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七普数据的披露，中国人口超千万的城市榜单出炉。它们分别是：重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成都、郑州、杭州、武汉、哈尔滨、苏州、临沂、东莞、石家庄、西安、长沙、青岛，共18个。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只有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才算超大城市。对照此标准，在以上千万人口城市榜单中，目前我国的超大城市，包括重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六个“老牌选手”，加一个“新晋选手”成都——去年年底，成都官宣“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已达1100万”。也就是说，我国超大城市已7个。
而其他城市，虽总人口破千万，但城区常住人口未达标。换句话说，城镇化率没有达到超大城市的门槛。比如，石家庄一共8区13县（市），大量人口分布在辖下县市。临沂更是如此，《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中心城区人口要达到300万。可见，这些城市距离成为真正的超大城市，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不过，这并不代表千万人口城市榜单就没有看点，研究它就没有意义。
首先，来看下有谁新入榜，有谁出了榜。
此次新入榜的城市有三个。一个是长沙，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了1004.79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300.38万人。第二个是青岛，2020年总人口达到1007.17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135.66万人。第三个是东莞，2020年总人口达到1046.66万人，成为广东省仅次于广州和深圳的第三个人口超千万城市。10年前，东莞总人口为822.02万人。
有两个跌出榜单的城市。一个是南阳，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1026.30万人，减少至971.31万人，减量超近55万人。另一个是保定（不含定州、雄安新区），2020年的常住人口为924.26万人，2010年保定的全市常住人口为1119.44万人。这种减少，应该有区域行政调整后采用了新的统计口径的因素。一个证据是，在河北省的七普数据通报中，保定（不含定州、雄安新区）仍被纳入了人口增加地区，其人口与六普时相比，增加了26.85万人。
其次，从此次城市人口变迁的数据，可以得到几个结论。
第一，城镇化突飞猛进。
从整体看，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2010年六普时，城镇化率为49.9%。更早的2000年，则为36.2%。20年间，不仅城镇化率保持了高位增长，而且近10年比上一个10年的“加速度”也是增长的。
第二，省内人口聚集现象加剧。
“千万人口俱乐部”里的中部城市，有郑州、武汉、长沙三城（合肥站上了900万+台阶）。其中郑州人口最多，达到1260万常住人口，反超同省的南阳、周口，跻身河南人口第一大市。
这几个省会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依托本省人口的聚集。
另外，西安2020年的人口总量达到1295.29万人，比2010年增加448.51万人，增幅达52.97%，占全省人口比重为32.77%。云南16个城市中，5个城市人口在增长，11个人口净流失。其中，昆明总人口846万，10年增长了202万。湖南14个地级市中有7个都处在人口流失的状态。2020年长沙常住人口达到了1004.79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300.38万人。省内人口向省会城市聚集，趋势明显。
这就使得一个省的人口优势，转化为省会的人口优势。比如郑州占本省人口的比例为12.68%，而武汉的这个数字达到21.34%。所以，即便河南人口聚集度并不大，但由于河南人口众多，郑州的人口总数仍然超过武汉。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省内聚集，还是区域聚集，都不是失衡。不要看到人口分布不均就说失衡，这是正常的、符合人口迁移规律的聚集。其实，从聚集的结构来看，聚集度还不够，非市场化的因素还抑制着聚集。
第三，成都已成当之无愧的西部区域中心城市。
成都的人口聚集效应和城市辐射能力在诸多城市中更胜一筹，影响到了西南诸省，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这类城市数量不会太多，更多取决于历史、自然和地理位置。所谓“第四城”，也与这种“天赋异禀”不无关系。当然，政策与治理因素也功不可没。
关于成都的先天优势、后天努力及未来值得期待的广阔前景，澎湃评论在上一篇文章中详细阐明，这里不再赘述。（常住人口2000万+，重新想象“大成都”）
第四，武汉pk长沙，谁会胜出？
湖北省会武汉与湖南省会长沙的pk，随着长沙晋级千万人口城市榜单，也引人关注。
从人口上看，长沙2020年常住人口为1004.79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300.38万人。武汉2020年常住人口为1232.65万人，比2010年时增长了254.11万人。从存量上看，武汉更具优势。但从增量上看，长沙更胜一筹。
从规划来看，2019年，武汉提出，推动城市人口向2000万人跨越的目标。而长沙在今年年初的《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到2035年，建设常住人口1000万、建成区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的特大城市目标。等于说，长沙已经率先完成了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人口目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点：长沙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是高于官方预期的。而武汉的目标更大、更立足长远，对照现实，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从经济规模看，武汉2020年GDP为15616.10亿元，人均GDP为12.67万元，人均GDP在中西部地区居于首位；长沙2020年GDP为12142.53亿元，人均为12.08万元，在中部地区仅次于武汉。这显示出武汉经济发展质量相对较高，且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情况下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但长沙的发展后劲也不容小觑。
从其他方面看，武汉区位条件优越，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武汉不仅自身具有深厚的工业基础底蕴，与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互补协作也在顺利推进，承接了东南沿海大量产业转移。2017年，武汉成为继北上深之后，我国第四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设计之都”。另外，武汉科教实力雄厚，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支持。湖北的“强省会”发展思路也很明显，这有利于各种政策和资源进一步向武汉集中。
长沙在近些年则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比如，在艺术之都、休闲之都后，长沙开始了向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业发力，提出打造“AI之都”。以长沙为代表的长株潭地区成为湘鄂赣三省区域内最具有发展爆发力的城市群，长沙在三市中的产业优势明显，且呈互补性发展。另外，长沙的产基础和科教实力也并不弱。加之亲民的房价、宜居的环境等因素影响，长沙这几年对人才的吸引力逐渐从本省向周边省份扩散，这为城市长远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
第五，中国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口千万级别城市？
关于城市人口迁徙，有一个著名的ZIPF法则。该法则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城市人口与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间，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是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三倍……以此类推，为第N大城市人口数量的N倍，即城市人口对数值与其秩排名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ZIPF法则还有一条补充规则，即随着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聚度会因国家总人口增加导致的城市数量增加而降低。简单地说，就是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就会减少。这是因为人口变多，能够维持规模效应的城市就变多。同时，距离变大，首位城市虽然有吸引力，但毕竟离家乡太远，人们不愿意去。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多的区域性大型城市是符合规律的，这些城市会分掉特大城市的一部分人口。
这个补充规律，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千万级别城市。比如，一个西宁人、拉萨人，或者一个遵义人，可能不会选择去北上广深，而会选择去成都发展。这样，在距离家乡位置、熟悉人脉与发展机会之间，能得到一个较为均衡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