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办过“读者之声”版，这是读者自己就某些事情、现象和问题发表言论的地方，是群众表扬他人和抒发心声的场所，是百姓求助、倾诉、告状、揭露、批评的热线，我们记者的采访则是以读者来信和群众反映为基础的代言。我曾在读者来信中发现北京随着居民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公交出现了一个地点几个站名的现象，外地人晕头转向，北京人也看不懂。倾听到这样的声音后，我实地采访、深入调查，写出《一个站点几个名字，乘客看了直发懵》的报道。文章见报后，公交部门采取措施，认真整顿，纠正了一些名不副实、一站多名的状况，受到群众的好评。
1955年1月12日，《北京日报》1版
一封来信帮助红领巾茁壮成长
1954年年底，一位母亲伏案提笔向北京日报社写来一封求助信，倾诉自己的烦恼。“我的女儿小丽快要满十三岁了，还没有入少年先锋队。这对孩子和我都是一件大事……”这位母亲在信中提到，小丽是个聪敏活泼、勇敢大胆的孩子，却因为上课不好好听讲、思想不集中而两次被拒绝入队。可小丽还是用百倍的热情参加“红领巾”的活动，并且第三次申请加入“红领巾”，但负责人却说，她的功课要再好一些才行。
到底功课好到什么样的标准？这位母亲在信中为孩子呼吁——不应千篇一律地对待孩子，不应把一个热情的孩子一再拒之队外。“我不希望也不可能使我的女儿成为服服帖帖、百般顺从的女孩子，但这正是我们许多学校的少先队吸收队员的唯一条件。把她的棱角磨钝了，这对新中国的后一代有什么好处呢？”
她在信中求助：“我万分迫切地请求你们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担心我的女儿这次申请入队再不被批准，会使她产生自卑心理……我除了给有关部门写信请求帮助外，我相信从你们这里也会得到支援的。”
收到来信后，北京日报记者诸有琼立即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探寻小丽迟迟不能入队的原因。诸有琼采访了学校少先队的总辅导员、中队辅导员、小丽的班主任，以及中队委员、小队长们，听取大家对小丽入队的看法。在与小丽的沟通中，记者发现她是个天真活泼、直率大胆的女孩子，而且非常热爱少先队。后来，小丽入队后的成长也表明，少先队带给少年儿童的正面引导作用是巨大的。
这封读者来信和记者的调查采访《小丽为什么现在才入队？》在本报1955年1月12日的头版刊发。诸有琼看到了小丽入队的艰难和入队后的成长，在报道中提出反思：小丽过去真的不够入队条件吗？入队的标准到底有多高？难道少先队要的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孩子吗？孩子们的哪些个性不应被看作缺点？紧接这篇报道，《北京日报》又刊发评论文章《不要忘记他们是孩子》，用一件件真实事件表明，孩子入队要求过严，而且这一情况并非个例。文章呼吁“应该是结束这种荒谬现象的时候了！”
本报的这组报道不仅帮助了小丽，更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关于儿童教育问题的大讨论。从1月15日起，《北京日报》开辟“正确地对待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专栏。仅仅20多天，200多位读者给本报来信，畅谈自己的看法，参与讨论的既有学校老师、辅导员、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孩子家长和社会各界关心儿童教育事业的读者。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大讨论的声音不是千篇一律的，大家各抒己见，思想认识在碰撞交流中迎来解放。
3月26日，《北京日报》头版发表社论《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指出要破除旧思想，不能只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儿童当成好孩子，而将勇敢大胆、敢说话敢提问的孩子当成问题儿童。二版刊登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孙国梁的文章《进一步改造思想，树立社会主义的教育观点》，探讨如何正确培养教育少年儿童。
至此，这场为期2个多月的大讨论落下帷幕。这场大讨论扫除了儿童教育工作中的思想障碍，达成了“让更多孩子戴上红领巾”、鼓励孩子多方面发展的共识，全市少先队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如今，有入队意愿的小学生们都可以在少先队组织批准后，光荣地加入“红领巾”的队伍，得到自信快乐的成长。
传递民意促使布票提前三年取消
布票，曾经是计划经济环境下人民获取生活必需品的重要凭证，如今，已成为众多收藏爱好者所青睐的“时代记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棉花连年增产，化纤工业突飞猛进，纺织品的资源日益充裕。凭票购物的消费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还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吗？1983年秋天，北京日报记者四处奔走，倾听到普通百姓、纺织行业、经营管理部门的多方声音、收集大量一手素材后，写下一篇内参《还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吗？》，不仅倾听、反映了百姓的真实声音，更为中央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让布票提前三年取消。
“棉布滞销了。”市纺织品公司业务科的同志说，纺织品调价后，本市纺织品销售发生很大变化，棉布、棉织品销售锐减，滞销严重，商品积压。百货大楼纺织品部过去两天卖棉布四百五十米，现在卖两天也不超过六十米，还有不少是机关单位买的。布制服装销售也连续两年下降超过30％。据中央有关部门介绍，全国棉布销售情况与北京市差不多。
“化纤很畅销。”瑞蚨祥绸布店1983年上半年销售的“的确良”同比增长26.65％。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大辛庄乡供销社百货商店1983年前七月的化纤销量同比猛增了七倍，化纤服装销量也增加了2.1倍。乡社员姜佐信风趣地说：“化纤禁蹬又禁踹、禁铺又禁盖，手里有钱谁不想买？”
“布票用途越来越小。”记者了解到，从1982年开始，国家陆续对部分纺织品实行减收或免收布票，敞开供应，当下只有部分纯棉布及部分棉服装收布票了。城市居民用在穿上的布票，每人每年只有二尺左右。
“布票家家有余。”市纺织品公司业务科同志说，他们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全市1982年布票回笼数是历年布票回笼数最少的一年。
听到这些声音后，记者逐一将棉布滞销、化纤畅销、布票用途缩小且家家有余的事实梳理出来，并借用时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综合处经济师席与峻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结论：“现在纺织品已能满足人民群众的低水平消费，我们现在已有能力、有原料，棉纺织品又没有什么短线产品，布票可以取消了。”
原本，未来三年的布票已经印出，还未下决心马上取消。这篇内参的出现，为中央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促进了取消布票的这项工作。1983年11月23日，《北京日报》一版报道《商业部通告从今年12月1日起 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 更好地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商业部通告称，从12月1日起，对市场销售的棉布和絮棉临时免收布票和絮棉票，1984年不发布票和絮棉票。
取消布票这一决定，被中央列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成就之一，而北京日报社这篇倾听百姓声音、反映社情民意的内参，将布票的取消工作提前了整整三年。1988年，这篇内参在历史博物馆展出，成为服务人民的重要教材，也成为媒体报道助力改革的生动例证。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鹿艺佳
编辑 实习编辑 高悦
流程编辑 刘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