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一位上级领导来到清华大学，和蒯大富展开过一场辩论。 问：“你叫什么名字？”“蒯大富。” 大富一点儿也不怯场。 问：“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 没有想到蒯大富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的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只能小富，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
群众鼓掌，领导愕然。知道了蒯大富这小子不是好惹的。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里，父亲是村官。蒯大富是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他自幼刻苦勤学，1963年9月，蒯大富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成了轰动一时的高考状元。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几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因为狂热，瞬间被推上巅峰，于是，“蒯司令”的名字便远扬四方。
尽管这种风光只有两年，却换来了17年铁窗生活，但蒯大富并不后悔。
1968年12月，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炼铝厂当技术员，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
过了不久，席卷全国的揭批查风暴对他隔离审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和新疆青海等地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
1987年，他刑满释放，又回到青铜峡铝厂。这时，他已经42岁。从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人到中年的劳改释放犯，蒯大富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生活的道路。
八十年代，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到处是改革开放的热浪，新的世界，新的思想，新的变革，新的实践，强烈地冲击着蒯大富那颗驿动的心。1988年，他回江苏探亲，在南京见到当年的老同学，同时遇到了与他陪伴终生的奇女子罗晓波。
迟到爱情真诚可贵。
罗晓波，这个25岁的云南姑娘，秀外慧中，美丽贤惠，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她心地善良，通情达理，有远见卓识，对于蒯大富的经历她早有所闻。如今和这个声名显赫的“蒯司令”站在一起，更被他的风采和人格魅力所吸引。爱情的种子在她心中萌发了。她给蒯大富射出了丘比特的爱神之箭。
一个是饱经沧桑的清华才子，一个是秀外慧中的北大侠女，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越说越贴心。当晚十二点，两人拍板：第二天结婚！
喜讯轰动了青铜峡铝厂，纯朴厚道的工人师傅送来了新被子，新床单，新水壶，新脸盆，还有琳琅满目的日用品。蒯大富、罗晓波喜结良缘，消息很快传遍了海内外。
1993年，蒯大富的恩师罗征启教授任深圳大学校长，邀请他们来深圳看看。罗校长问罗晓波：“你怎么敢嫁给蒯大富？”罗晓波笑着说：“我从来没考虑过个人的名利得失，只要是我看中的人，我就会跟他一直走到底！”
1994年，蒯大富到深圳创业。
在深圳朋友们的帮助下，蒯大富在深圳创办了一家经营照明器材和音响器材的公司，夫妇俩并肩携手，埋头苦干，生意越做越红火，同时在深圳买车买房。踌躇满志的蒯大富在60多岁时被突然而至的中风心血管差点打败，原因是他没有社保医保。
他虽然有深圳户口也交了社保，却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不能办理退休手续，以致两年后连续中风3次，每次自费几万元抢救治疗。
后来领导亲自特批解决蒯大富的社保问题。在蒯大富65岁第4次中风时，享受了社保医保。夫妻退休金共7千元，虽然实际退休金不高，但每次生病住院可以报销95%，搬掉了他心头一块大石头，消除了他坐吃山空的忧虑。
来深圳几年后，为了能落户深圳（因自身原因，那时深圳不批准蒯落户），蒯与罗假离婚，办理离婚手续以后，将房产分别过户到罗晓波和女儿蒯小琼的名下，这样蒯大富终于随女儿落户深圳。
他们没有复婚。
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罗晓波说“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当时在澳门工作的女儿不放心中过四次风的父亲呆在家里。经过一番周折，蒯大富住进宝安一家公办养老院，二百多老人平均年龄八十四岁，蒯是养老院最年轻的“老人”。
虽然养老院条件一般，却也热闹，社会爱心志愿者每年数次的走进养老院为老人们带来问候与欢笑，送吃送喝的还有精彩演出，老人们总是盼望他们再来。
2005年，蒯大富60岁生日。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祝。蒯大富六十大寿时，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下联是“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横批为“六十大富”。
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受邀参加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他见到许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
现在，蒯大富非常满意养老院的生活，“上午锻炼一下身体，下午读书看报，晚上看看电视，还有网络可以上网”，蒯大富语气里透着感激。
老领导、老朋友时不时地去找他叙叙旧、聊聊天，他总是要感叹一番深圳市政府对老年人的关怀不歧视不见外，感叹自己作为一个深圳人的幸福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