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与邓亚萍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医生陶勇坐立不安,他用医学上的“失语症”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大脑一片空白,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也因为紧张变得陌生。
他视邓亚萍为自己这代人的精神领袖,从运动员到经济学博士、官员再到如今的创业者,这位前奥运冠军的每一次选择都与众不同。
“我觉得她好像总在不停地去做自己内心想要的事情,尽管每一次选择,旁人都不是非常理解。”陶勇想知道邓亚萍是如何坚持自己的内心,他也想从邓亚萍身上获得力量。
陶勇有自己的犹豫。年初的伤医事件发生后,他的左手前臂、手掌的神经都被砍断,基本告别手术台。身边的人都觉得他应该从此选择一种安逸的生活方式,但这不是陶勇想要的。
陶勇在见邓亚萍之前,用医学上的“失语症”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大脑一片空白,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也因为紧张变得陌生。新京报记者 沈彤 摄
2020年10月,在北京市郊的一处影棚内,这场与偶像的对话持续了四个小时,在邓亚萍的追问下,陶勇袒露了自己被砍以来的心路历程。“直到现在进入诊室我内心都会莫名紧张,背后只要有一点声音我都会赶紧回头。”即便陶勇一再强调不要把自己埋在仇恨里,但他却始终无法走出被砍阴霾。
他告诉邓亚萍,自己的梦想是,通过开发不同的新兴科技手段和脑机接口,让世上没有盲人。“如果说和您对话前,我尽可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得像水面一样,但现在我的水已经被您的火烤干了,此刻我充满了斗志。”
邓亚萍用乒乓球战术来鼓励陶勇要“防守转进攻”,她认为要变被动为主动,触底反弹才能重新掌控人生。
视频截图
以下是陶勇和邓亚萍的对话:
谈选择:“回归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
陶勇:这么多年,您基本上每十年换一个身份,世界冠军、经济学博士、前官员、创业者这些标签里,哪一个是您最希望别人记住的?
邓亚萍:这些都不是我的答案,唯一一个答案就是我是邓亚萍,别人给你的标签永远是标签,应该回归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
我总结过一次自己的几个十年,从5岁开始打球到16岁拿第一个世界冠军,我用了11年的时间,24岁退役下来去读书,又是一个11年。现在我创业,从事体育产业相关的工作,为我们大众体育的普及去尽自己的一份力。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十年磨一剑,好多事情是需要时间的。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从过程中感悟,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陶勇:您第一个选择其实是我最惊讶的,一般体育明星退役了都是当教练,包括现在我们高考之后,大部分人都是问父母、老师选什么专业好,所以您在那么小的时候,怎么就知道要听自己的?
邓亚萍:我们家其实是一个体育世家,我从小在乒乓球馆长大,很自然就会走到这个行业里来。到了24岁,该拿的冠军我都拿了,连续八年的时间世界排名第一,到现在这个纪录都没人能打破。但是对于我来讲,一直有巨大的恐慌和危机感,从开始打球到24岁退役是我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了。但是未来还很长,意味着我这一生做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再超越我24岁之前所创造的成绩,人家永远会介绍:邓亚萍,前奥运冠军。
我们这一代运动员,大多数人觉得出去再回来做教练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但出去打球不是我想要的。我的教练张燮林也是拿了世界冠军退役后做了教练,带我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好像他就是30年以后的我。我一看,这是我要的吗?
那时候对于运动员总是有一种偏见的评价,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我要去读书,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打破偏见。
邓亚萍。视频截图
陶勇: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这种人。高考的时候,全年级500个人,只有两个人学医。我出生在江西一个很偏远的小县城里,周围的人都比较务实,学医熬得年头太长了,家里还指着你赶紧挣钱,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一个能够很快挣钱的职业。
邓亚萍: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医?
陶勇:因为我想玩一个别人不太愿意玩的东西,这样才有挑战。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了解生命现象,一看见哪里有死老鼠,死蛤蟆就特别高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江西那边沙眼特别多,小时候陪我妈去南昌看病,医生从患者眼睛里取出一盘白色石头,我当时就被震撼到了,觉得做这件事是有价值的。
后来等到我研究生毕业,原本可以选择一个收入高、风险小的专业,而且那时候白内障手术我也练得很熟了,结果我选了大家最惊讶的一个专业,葡萄膜炎。这个专业非常费劲,不挣钱不说,而且都是疑难,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陶勇:那刚刚的四个标签,如果倒退回当时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您想对哪个阶段做个微调?或者开始的时候我连乒乓球也不打了,或者是不到体制内去当官员。
邓亚萍:你讲了特别多的或者,人生有或者吗?选择了就选择了,对也好,错也好,这就是人生,也是一种经历。
你说这个选择一定是百分之百对吗?在当时那个阶段绝对是对的,包括你们学医的时候,现在和30年前对于人体结构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用去纠结,做过了就做过了,这能给自己更好的一种人生财富。
谈付出:“我觉得当大夫挺值得的”
陶勇:之前有朋友问我如果幸福满分是100分,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我觉得自己有97分,那同样的问题问您,20多岁、30多岁和40多岁的现在,哪个阶段幸福指数是最高的?
邓亚萍: 我从小到拿世界冠军这一路是非常坎坷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是16岁的双打,当时我和搭档乔红最后一个球打完了,落地的那个瞬间,我认为是最纯粹的。然后我们俩下来,互相就问,这就是世界冠军了吗?等到领完奖回酒店的路上,这个时候不行了,感慨万千。
陶勇:原来付出的一幕幕全都涌上心头。
邓亚萍:对了,开始想起从小训练怎么不容易,遇到了多大的困难,那个时候在车上就开始哭,感觉太难了又很不满足。但我们得控制自己,马上投入到下一个比赛当中。
陶勇:人到中年,哪个变化是您最警惕的?A变柔, B害怕失败, C隐藏真心,D爱哭。
邓亚萍:应该是爱哭。以前没有这么多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但现在我能够感同身受了。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但对于情感上的事情来说,我会泪线比较低。这不是什么坏事,人本来就是感情动物,哭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你当时被砍了以后,是不是也哭过?
陶勇:我跟您说实话,被砍完之后我真的没有哭,但上个月因为一个河南的患者朋友,我也忍不住哭了。
10多年前我刚上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带着两岁的孩子来北京看病,儿子患了恶性肿瘤,一只眼睛被摘除。因为家庭条件差,他们在北京只能靠卖报纸为生,我们几乎像朋友一样,医药费都是想尽办法给他能省则省。但特别不幸的是,10年之后,他儿子的另外一只眼睛也被摘掉了。上个月他来看我,见到我的第一面就哭了。他说这辈子他就哭过两次,一次是孩子第二个眼睛被摘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因为知道我被砍。
我自己受伤没哭,但是当我知道自己生活情况这么差,孩子得了病在北京漂泊、未来怎么样还不知道的一个人,他心里头有你的时候,我觉得当大夫挺值得的。
陶勇。视频截图
邓亚萍:当然,这才是正常的人。
谈变化:“防守转进攻才能重新掌控人生”
陶勇:您刚到英国那会儿,褪掉光环,语言又不是很熟的时候,您能适应那种落差吗?
邓亚萍:我反而特别享受,也可能是因为从小一直在聚光灯下训练、比赛、生活,我并不自由。乒乓球队不拿冠军就意味着失败,我们作为主力,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等到真的退役以后到英国学习,相对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可以真正地回归于自己,不再是谁谁眼中的邓亚萍。
陶勇:家人那时候会打越洋电话劝您吗?
邓亚萍:他们非常支持我。如果不去做教练,我竞争不过任何一个大学生,所以我需要读书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
尤其那个时候,正好一个契机是我到国际奥委会任职,第一次开会就我一个人带着翻译去的。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我都不会,导致开会慢半拍,人家愿意跟你说两句就说两句,有的时候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想说说,又发现过了这个题,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
开完会以后感觉自己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但这也是一个竞争的场合,它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地方,这个场合会更要命。回来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必须要把语言关过了。
陶勇:所以您在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哭了吗?
邓亚萍:倒没有哭,我最高兴的时刻是论文答辩以后。因为没有读过这样的书,答辩是最让我紧张的一件事,所以我曾经向导师提出请求,想观摩答辩,就像我们看别人比赛,得知道比赛场景什么样,也得了解我的对手,但导师拒绝了。
陶勇:您当时什么心情?
邓亚萍:我在想这是多大的煎熬啊,但导师跟我说,你别怕,你会enjoy(享受)。我当时将信将疑,到了答辩那一天,我把包放在地上,论文也没拿。在答辩的两个多小时里,确实是有点针锋相对的感觉。到最后两个教授基本都没什么问题了,就告知我答辩通过。
陶勇:如释重负。
邓亚萍:对,啪,感觉这个石头是真的落下了。那个时候非常开心,5年的时间啊。
邓亚萍:一个患者去砍你,你当时怎么想?
陶勇:当时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更多的是不理解。但是后来,我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里面。未来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我从现在开始仇恨患者,那我的人生才叫废了。
邓亚萍:你是到现在才有的某种程度上的释然,当时你一定有很挣扎的阶段,那时候你因为什么问题想通了或者说你只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陶勇:可能是有目标在支撑着,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为眼科做出原创性贡献,真的提升眼病患者的诊断和治疗。
邓亚萍:那你就更不甘了,这么容易能原谅吗?
陶勇:其实我并没有原谅他,只是我的人生不能真的被他给废了。直到现在我进入诊室,心里都会有一阵莫名的紧张,原来我背后有人说话,我可能觉得没关系,头都不回,但现在背后只要有一点声音,我都会赶紧回头看一下,需要背后站着一个我认识的人才能安心。确实没有完全地走出来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尽量地不去想。
陶勇:如果遇到了委屈,您会比我更勇敢吗?
邓亚萍:我觉得不存在勇敢和不勇敢。有的事情不需要辨别,可以用时间去说明很多问题。永远不要给自己造成所谓的心理阴影,大胆地去做你觉得对的事。
陶勇:其实我有一个梦想,通过开发不同的新兴科技手段和脑机接口,让世上没有盲人。现在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机会,因为国家在大力地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并不是说我们从事公司的管理,也不是完全离开医院去创业,我们可以在医院里头,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公司的股东。
如果说和您对话前,我尽可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得像水面一样,那现在我的水已经被您的火烤干了。之前我有一些犹豫和退缩,说我要不要借着这次伤,平平稳稳地去过安逸的生活,不再追求自己的理想,那现在半点犹豫都没有了,此刻我充满了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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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如果你真是那样,就白挨这一刀了。我们打乒乓球战术里有一句话,叫防守转进攻。谁防守转进攻越快,就又能掌控局势。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不顺的时候就像我们打球一样需要防守,你要快速地转被动为主动,再重新掌控你的人生。
新京报记者 沈彤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许丽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