电影人对革命历史的认同程度并不高，甚至在关键问题上暴露认知的迷误和历史的虚无。
而香港导演的知识谱系外在于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育体系，他们在认知革命历史时，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知识时常比较匮乏，于是他们调动殖民历史的创伤记忆，再与香港原有的左翼传统对接，凭借着中国历史教育体系的“外来者”身份，避免了启蒙主义叙事中的历史疑惑及革命叙述中的观念冲突，在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及叙述方面，竟然形成一种意外的优势，他们的革命叙述反而能抵达到一个较高的“完成度”。这种优势当然只是相对的，但在当下中国电影革命历史叙事的惯性中，却似乎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建军大业》在商业电影体制中找到了革命叙事的原点，可能也找到了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与社会互动的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