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会谈。（图/路透社）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印度外长苏杰生、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参加的四国外长对话日前在日本东京举行，所谓如何应对“中国威胁”成为会议炒作的一大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最终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这反映出日印澳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并不完全与美国一致，也表明美日印澳难以打造“亚洲版北约”。
美日印澳“四边对话”的最早构想可追溯到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当时，美国通过推动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协调行动，加强灾后救援工作。此后，在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安倍晋三于2006年提出四国合作构想。2007年5月，美日印澳四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举行首次安全对话。然而，由于日本、印度政局发生变化，所以“四边对话”机制从2007年之后一度停滞，直到2017年才重启。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洁认为，此次“四边对话”的规格要比以往高，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疫情之下专程前往东京出席线下会议，表明四国联盟合作的的机制得到进一步强化。但观察此次会谈内容，大多是常规内容，并没有太多新表述。特别是四国外长最终没有发布联合声明，反映出美日印澳之间存在无法忽视的分歧。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制衡中国”是美日印澳的共同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能轻易在亚太地区建成“反华包围圈”。比如，受疫情影响，日本亟需通过强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来重启经济，未必愿意与中国真正为敌，新任首相菅义伟就曾明确反对“亚洲版北约”的构想，认为这“可能会制造朋友和敌人”。而澳大利亚目前确实紧跟美国的外交步伐，但在经贸领域对中国又有较强依赖，而且在2007年曾一度退出“四边对话”的正是澳大利亚。印度现在之所以对“四边对话”如此积极，主要就在于中印边境地区的紧张态势，印度试图通过加入这样一个机制化的组织，来增加自身对话谈判筹码，迫使中国在相关问题上让步，但深陷疫情黑洞和经济衰退双重夹击的印度很难承受与中国彻底交恶的后果。
张洁认为，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四边对话”问题上，存有两面押注的心理。从安保方面来看，日印澳依赖美国，需要紧密跟随美国步伐；但在经贸方面，他们又需要强化与中国的合作。换句话说，日印澳在对华问题上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模糊战略，有一定投机性质。
美日印澳“四边对话”升级为“亚洲版北约”不仅现实条件薄弱，也缺乏道义基础。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美国开始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增加在该地区的存在感。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均反映出美国有意在亚太地区打造类似北约的、带有明显排他色彩的军事组织。然而，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以价值观划线的集团政治已经不能解决21世纪的安全问题。
亚太地区迄今为止的确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安全架构，但要看到的是，亚太地区多样性突出，应从地区实际出发处理地区安全事务，尊重地区国家长期形成的循序渐进、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惟其如此，才能建立平衡、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任何挑起“新冷战”、煽动对立对抗的行径，终将被淹没于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之中。（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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