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培养与我的感情，加深与我的关系，实质上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权力，等于把我和他们绑在了一条船上。”
曾经“啥也不缺”的他，却惹上了贪妒的“红眼病”，见着煤老板送来的礼品“眼红”，见着美金“眼红”，见到送上的房子更“眼红”
“相信什么，也不如相信党纪国法；追求什么，也不如追求平平安安。钱财名利都是过眼云烟。”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于长洪 张丽娜 王靖 魏婧宇 侯维轶
病从口入，在大吃大喝中失守；疾从手起，在伸东摸西中沦陷；症从脚现，在偭规错矩中越位……记者在看守所采访的数十位涉煤腐败官员，都曾对自己有过严格要求，但因精神“缺钙”，思想滑坡，最终坠入腐败深渊，个个追悔莫及。
主动“上钩”得了“软骨病”
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一名厅级干部，王杰曾奋力活成父母希冀的“人杰”。接受采访时，王杰声称，自己属于被围猎，并非主动追求腐败。可随着岗位晋升，王杰贪欲膨胀，不仅甘于被“围猎”，甚至主动“咬上钩”，心甘情愿地把手中权力商品化，大肆谋取非法利益。七尺男儿患上“软骨病”，在恪尽职守上少气无力，走上违法犯罪不归路。
王杰，35岁被提拔为内蒙古地矿厅矿产资源储量处副处长，42岁被提拔为内蒙古国土资源厅矿管处处长，48岁被任命为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多年来，身处煤炭管理的要害岗位，王杰最应该抓好煤炭领域的问题，却步步失守，自己成了煤炭领域的“大问题”。经检察机关审查查明，十多年间，王杰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管理对象、下属等相关人员几十人所送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数千万元。
2003年，王杰从技术岗位转到采矿权审批岗位，用他的话讲就是“从无权岗位转为有权岗位”。“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两条规矩：一是不去参加企业的宴请，二是不收企业的钱物。”但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热情款待”下，王杰开始突破防线。
从收受企业家牛羊肉等土特产到收取现金，再到入股煤矿获取巨额非法收益，王杰像吃了豹子胆一般，疯狂钻营如何利用权力为企业谋取不当利益。他自己总结，收取钱款的方式主要为3种类型，第一种是过年过节的礼品礼金等，第二种是办事后的“感谢费”，第三种是以“参与入股”形式获取钱款。
2007年，鄂尔多斯市一家大型企业相关人员，为了“感谢”王杰在办理煤炭审批手续事宜上给予的帮助，提出让王杰在其企业入股获得分红。王杰接受并安排其亲属办理入股相关事宜，甚至入股本金也由煤老板出，分红后王杰获得巨额非法利益。
“他们培养与我的感情，加深与我的关系，实质上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权力和矿管处处长的位置，等于把我和他们绑在了一条船上，为他们以后更好办事或谋求更大的利益服务。”王杰说。
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王杰逐渐麻痹，一次次收受煤老板的钱财。其实从腐败一开始，他就陷入担惊受怕。“2004年8月份，我们处的处长突然被自治区检察院带走了，对我震动非常大。我当时暗暗发誓一定不能再收企业的钱了。”但在诱惑和犹豫之下，王杰还是没能管住躁动的双手，过起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两面人”生活。
被抓现行，王杰自己都对涉案金额感到错愕和震惊：“我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这是我干的吗？我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怎么变成了这样？现在静下来仔细反思，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都是因为我这些年来放松了自我改造，丢掉了共产党员的宗旨。”
回首过往，王杰觉得自己“病了”，精神之“钙”流失，得了“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他后悔地说，“本来是查问题的人，自己却有问题。2020年专项整治开始后，我也萌生过主动向组织交代违纪违法事实、求得组织宽大处理的想法，但因为存在侥幸心理，加之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没能迈出这一步，错过了最后一次宝贵机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
世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冰手铐。在40册案卷材料和证据之后，一封长达15页的忏悔书，总结了王杰不光彩的过往。他深深地忏悔道：“希望所有的党员干部引以为戒，不要像我一样走上一条不归路……”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唐家会矿区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实验示范项目的火炬 贝赫摄/本刊
“聪明才智”未用在正道
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郝胜发，有着过人的“聪明才智”，可多年来却将其用在贪腐上，屡屡巧立名目将国有资产、国家项目资金塞入个人腰包，终成党和人民事业的“蛀虫”。
在担任煤勘集团109队队长期间，郝胜发将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决策之上，把109队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一次，他在对该队所拥有的探矿权进行地质勘查中，发现了一块开发前景好、经济效益可观的银铅锌矿，谋划着把“蛋糕”最大化切到自己碗里。虽然众目睽睽之下不能直接据为己有，但他反复琢磨，想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由头：打着队里没有经济实力勘探开发的幌子，寻找合作伙伴，实现个人目的。
郝胜发找到某个体私营公司合作勘探开发。在商谈合作开发成果股份占比时，他明知国企和私企合作需要国企绝对控股，但为了达到个人拥有5%干股的目的，同不法商人恶意串通，故意让合作的私企占股55%（含郝胜发干股5%，经鉴定价值数千万元），而109队只占股45%。
这种股权结构，对上是交不了差的，但难不倒郝胜发。为了掩人耳目，他将个体公司55%股份化整为零，让该公司名下的两家私营公司分别占股30%和25%。表面上109队是大股东控股，背后两家私企实为一家。
郝胜发以牺牲国企绝对控股权为代价，换取个人私利。同时，因私企中有个人干股，他把利益的砝码倾斜到私企一方。在后续合作过程中，郝胜发故意不派人进行监管，企业经营管理完全由私企方掌控，财务账目由私企公司记账核算。109队仅对资金支出进行复核，对矿山产量、经营收入等仅通过每年的财务报表粗浅了解。
在银铅锌矿进行实质开发缺少资金时，郝胜发再一次发挥“聪明才智”，开始变戏法，将109队45%股份中的22%股份转卖给煤勘集团其他地质队，转让款3280万元用于矿产开发。而私企不投入任何资金，在国企45%股份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国企内部股份互相倒腾出资金进行矿产开发，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同时，郝胜发还忽悠职工集资筹措1.3亿元用于矿产开发，形成私企“空手套白狼”的实际情况。
郝胜发屡屡利用职权谋取私利。2000年以来，内蒙古煤炭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郝胜发先后担任煤勘集团公司下属231队、109队地质队长，跑项目揽工程等市场潜规则需要费用，这笔钱从哪里搞？郝胜发冥思苦想，想到让财务人员通过虚报“钻探施工中给农牧民林场占地补偿”“野外施工中租用办公用房”费用，虚构工程量套取工程款、虚开发票套取资金等方式，将套取的资金，设立账外账，用于支付吃喝玩乐、请客送礼、发放奖金等无法正常报销的费用。
2004年开始，郝胜发在231队期间私设小金库，金额达2000万元。2007年，他调至109队担任队长后，故伎重施又设立小金库，金额达2700万元。随着小金库资金不断累加、煤炭领域经济效益不断好转，郝胜发以队里大功臣的名义自居，“感觉自己是一把手，单位的效益是自己辛苦努力创造出来的，吃点、喝点、拿点都是正常的”，“出差在外应酬，每次都带上几万元”，甚至用小金库的资金为自己购置豪宅。几年下来，郝胜发涉嫌累计贪污公款近千万元。
从被请吃饭、收烟酒茶，到逢年过节收一两千元的购物卡、三五千元的现金，再到主动索要应酬费用三五万元，郝胜发的“胃口”越来越大，手中权力成为他赚钱“发家致富”的工具。在其职权范围内，相关人员只要给他送钱，职位晋升、安排工作、承揽工程项目，郝胜发统统可以帮忙协调解决。
直白的权钱交易，已经不能满足郝胜发的私欲。郝胜发在担任231队队长期间，在寻求单位全面开展地勘项目的同时，自己带头或与第三方私企合作购置钻机承揽本单位的勘探业务，赚得盆满钵满。调至109队后，他继续承揽本单位钻探工程，进行盈利活动，还在自己承揽钻探工程中虚报工程量，套取贪污国家项目资金，获取巨额钱财。
不断利用“聪明才智”为自己牟利的郝胜发，最终机关算尽，反被套牢。
“贪利者灵魂会腐，贪功者人格变歪”，郝胜发用自己的一生为这句话做了生动的注释。
一边诵经一边捞金
刘桂花是内蒙古鄂托克旗一个普通牧民家的女儿，从基层起步，一直干到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这一职务。
2000年，44岁的刘桂花上任鄂托克旗委书记，直至2007年调离，主政一方长达7年之久。在此期间，掌握着全旗煤炭资源配置情况的刘桂花，面对“煤老板”的疯狂围猎，被利益冲昏头脑，把公权变为私器，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域”，大搞权钱交易。
“20多年前，我当旗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了别人的钱款。”主政一方的刘桂花得了敛财“妄想症”，把权力当红利、把商人当钱袋，大肆掘金。
2003年的一天，刘桂花接到一通电话。一位老板想在鄂托克旗棋盘井镇投资一处煤焦油深加工项目，为了尽快把企业的手续办下来，他联系上了刘桂花。“电话公关”后，这位老板又拎着一个大帆布包来到刘桂花家。看着帆布包内整齐摆放的50万元现金，刘桂花有点不知所措，这是她任职以来第一次单笔收到这么多钱。
收还是不收，刘桂花不断追问自己。一晚上辗转反侧，她想到自己在项目审批中出了不少力，适当拿点也在情理之中，就下定决心收下了这笔巨款。
经过煤老板们一次次的“金钱洗礼”，刘桂花的神经开始变得麻木，从被动接受礼金贿赂，演变到主动帮忙并向企业老板伸手要钱。2001至2004年，某矿业老板在成立公司时得到了刘桂花的大力“支持”。事成后，刘桂花就以“功臣”“恩人”自居，以各种名义陆续向该矿业老板索要人民币数百万元。
据统计，向刘桂花请托行贿的企业老板中，多数涉足煤炭资源领域，涉及行贿额度巨大。求刘桂花办事的人越来越多，刘桂花的敛财“妄想症”逐渐难以控制。她不再满足于仅靠请托受贿和投资入股而来的利润，开始亲自上阵，主动下海捞金。
2005年，刘桂花伙同另一位干部，使用他人身份信息，以虚假的工商注册登记、资信证明，申请办理了某矿区探矿权。之后二人以此探矿权作股，与公司A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B，二人各占股20%，分别由其近亲属代持。几年后，看着公司B规模进一步扩大，二人既想参与股权增资，还不愿意自己掏钱，于是让公司A代其出资。后来公司A筹划公司B上市，准备以过亿元的价格收购刘桂花手中的股份。本来是“空手套白狼”的好事，可由于公司A资金紧张，未能及时支付欠款。留给刘桂花的只剩下手中的一纸协议，她的敛财妄想就此破灭。
妄想升官又发财的刘桂花，逐渐远离组织、靠近神佛。2010年10月，时任鄂尔多斯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有着34年党龄的刘桂花成为一名佛家弟子。入佛门后，刘桂花表面口诵法号、戒贪戒嗔，背地里继续不择手段、疯狂敛财。
刘桂花总在妄想：给人办事就该收钱，有大师保佑就不会有事，但神佛没有成为她的护身符。直到2020年3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她才幡然悔悟：“痛定思痛，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刘桂花被“乌金”蒙蔽双眼，如今失去自由，沉痛反省说：“相信什么，也不如相信党纪国法；追求什么，也不如追求平平安安。钱财名利都是过眼云烟。”
甘当不法商人的“马前卒”
海明出生于干部家庭，没有经历过缺衣少食的日子，家里也不缺钱。曾经“啥也不缺”的海明，却惹上了贪妒的“红眼病”，见着煤老板送来的礼品“眼红”，见着美金“眼红”，见到送上的房子更“眼红”。贪妒的海明被煤老板甩出的饵料牵引着走，最终赔上了自己的前途命运。
参加工作之初，海明奋发努力，工作能力逐渐被认可，职位也不断晋升。1988年，年仅28岁的海明就担任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团委副书记。2003年海明成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委书记。
海明回忆：“随着职位提升，围在身边、阿谀奉承的人多了，请客吃饭的也多了。起初还对自己严格要求，但这样的事情一多，就放松了警惕，渐渐从一般吃喝开始接受高档宴请。后来逢年过节收受礼品和礼金。从拒绝到顺其自然，数额也从几千元上升到上万元。”
面对一些煤老板的围猎，海明逐渐沦陷，多次收受贿赂，同时也开始选择性“失明”“失语”，甚至故意开“后门”留“暗门”。2010年，某公司项目经理找到时任西乌珠穆沁旗委书记的海明，表明了想申报灭火工程的想法。煤田火区灭火工程本应由旗政府组织实施，海明却指示时任旗长的额尔登孟克将灭火工程交由这家公司实施。为表达感谢，这位项目经理于2011年春节前分别送给海明、额尔登孟克各20万元。此后，公司一位原股东得知海明要给女儿购房，又慷慨“赞助”100万元。
随后几年，这家公司打着“灭火”的旗号，在未获得任何采矿权的情况下，欺上瞒下，疯狂盗采煤炭资源1511万吨，总价值超过13亿元，造成国家煤炭资源巨额损失。
海明坦言：“这家公司项目经理最初找我时，我并没有认真对待，既没有对项目进行详细询问，也没有查阅相关文件规定，自认为是煤矿常规性工作，是小项目，轻易交给有关部门去办理，事后还收受了巨额贿赂。该矿老板偷采盗采大量资源，给国家和地方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在这件违法开采的事件中，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属于严重失职，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
海明的爱好和需求逐渐被不法煤老板们摸透，变成了一个“透明人”。一些不法煤老板明白海明过不了“红眼病”这一关，便利用手中的糖衣炮弹对他展开“精准进攻”。一位煤老板得知海明女儿在国外留学需要外汇，便带着一包美元主动求见，为海明分解忧愁。
“一见面，对方就给了我一个包说，‘这几年在西乌珠穆沁旗发展得到了领导多方面的支持，感谢您。您女儿也在国外读书，我表示一下意思。’”海明说，“我当时打开包一看，里面装了10万美金。因为当时女儿在国外读书，我也确实缺钱，所以就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多年来，海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超千万元，过起了“一顿饭花费几万元”的奢靡生活，曾先后5次到韩国赌博。
海明说：“腐败后，我每天都不快乐，拿了人家的钱心里也不踏实，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一些朋友说想带我去韩国赌场玩一玩、开开心，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赌场条件优越，赌博费用有人承担。在韩国，赌博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但我并没有真正感受到快乐，只是为了消磨忧郁的时光。”
“只要你牵涉贪腐，快乐就注定离你远去。”回看自己做过的错事，海明陷入深深忏悔：“工作中，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松，对不起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我的高度信任，给单位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亦官亦商的“变色龙”
28岁任副处，33岁任正处，36岁当上旗委书记，41岁提拔为副厅，48岁即为正厅……一路走来，杜学军与掌声、赞扬、鲜花为伴，年纪轻轻就担任重要岗位领导，但他理想信念缺失，无视党纪国法，带老板上任、帮熟人办事、携家人发财，由小错累积成大错，走入违法犯罪的深渊。乌兰察布市委原书记杜学军严重违纪违法案，是内蒙古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查处的在职正厅级市委书记落马第一案，其涉嫌受贿数千万元。
杜学军15岁便参加工作，从额尔古纳物资公司、经委、开发公司、边贸公司走来，长期与企业、商人打交道，带老板上任成为常态。从2002年任陈巴尔虎旗委书记以来，杜学军调到哪里，就把企业老板带到哪里。2003年至2020年，收受公司及商人财物的腐败行为如影随形。
熟悉杜学军的人评价，“这个领导在人前人后两个样”。他表面上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但私下则熟人送钱必伸手、有事必关照，像一只在黑白世界里自由切换的“变色龙”。
刚接触煤炭，杜学军就“大捞了一笔”。2004年，杜学军任陈巴尔虎旗委书记期间，接受发小请托，为其公司配置煤矿开采方面事宜提供帮助，先后收受发小夫妇现金、房产折合人民币超千万元。2010年，杜学军任满洲里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接受当地一家公司董事长王某某请托，为该公司在企业发展、土地出让金返还、税费减免和银行贷款上提供帮助，收受王某某房产24套，折合人民币710余万元，获得孳息75万元。
官职越来越大，为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杜学军帮人办事的行为也越来越“谨慎”。2017年任乌兰察布市委书记时，他不会因帮助体制内的人办事而收受大额财物，只是逢年过节收取一些小额礼金和烟酒，可对体制外的熟人却“毫不客气”。2018年，他接受张某某请托，为其丈夫的转业安置事宜提供帮助，通过妻子收受当事人所送的10万元现金和总价值12.28万元的两根金条。
杜学军不仅自己腐，还带着家人一起腐。2004年，杜学军假借其岳母张某某之名注册成立了某公司和某农牧业科技示范基地。这家公司专门用于为其贪腐所得进行洗钱。而这家基地则在杜学军所管辖的巴彦库仁镇租用24510.54亩草场，其妻子、父亲齐上阵参与经营管理。2006年至2016年间，杜学军利用职权向陈巴尔虎旗农业局、财政局打招呼，为基地成立的公司违规获取国家惠农补贴245万元。
杜学军早年在物资公司、边贸公司的从商经历，让他积累了敏感的商业嗅觉。他没将自己的“商业嗅觉”用于发展地方经济，而是不遗余力地用于壮大“个人经济”。在20余年里，杜学军亦官亦商，将商品交换原则搬到了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放过任何一个利用职权赚钱的机会。
杜学军在忏悔录中写道：“在成绩面前，个人意识、权力意识膨胀，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放松了廉洁自律。”他本以为冒几次风险可以换来后半辈子的舒适无忧，但其实早在罪恶的深渊里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