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国内舆论对今年美国总统选举及“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运动走向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并伴随着对美国政党轮替可能性及如何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讨论。
历史上，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的确经常受到政党轮替及决策者变化的影响。但是，我们也需清楚地认识到，许多政策的出现和变化，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考察美国相对恒长的政治选择及政治运行方式，不能完全依靠走马观花式的政治轮替。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思考及行为方式，与美国历史上处理很多重大问题上的“锻炼测试”有相似性。“锻炼测试”是美国基于根本利益冲突场景中的道德考验与行为选择。对此，我们需要有新的战略性思考，以底线思维来应对“锻炼测试”，其核心是对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极端处境进行“风险情形”假设。
当前美国国内去全球化、政治极化等极端情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条件而非结果。当美国处于根本利益冲突的“锻炼测试”当中时，会做出何种选择，才是我们思考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根本出发点。当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时，应从历史和政治的本质层面理解问题，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家，对此意志和行动准则做出准确判断，不应沉迷于一些非本质事务，例如选举、社会分裂、利益集团短期博弈，而“乱花渐欲迷人眼”。
从政治层面来理解美国政治的本质，我们需意识到，美国的宪法政治、民主、政党政治以及社会多元主义，都是其政治体系的前台和前哨。真正支撑其政治体系运行的是四个主义：新教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霸权主义，这些主义是理解美国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美国自诩“山巅之城”“上帝选民”的特殊使命感；获取最大限度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动力，维护站在人类道德制高点上制定国际运行规则的权力冲动，是穿透今天所谓政党政治、身份政治理解美国的重要方面。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美国处理“基于根本利益冲突”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万变不离其宗。当涉及同外部世界关系，同时又叠加根本利益冲突时，美国历史上有很多现象级事件背后有一个共同特点：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外交和政治决策的历史连贯性非常强。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在他的《贸易的冲突》一书中提出，尽管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纷争和分歧，但在每个阶段中，分歧各方的立场都表现得极其稳定，因而贸易政策有相当强的连续性。从南北战争一直到“大萧条”，美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政策工具之一是通过关税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出口。虽然中间经历过民主党的政治洗牌，但“税收、限制、互惠（revenue、restriction、reciprocity）”的所谓“3R”目标始终一以贯之。
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稳固，国内物价比较稳定，对外贸易能基本维持顺差。然而，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及国际贸易量的持续增长，美国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信誉受到冲击，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为维护本国利益，美国一度单方面启用关税大棒打击竞争者，针对日益扩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1971年，尼克松政府突然强硬宣告单方面取消金本位制度，推动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从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到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签署又说明，除政策惊人的延续性外，美国为了维护自身优势地位调整与外界关系的行动非常果断，绝不惜以他国利益得失为代价。
重回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如今的美国又回到了历史上曾多次上演的面对重大利益冲突的“断裂测试”场景中。当全球贸易体系失衡，国际运行规则去中心化趋势愈发明显时，美国有强烈的需求重新强化对全球规则的主导权。如果以这一视角观察今天的特朗普政府，真算是“万变不离其宗”了。此时我们更应该以一以贯之的整体立场和万变不离其宗的延续性角度来看待美国，而不应囿于一时一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更应以成熟冷峻的态度审视冲突的性质，对美国可能做出的行为做一系列极端情形假设，根据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做出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理性判断。（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