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量返京，国营和集体企业无法提供如此多的就业岗位。1979年，全市待业人数达 40万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和服务业受到重大冲击，城里吃饭难、住店难、理发难、修车难、做衣难的问题很严重。一方面很多事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很多人却没有事干，如何打破这种困局，是当时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
1979年6 月，宣武区大栅栏街道供销组组长尹盛喜，和25 名待业青年，在前门箭楼西侧人行道上，挂起了“ 青年茶社”的牌子。他们借了1000元钱，搭起一个占地30平方米的席棚，买了6把大铁壶、100个粗瓷大碗，自己动手垒起炉灶，用木板架起条桌和长凳，卖起了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这一举动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巨大挑战，许多人对他们瞧不惯、看不起，家人也觉得这样做低人一等，有些部门认为路边摆摊影响市容、要拆除，更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出来捣乱。他们顶住压力，一年后，便从“青年茶社”发展到经营全国各地1000多种商品、安置待业青年130多人的“北京大栅栏贸易货栈”。尹盛喜成了敢于“吃螃蟹”的人，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如今，大碗茶已经发展成享誉京城的老舍茶馆，集品茶、饮食、赏戏、表演等经营于一身，是一张京味文化的金名片。
卖大碗茶的尹盛喜
在鼓励发展城市集体经济的同时，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有所突破。1980年初，刘桂仙和丈夫在翠花胡同开了悦宾饭馆，这便是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有营业执照的个体餐馆。开业当天饭馆就赚了40多元，相当于刘桂仙丈夫一个月的工资。实际上，当年的悦宾饭馆不光只是个饭馆。在外国人眼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合众国际社报道说：“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而在中国人眼中，它代表着党的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