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心比天高的印度,一向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遗产的继承者。从1947年建国之时起,印度就梦想着在南亚“一统江湖”,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1950年昌都战役结束后,北京与西藏当局达成十七条协议,解放军和平进驻拉萨,开始对雪域高原实施有效掌控。这本来纯属中国内部事务,却让野心勃勃的印度感觉芒刺在背。尤其是中国开始修筑新藏和川藏公路后,一度较为融洽的中印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印度开始在背后支持西藏叛军,企图将水搅浑,自己好浑水摸鱼。
我军迅速平叛,叛军高层被印度“保护”起来后,印度“中立”的遮羞布已不复存在,遂一不作、二不休,直接站到了与我对抗的一线。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境东段的朗久地区,中印两军边防部队爆发了第一次武装冲突,2名印军士兵死亡。
冲突发生后,尼赫鲁颠倒黑白,将中方的自卫污蔑成入侵。在发现苏联明显偏袒印度后,“心中有底”的印度开始有恃无恐起来,进逼与挑衅行为不断。1959年10月21日,非法入侵我方领土的60名印军官兵,在空喀山口合围了一支由13人组成的我军边防巡逻队。在印军看来,这应该是场毫无悬念的战斗。结果却出人意料,我军以1人牺牲的代价,击毙6名印军,击伤3人,还抓了7个俘虏。
这次冲突,最终以我军释放俘虏,交还缴获武器装备而告一段落。经此一战,哪怕是对军事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明白中印两军战斗力水平不在同一层级。任何军队在决定与我军一较高下前,都该好好掂量掂量。但是,自认为是“第三世界领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印度并不这么想。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困难年代,无力应对,故而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越发变本加厉。
客观地讲,从1960年至1962年,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遇到的艰难岁月之一。在国际关系方面,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中断了援助,撤走了专家。而美国也在西藏和越南这两个点上,与中国展开“暗战”。至于内部,一是吃饭存在大问题,二是逃到孤岛的蒋军在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打心眼里不愿意与印度发生正面冲突。但是,中方的底线任何时候也不能挑战,“祖宗留下的土地不能在我们手里少一寸”。无论对手是谁,只要胆敢触碰这条底线、红线,哪怕再困难也要奋起打击。
非常遗憾的是,对新中国没有正确认识的尼赫鲁,将中方所有的和平呼吁当成了软弱可欺。发生在1961年下半年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印度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一次,龟缩在印度境内,由美国中情局武装、训练和供养,由印度提供庇护所的一股叛军,越境伏击了一支我军一支运输队。叛军将缴获的我军内部文件正本交给了美中情局,副本交给了印度。印度在这几份文件中,发现了“给养较差,战士们营养不足,在有的地区军事调动出现困难等”字样。印军由此认定,我军已经虚弱不堪,无力一战。获悉此事的印度议员,还在公开场合叫嚣:“1名印度兵能打赢10名中国兵。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回去?”
恰在此时,惯常煽风点火,好让别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美国,又往印度高涨的火焰上浇了一大桶油。时任美国防长麦克纳马拉告诉印方:“中国如果进攻印度,其后勤保障将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负担,而中国的情况惨淡,因此至少在几年内,其军事冒险的规模和性质会受到很大限制。”
在这些错误判断基础上,尼赫鲁公开要求印军大胆实施所谓“前进政策”:在中印边境线上全线推进,只要没碰到阻碍,就一直向前推进。如果碰到阻碍,就停下来对峙,然后在其他没有阻碍的地方继续前进。一旦中国军队往后撤,印度就立即压上去,并再也不后退。尼赫鲁自信地宣称:“只要向前建立一个哨所,就是成功地在这一特殊地区开辟印度国土。因为实际上的控制,十有八九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眼见印度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直隐忍不发的中方,不得不开始为应付最坏情况做必要的准备。在那个异常困难的年代里咬紧牙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往雪域高原上运去了数万吨战备物资。
1962年8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这场有可能酿成核大战危机所吸引。中国利用这个短暂而又难得的窗口期,赶在大雪封山前,对入侵的印军实施了一场规模有限、目标明确的反击,并赶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前宣布撤军,并归还缴获的印军武器装备,让印度领教到了“耻辱性失败”的滋味。
让尼赫鲁黯然神伤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爆发后,在53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中,只有2个国家明确表态支持印度这个“不结盟运动领袖”。在印方拼命做工作后,也只有18个成员国对印度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可以说,经此一役,印度在国际上苦心经营的“人设”崩塌了。可这一切又能怪谁呢?都是印度咎由自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