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8月18日发表题为《美国实力的未来》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文章认为，美国时代的终结早就到来了，美国未来影响力如何将取决于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而非外交政策。全文摘编如下：
在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垮台后，绝望的阿富汗人本周拼命逃离喀布尔的恐怖景象令人想起世界历史的一个关键节点——美国退出世界舞台。而事实上，美国时代的终结远比这更早就到来了。美国衰落的长期根源更多的是国内因素而非国际因素。这个国家的大国地位还将维持多年，但影响力如何将取决于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而非外交政策。
▲8月16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民众追逐攀爬一架美军运输机。新华社/美联
美国霸权的巅峰时期持续不到20年——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前后。当时，这个国家在许多实力领域——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狂妄自大的巅峰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当时它希望不仅能改造伊拉克和两年前入侵的阿富汗，还能改造整个中东地区。
这个国家高估了用军事实力带来根本性政治变革的有效性，同时也低估了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全球金融的影响。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美军深陷两场反叛乱战争，以及一场凸显出美国领导的全球化带来了巨大不平等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一时期的单极化程度在历史上相对罕见。从那以后，世界一直在回归更加正常的多极化状态。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和其他中心相对于美国的实力获得了增长。阿富汗对地缘政治的最终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在此之前，美国曾挺过一次令其蒙羞的失败经历——1975年从越南撤军，但很快在10多年后重新获得了主导地位。
美国全球地位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国内：美国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这种两极分化始于税收和堕胎等传统政策问题，但后来转变为围绕文化认同的激烈斗争。那些感到被精英阶层边缘化的群体要求重新获得认同，我在30年前将此称为“现代民主的致命弱点”。通常情况下，像全球疫情大流行这样的重大外部威胁应该是公民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的情况；而新冠疫情危机却加深了美国的分裂，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和接种疫苗不被视为公共卫生措施，而被视为政治标志。
在后民权时代，以美国是多种族民主国家为傲的公民身份已被围绕1619年和1776年的激烈交锋——即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奴隶制还是为自由而战的基础之上——所取代。这一冲突延伸到双方认为自己看到的不同现实：2020年11月的大选要么是美国历史上最公平的大选之一，要么是存在大规模舞弊、导致不合法的总统上台的大选。
在整个冷战期间直到21世纪初，美国精英阶层达成了坚定的共识，即支持美国维持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地位。阿富汗和伊拉克无休无止的战争，不仅令许多美国人对中东这样棘手的地区感到厌烦，也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普遍感到厌烦。
两极分化直接影响了外交政策。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人采取鹰派立场，严厉批评民主党人“重启”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政策，以及对待普京总统的所谓幼稚做法。前总统特朗普转变立场，公开支持普京。今天有近一半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比俄罗斯对美国生活方式构成的威胁更大。
两极分化已经损害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取决于外交政策学者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即美国制度和社会对全世界人民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已经大大减弱。成熟民主国家的标志是能在选举后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而令人震惊的是，今年1月6日美国未能经受住考验。
拜登总统领导的政府执政7个月以来最大的政策失败，是未能为阿富汗的迅速崩溃做好充分准备。无论这一失败多么有失体面，它都不能否认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根本决定是明智的。拜登表示，撤军是必要的，为的是集中精力应对未来俄罗斯和中国的更大挑战。我希望他对此是认真的。奥巴马从未成功实现将“重心”转向亚洲，因为当时美国的重心仍在中东的反叛乱行动上。
美国不太可能恢复原来的霸权地位，也不应该抱有这样的期待。
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