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副所长
“一国两制”是中国和平解决历史问题、务实促进国家发展的一项伟大社会实践。其蕴含的对人类发展理念、国家治理模式的思考超越了意识形态，是基于客观事实与条件解决一国或一个地区面临的重大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尝试。重温“一国两制”构想的初心，回顾其在过去二十多年实践中展现出的强大活力和韧性，对于“五十年不变”的后半段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四十年前的今天(1月11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他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方针最初针对的是台湾问题，却由于香港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上议事议程而首先被运用于香港的回归。
香港适用于“一国两制”的情况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邓小平先后在1979年会见麦理浩、1982年和1984年两次会见撒切尔夫人，以及80年代会见香港人士时，进行了较完整的阐述，包括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目的及其内容、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香港的资本主义与内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方向等。如今读来，仍对当前香港和澳门的形势具有指导意义。
回看“一国两制”的初心，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二是促进内地的发展。用邓小平当年的原话讲，是“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毕竟，“一国两制”除了涉及香港的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很大的主体，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内地。小范围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的，是因为相信这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这种辩证、以我为主的思维贯穿于“一国两制”从构想到实践的全过程。
今年是香港、澳门分别回归25周年和23周年。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香港和澳门都经受了来自金融危机、社会风波等方面的考验。尤其是香港，近些年风波不断，迫使中央政府连续出手，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堵塞法律、制度漏洞，确保“一国两制”重回正确轨道。
事实表明，“一国两制”是适合香港、澳门实际情况的，也确实促进了香港、澳门回归后的繁荣稳定。这种繁荣稳定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权宜的、阶段性的，而是长期的、持续的，这是中央把香港、澳门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后必然要面对的治理课题。
两个特区在“一国两制”实践中有成功经验，也有挫折教训。相对而言，澳门回归20多年来社会较为平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均GDP的快速跃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香港近些年社会风波不断，法治遭破坏，民意被撕裂。在中央接连出手扭转乱局后，香港迎来发展新局面。当前，香港已顺利举行新选制下的两场选举，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已宣誓就职，3月还将进行新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7月1日随着新一届特区政府的运作，香港形势将掀开新的篇章。政治形势稳定之后，香港的当务之急就是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问题。而在爱国者治港基础上，新一届立法会议员的议政能力，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管治能力，将成为影响香港未来发展的最大因素。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无论是香港、澳门，还是内地，都面临一面防控疫情，一面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中央有信心既把实行社会主义的内地建设好，也把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建设好。特区政府也要有信心守护好、实践好“一国两制”，既在香港、澳门维护好国家安全，对国家负责，又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用好“十四五”规划的宝贵五年时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香港、澳门的市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