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重吉（1892-1966年），福建省永春县石鼓镇卿园村人，马来西亚华侨。工农商界巨擘、华侨领袖、华文教育推动者和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马来亚吉隆坡永春会馆主席、马来亚吉隆坡中华总商会董事、马来亚吉隆坡福建会馆主席、马来亚吉隆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会常务委员兼财政主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常务委员等职。
工商巨擘 人格光辉
1892年，黄重吉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石鼓乡（今石鼓镇）卿园村。其父黄世博，创办合茂土产行于吉隆坡，母陈氏，育有3个儿子，长子名重水、次子名重吉、三子名重玉。重吉幼读私塾，勤勉好学，天资聪颖，16岁随父前往马来亚谋生，先后在巴生及吉隆坡居住。18岁，因其父年老弃业赋归，重吉即涉足商场，艰苦奋斗，他颇具经商天赋，瞄准商机，不断拓展经营领域。28岁，已在工农商界崭露头角，成为当地工农商界青年才俊。在吉隆坡文良港首创锦利板栈，经营板料五金，其后大展雄才，35年内，在吉隆坡、巴生、金马士、而连突、直凉、关丹及中国厦门等地拥有独资的橡胶制造、榨油、锯木、酿酒、糖果、饼干、纺织、肥皂、电池、机器等15家工厂，并经营着面积5400多亩的农场、茶场。在马来亚、泰国等地创办贸易公司。由于经营有方，渐成当地巨富。
黄重吉成为工农商界巨擘以后，继承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优秀传统，虽家财万贯，却处事低调，助人为乐，协助家乡南渡的乡亲落脚，优先雇佣家乡贫苦乡亲，获得广大侨亲的拥戴，成为马来西亚著名的侨界领袖。他与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生活在同一年代，处处以陈嘉庚先生为榜样，对国家与民族事业具有伟大情操，不惜冒着全家性命和事业被毁的危险，坚守民族气节，铁骨铮铮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散发了其人格光辉。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工委会理事、文史工作者刘崇汉向《黄氏名人录》直言，在事业上追随陈嘉庚的黄重吉，深受陈嘉庚精神的感召，其身上的人格光辉，是利字当头的大富豪无法比拟的。旅马黄氏登进家族会元老、林连玉基金顾问（已故）黄明治，曾在2009年华教节特辑撰文《纪念日据时期的爱国者---黄重吉》，这样评价黄重吉：“像黄君这样的人，从商赚钱并非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为国为民的志向，在利与义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即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他人格光辉的一面”。
1. 抗战侨领 铁血丹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重吉立即在吉隆坡发动华侨捐款支援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还部署华侨抵制日货。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黄重吉参与发起举行吉隆坡抗日总动员大会。会上，他登台陈词，号召华侨捐款援国抗战。积极促成吉隆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会成立，被选为常务委员兼财政主任。
1938年10月，黄重吉作为吉隆坡华侨抗日领袖，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会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任主席，黄重吉当选为常务委员。
从新加坡回到吉隆坡以后，黄重吉以更大热情投入抗日救国工作，不辞辛劳奔走各地，参加各地和各个行业组织的筹赈动员大会。在接到征集南侨机工任务之后，他四处动员，帮助一批青年司机解决了后顾之忧，使他们踏上了回国参战、为国效力之路。其中，刘瑞济等永春籍机工就有50余人。
1941年，在南侨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黄重吉再次以高票当选为常务委员。
1941年12月，日寇大举南侵，马来亚沦入日寇铁蹄之下。日本侵略者使尽招数威逼利诱，逼迫黄重吉出任吉隆坡兴亚报顾问、雪兰莪华侨奉纳金委员会副主席、华侨协会副主席、招安会副主席、雪兰莪参事员等伪职，黄重吉坚决拒绝。各地记者、播音台、演讲座、宣传会，请其发表颂扬日寇之德政者，亦被黄重吉严词拒绝。
1942年5月，由华侨组织的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队长陈天庆、许天基，与其亲属黄世积、黄重涵，先后于吉隆坡文良港黄重吉饼干厂密访黄重吉，共商组织抗日机关，训练抗日军队，打击敌人，并请黄重吉予以物资支持。黄重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及击败日寇乃国民之天职，毅然同意给予人民抗日军物资之救济。他恳切表示：“我年虽老迈，惟雄心未衰，只要敌人崩溃，抗战胜利，吾愿足矣，金钱性命云乎哉！”从此以后，黄重吉不断捐以重金、药品支持抗日斗争，前后捐资多达1300余万元，耗费其生意经营的很大部分，他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日军官兵。
1945年初，盟军为配合太平洋战场大反攻，向马来亚空降精干特种部队，黄重吉协助抗日军参与承担接应任务。他冒险掩护盟军空降部队官兵，并设计安全路线，于1944年12月、1945年3月、5月分三批组织盟军16名空降人员转移到而连突黄重吉农场养伤。此事后为日寇知悉，遂派宪兵、特务，伪装成医生、商人及工人前往降落地农场，企图刺探秘密。然而农场千余工人，素受黄重吉人格之感召，深明大义、同仇敌忾，守口如瓶、无一人泄露秘密。日寇恼羞成怒，8月12日抓其堂弟黄重涵严刑拷问，黄重吉偕其2个儿子机警避走他乡，临行前对其家人作最后叮嘱：“我父子此去，或在途中遇害，或者我们离去后，你辈20余人遭受日寇所杀，俱为国家民族而牺牲，这是极光荣的，吾辈须从容就义，勿作儿女态，切记切记”。黄重吉父子离开2小时后。日寇50余人到黄重吉寓所搜捕未果，遂威逼其夫人及其重要职员林世吟（妻舅）、黄双奎等人，限令5日内交出黄重吉，否则将斩杀其全家20余口，并没收其全部产业。所幸规定时限未到，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黄重吉一家始得安然，其堂弟黄重涵亦于8月19日获释。
虎口余生后的黄重吉，接受新加坡南洋商报驻吉隆坡记者采访时，神态自若地说：“虽然在沦陷期间，曾受过日寇28次威迫利诱的残酷审问， 3年8个月的日寇铁蹄下的严厉监视，和各厂机器及罗里汽车的损失惨重，但压不住我爱护国家民族的天性，压不住我准备牺牲一切的决心。卒之，完成我的愿望，达到我的目的，这可算是我生命史中最值得纪念的一页，不过，这页历史，还是多得各方面热心志士的血和汗替我写成的”。浩然正气，溢于言表，足以显示黄重吉为国家、为民族、临危不惧的牺牲精神，更足以显示他坚贞卓绝的伟大人格。
2. 重教兴学 热心公益
黄重吉驰骋商界获得成功后，深深体会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在商界崭露头角后，仍觉得自己学识不够，30多岁了还坚持到吉隆坡夜校上课。他热心华文教育，注重传承中华传统文化。1919年，黄重吉参与多位永春乡亲发起创办雪兰莪巴生共和学校，并任董事。同年，他捐款捐地，参与创办文良港中华学校，并亲任司理。1925年，参与创办吉隆坡中华女子学校，担任董事。1939年，又捐资献地参与将文良港中华学校改办为“雪兰莪中华中小学”，（后易名“吉隆坡中华中小学”）抗战结束后，又捐资复办尊孔中学、中华小学、中华中学，为复校功臣。
黄重吉不但在海外捐资兴学，促进华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同时十分关注家乡教育。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捐资接办由菲律宾华侨黄振明兄弟创办的永春石鼓卿园村文明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家乡创办文明中学。
黄重吉热心公益事业，1926年担任雪兰莪福建会馆总理时，为重建雪兰莪福建会馆殚精竭虑，及时化解会馆建设中因印发彩票募集资金引发的问题。他先后担任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永春会馆、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同善医院、青年会、逸园俱乐部等社团要职，并担任马来亚黄氏登进家族会多届会长（1951-1952年、1954-1966年）及信托人（1954-1966年），任内为华人社会发展，加强同家乡联络联谊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 建设祖国 贡献力量
黄重吉认为华侨命运的好坏，与祖国兴衰存亡息息相关，抗战胜利后，萌生把在马来亚的部分产业调回国内投资、发展经济的想法。1946年秋，派其堂弟黄重生到香港、广东、海南岛、台湾、厦门等地考察，最终选定厦门为投资地点。他认为，时年厦门工业基础虽较薄弱，但水陆交通方便，适合发展地方工业，他先在香港设立黄重吉贸易公司，作为与祖国沟通信息和转移投资的桥梁；同时向厦门国民党政府敌伪物资处理部门，购买原由日本人所经营的平安酱油厂、南兴酒厂作为基地，计划逐步扩大、兴办10家工厂。同年冬天，黄重吉自马来亚返国，到南京、上海参观工商企业，到龙岩考察矿藏，他认为祖国工商业虽然落后，但地下矿藏资源丰富，对发展工业颇具信心，又在厦门买下光化电池厂。至此，他打算把各厂厂址联成一片建设一个工业园区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1947年春，黄重吉把橡胶制造厂、榨油厂、饼干厂、酒厂、机器修配厂的设备及卷烟机、印刷机、货车分两批运抵厦门，重吉连同20多名技术人员同船回来，准备立即安装生产。当机器设备运抵码头时，却受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限制和刁难，包括两部载重货车不能进口而被海关扣留，机器不能及时搬运安装，只好堆放在码头上，任凭风吹雨打，后经多方交涉，拖了三个多月才获解决。
1947年秋，电池厂、酱油厂、酒厂先后投产；橡胶厂、榨油厂、糖果饼干厂、机器修配厂、卷烟厂、印刷厂也安装就绪，准备试产。但所需的原材料及燃料，大多须用外汇进口，而当时外汇由国民党输出入管理处统制，批给黄重吉各厂的外汇尚不够电池厂进料，其他各厂则困难重重。黄重吉多次向南京政府申请，要求自备外汇进口原料，仍未能获准。无奈之下，工厂只好一个接一个遣散工人，暂停生产。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电池厂半产半停，仅能维持部分工人生活。
残酷的现实面前，黄重吉终于明白，他虽有报效祖国、发展工业、促进经济发展之志，然而在忙于内战、腐败无能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再美好的愿望终究无法实现。1948年冬，黄重吉愤而离开厦门，重回马来亚吉隆坡定居。
厦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注重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国民经济、关心侨企发展。人民政府派员到黄重吉所属侨企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各种难题，发还以前被国民党海关扣留的两部载重汽车，准许以外币、银元从香港进口原材料，并指导协助用橡胶厂的动力发电以供市区照明。1952年又组织厦门市4家机器厂实行私营联合，成立重吉机器厂，扩大生产能力，推派黄重吉堂弟黄重生担任经理。
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黄重吉所属的橡胶厂、机器厂、饼干厂、电池厂及部分机器设备，分别加入厦门罐头厂、纸板厂、化工厂、实行公私合营。
两种制度两重天，共产党对侨企的关心支持，让黄重吉看到希望，激发其爱国爱乡情怀，他将所属各厂公私合营后历年所得股息，尽数投入家乡创办文明中学，从1961年至1965年先后拨付建筑教学楼、宿舍楼及历年经费计人民币7万余元。
1966年2月，深受侨界敬仰和拥戴的黄重吉病逝于马来西亚彭亨州金马崙高原，享年74岁。
来源：中国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