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多家俄罗斯主流媒体试图为他发声，但迄今为止，并无用处
2018年1月14日，中国商人沈永跃在他位于俄罗斯远东城市乌苏里斯克的办公室里遭到逮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特勤人员认为他意图对俄国家公职人员实施大额贿赂。
沈永跃始终否认所有指控。2019年11月5日，在经过了将近两年的等待以后，沈永跃被俄乌苏里斯克地方法院一审判处行贿罪名成立，刑期九年，并处2500万卢布罚金(约合人民币218.15万元)。无法接受判决的沈永跃随即上诉，2020年10月2日，法庭宣布二审维持原判，但二审判决书仍需数周以后才能公布。
2019年的一审判决书显示，将沈永跃送上法庭的关键一刻发生在2017年12月31日，也即他被捕的十五天前。这一天，沈永跃在自己的“跃进工业园”办公室内接待了一位名叫菲洛诺夫的俄罗斯人，按照他的证词，那时沈永跃以为这位菲洛诺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介绍人说他能解决一切法律问题。为了帮助解决自己投资建设的一家酒店的建筑许可文件，沈永跃按照此前的约定，向菲洛诺夫支付了50万卢布现金作为律师费。
此前，这栋在建的四层酒店被法庭判定违规勒令拆除，沈永跃和自己的代理律师运用了所知的全部法律救济手段力图保全酒店，但均遭驳回。
而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检方提起的控告当中，事情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模样：沈永跃被指意图向负责房屋建筑审批的主管官员、滨海边疆区建筑管理局督察长扎伊钦科进行500万卢布的贿赂，菲洛诺夫自称是沈永跃与扎伊钦科之间的中间人，负责转交贿款，12月31日支付的50万是其中的第一部分。
沈永跃之子沈博文告诉世界说，沈永跃在俄罗斯投资经商已有十几个年头，此前从未遭遇过类似的麻烦。一审判决书则显示，沈永跃对法律相关问题堪称重视，在俄的十几年中，他一直在聘请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
假律师之谜
在沈家一方事后看来，2017年12月31日那次改变沈永跃命运的会面更像是一个圈套：判决书显示，菲洛诺夫早在赴约的两个月前就已向俄联邦安全局以“意图行贿”罪名告发了他，赴约时身上已经带有窃听装置，而侦查人员的车就在“跃进工业园”外。在俄联邦安全局出具的证词当中，这次会面被视为“侦察行动”的一部分。
但即使考虑到“侦察行动”的存在，在本案浮现的有关记录里也并不包括沈永跃“同意或试图行贿”，俄安全局出示给法庭的窃听录音只能证明他支付给了菲洛诺夫50万卢布作为律师费用——现场既没有人提到“贿赂”，也没有提到那位建筑局局长的名字，反倒显示了沈永跃用极其蹩脚的俄语试图向菲洛诺夫强调，“不要做非法的事”。
联邦安全局两位探员提供给法庭的证词表明，这起案件在安全局得以成立的唯一根据是菲洛诺夫的告发，除此之外，其他所有证人都没能从自己的角度证明沈永跃试图行贿：被认为是沈永跃意图行贿对象的那位建筑局督察长扎伊钦科在法庭上表示他并不认识沈永跃，也不认识菲洛诺夫；前代理律师艾列西娜证明她曾与沈永跃一起为在建宾馆的审批手续尝试过各种司法手段，沈永跃的个人律师斯塔西则告诉法庭，在此前的会面中他曾和菲洛诺夫吵过一架——原因是菲洛诺夫试图说服沈永跃，像斯塔西这样的律师毫无用处，他不愿意与他一起工作。
没有人称，自己在此前的会面中曾听过沈永跃提到要使用非法手段或贿赂，艾列西娜还在法庭上说，贿赂的事她“仅仅是从菲洛诺夫的话语中知道的”。
只有菲洛诺夫坚持声称沈永跃的真实意图在于行贿，所谓的律师费只是掩盖真相的幌子，这个以律师名义签收了“律师费”的俄罗斯人同时在法庭上承认，他从未接受过法律相关教育，也没有律师资质，尽管他很清楚介绍人在把他介绍给沈永跃时一直声称他是律师。
法院的庭审纪要显示，菲洛诺夫在庭上宣称“贿赂”一词是沈永跃在与他的会面中亲口说出，还称听到沈永跃与在场翻译确认了行为的非法性质。但菲洛诺夫不会中文，而沈永跃从未学过俄语，虽然在俄多年，却一直在依靠翻译，沈永跃的代理律师提出，自己当事人的俄语水平远不足以支持他说出“взятка”一词，与翻译之间的中文对话更不可能被菲洛诺夫听懂。
除此之外，菲洛诺夫出具给安全局的证词中还出现了他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地点的矛盾情况。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法庭做出有罪判决，而沈永跃发现他没有与法庭实现对话的办法：他的证词几乎全部被法庭忽略，代理律师提出的质证要求也被否决，在一审的最终判决中，法庭如数采信了联邦安全局方面的证词，尽管它们全部建立在菲洛诺夫一个人的证词基础上。
菲洛诺夫为什么要向俄安全局举报沈永跃试图行贿？直到目前，沈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沈永跃认为菲洛诺夫根本是联邦安全局的暗探，代理律师阿兰尼巴尔则提出了另一个方向的猜测：比起案情，调查人员似乎对于沈永跃名下的财产状况更感兴趣。
远东投资困局
和同时代的其他东北商人一样，沈永跃的事业也起步于九十年代的中俄边境贸易。他的家乡在与乌苏里斯克一江之隔的边境小城绥芬河，是江对岸讲着异国语言的土地给他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遇，也是这样的羁绊，让他2006年从国内公职上退休之后没有选择安闲的退休生活，而是再一次走向了远东。
自2018年沈永跃被捕以来，已有多家俄罗斯媒体进行过跟进报道，全部参与报道的媒体都选择了同一个角度：远东投资气候始终没有改善，沈永跃的遭遇不是个例。
在此之前，沈永跃的成功毋庸置疑：2011年第六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闭幕以后，沈永跃旗下“跃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乌苏里斯克联合机修理厂有关LED节能灯的合作生产项目被写入了中俄两国政府共同签署的一揽子协议，直到2019年，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 俄罗斯》当中，沈永跃的“乌苏里斯克跃进工业园区”仍名列两大境外园区之一。
指南发布时，园区主人沈永跃正在焦灼地等待开庭。2018年9月和2019年9月，符拉迪沃斯托克地方财经媒体“金角报”两次就案件进展刊发长篇专题报道，其中写道，“可以说，法庭审理中‘沈案’的证据基础已经像风中的纸牌屋一样四散瓦解，在这起刑事案件中，所有的证人都保持沉默，反驳了挑衅者菲洛诺夫的证词，而确认了沈永跃的立场。”
报道同时透露，根据该媒体获得的消息，菲洛诺夫此前曾多次在投资这一地区的企业家身上使用过类似的手段，并导致其中至少两位俄罗斯公民遭遇类似的刑事诉讼，而在沈永跃被捕后，也有其他中国投资者因为担心遭遇类似命运而暂停了对远东地区的投资。“为什么中国商人不急于投资远东地区的经济项目？……答案可以从这个私人的生活故事中找到。”
沈永跃的遭遇在各个角度来说都并非个例，远东地区投资者在土地审批流程中可能遭遇重重人为障碍早就不是新闻，这是地方权力寻租的一种常见方式，简化审批流程、改善投资环境等内容在俄罗斯政府各层级工作会议上几乎每周都可以听到，但改变并不显著，结果则一目了然：即使对近在咫尺的东北三省投资者来说，远东也不是他们发展产业的首选之地。
正如俄《共青团真理报》在2020年1月的相关报道中所言，“我们国内的现实对中国人远非总是友好。”
面对着类似威胁的也不止中国商人：2020年5月俄联邦警卫局（FSO）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2019年认为俄罗斯经商不安全的企业家与律师已经达到了总受访人数的四分之三比例，过去三年（2017-2019）中增长了近三分之一，对执法机构的不信任度则从45％增加到70.3％，俄《商业周刊》因此写道，“商业界对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不信任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图：FSO调查：对于问题“能认为在俄罗斯经商是安全的吗？”，全部受访者中认为不安全的比例为74.3%，企业家群体
调查中的另一个细节更为触目惊心：“84.2％的受访企业家指出，刑事起诉完全或部分破坏了他们的业务。一半的人抱怨说，这导致他们的健康和声誉受损，而33.9％的受访者失去了大部分资产。”
对于沈永跃来说，被捕的那一刻还远不是最糟糕的时候——真正的折磨是羁押期间漫无尽头的长时间等待。从2018年1月被捕起，直到2019年11月终于一审宣判，沈永跃在未经判决的情况下被十三次延长拘押期限，律师提起的假释请求则全部遭到法院驳回。
一审宣判是又一个开始：自那以后，沈永跃开始在看守所内越来越频繁地遭遇私下施压。
2020年6月，沈永跃在从狱中写给外界的信中称：“从一审判决后，安全局来找我十多次，每次都是威胁恐吓，然后谈合作（要）为他们服务，让我认罪……他们说滨海边疆区的省安全厅的厅同意你和我们合作，审改判3-4年，不签字，不认罪的话二审维持原判。”
2020年9月，随着又一年过去，俄主要财经媒体《生意人报》也整版刊出了对沈永跃案的评论报道，开头写道：“企业的监管和税率当然很重要，但是并非每个企业家都会冒着被捕和被没收资产的风险发展企业。来自中国的一位企业家沈永跃的案子说明，在今天的滨海边疆区，执法人员对潜在的中国投资者的恐吓政策正在形成。”
而沈永跃之子沈博文表示，尽管莫斯科对投资环境和违规执法等问题十分重视，俄主流媒体对此案也多有关注，但截至目前，所有媒体报道没有对他父亲在看守所内的处境起到任何改善作用：沈永跃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和三期糖尿病，需长期稳定服药，律师每一次要求为他进行体检和健康状况评估的申请都遭到了驳回，而每一次媒体报道发表以后，狱中的沈永跃都会再一次迎来不速之客，“又有人在写你了，但没有一丁点用处。”沈博文这样转述对方的话。
被驳回的上诉
《金角报》在其中一篇相关报道中提及，尽管针对沈永跃的司法程序将持续到何时尚未可知，但“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在俄罗斯的司法程序当中，无罪释放是如此罕见，和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差不多……”
统计结果似乎证实了这种看法：在2018年俄罗斯进入司法程序的所有88.5万名被告人当中，获得无罪释放判决的只有2082人，而其中能够通过所有程序使得判决生效的又只有1463人，也就是说，从概率上计算，在俄罗斯只要你遭到逮捕和起诉，那么你几乎一定会得到一个确认有罪的判决。
图：2012-2019年，俄经济领域犯罪立案数字（红色）、进入法庭刑事诉讼环节数字（橙色）、获得审判数字（深蓝色）和其中被剥夺自由的数字（浅蓝色）对比图 / Vedomosti
如此司法现状，就连法学专业出身的普京本人也曾公开抨击，称俄罗斯的司法系统“没有压制个人的侵权行为，而是在给成千上万守法公民制造问题”，但即使如此，法庭上的惊人定罪率不但没有下降，反倒在近年越来越高：上世纪九十年代，无罪释放的比例还有0.3%-0.4%，但2018年这一比例为0.235%，较2017年又下降了0.004%。
而沈永跃和他的代理律师还在进行无罪辩护。在提交给二审法庭的上诉书中，沈永跃的律师对完全建立在菲洛诺夫方面证词和当地安全局“侦察行动”获得的监听录音二者之上的庭审判决及审理过程提出了多重质疑，要求释放沈永跃并推翻“既不公平也不公正”的一审判决。
但在10月2日的庭审当中，法庭除了宣布二审维持原判之外，还驳回了沈永跃方律师提出的、剔除不符合取证规定的证据的要求。和没能当庭宣读的判决书一样，沈永跃一方目前也未能得知法庭决定驳回这一要求的具体理由。
沈博文在二审后表示，在他看来，法庭在一审中表现出的有罪预设已经违反了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他同时表示，“审和审判决我们法接受，因为案件本身就是场由俄罗斯远东安全局精谋划的个圈套。”
从逮捕到一审宣判，本案的审理流程长达22个月，而从一审到二审开庭，又是11个月过去了。按照法庭方面提供给沈永跃代理律师的说明，二审判决书将于数周后公布，目前尚无明确日期，但沈永跃一方已经确定将再次上诉，这意味着又将进入新一轮漫长的司法流程。
截止发稿，63岁的沈永跃仍在乌苏里斯克的拘留所内，等待着决定他命运的那份判决。（文/路尘 责编/徐和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