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为了避免被美国“战略抛弃”、彰显自身战略价值与战略忠诚，澳大利亚自愿充当美国反华急先锋，在对自身的这一角色定位下，它的“被害妄想症”愈加严重，不仅在外交道路上越走越偏，一贯宣扬的价值观和民主传统也正不断遭到侵蚀和扭曲。
据澳媒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计划近期向国会提交一份名为《外交关系法》的议案，如果议案在澳大利亚国会获得通过，澳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和企业达成的任何协议一旦“对澳外交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或者“不符合澳外交政策”，澳外交部长都有权否决协议。不少报道认为这个议案有针对此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意味。不过，这个草案一经传出，反应更强烈的是澳大利亚国内，不仅引起澳联邦政府部分人士的担心，更是引发了澳地方政府的严重不安。
澳大利亚是英国前殖民地，继承了英式威斯敏斯特体系，联邦政府拥有外交、国防与收取关税等必要权力，其他权力属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高度自治。这就意味着州政府作为地方政府，除了国防与外交权力之外，能够自主决定本质上属于地方事务的经济事务。这是澳大利亚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力，也是源自英国法律体系的历史传统。澳大利亚联邦法律的立法领域主要集中于税收、国防、外交、移民和贸易等领域，澳大利亚各州政府作为独立的司法管辖区。诚如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所言：维多利亚州有权力决定本质上属于本州的地方事务。因此，莫里森政府计划提交的议案可能涉嫌违宪。此法案一旦通过，无疑将赋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前所未有的权力，可能会彻底打破澳大利亚联邦与地方、外交与经济部门既有的权力平衡。
观察澳大利亚政治，会发现这个议案是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追求“全政府模式”大趋势中的一个具体面向。为了应对所谓的“外部安全挑战”，澳政府正在走向国防部门、情报部门而非经济部门或商贸部门把持外交事务，地缘政治而非地缘经济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事务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主张对华强硬的国防部门、情报部门处于决策核心，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商贸部门、农业部门、教育部门则被边缘化。对它自身来讲，联邦权力不断扩张，地方自治权力日益受限，澳洲社会的自治传统和自由民主价值观都将面临不小挑战。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在国内将自由、民主、自治等西方价值观奉为圭臬，在国际上以澳美同盟为外交战略的基石，发挥创造性中等强国的作用。如今，为了巩固澳美同盟，澳大利亚不惜以牺牲国内宪政、自治为代价，来追随美国、制衡中国，与自身国家利益背道而驰，也违背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作者是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