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龙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出席G7峰会后，又于6月29日参加了北约峰会，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参加北约峰会，标志着日本-北约安保合作的加深，也标志着岸田政府在日美双边联盟之外，加快寻求日本与欧洲相关国家在安保领域的多元深化合作。
岸田政府如此执意于加强同欧洲相关国家的安保合作，其深层根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制衡中国的崛起。中日两国综合国力不断拉大。自2010年中国GDP总额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日两国以GDP为代表的综合国力差距日益显著，中国GDP已是日本GDP的3.5倍有余;中国在价值链、供应链、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优势逐渐增强;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维护国家合法权益的能力日益凸显;随着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中国地区影响力也将随之得到强化。
而日本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日元贬值加快、经济增速趋缓、科技创新能力减弱。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日间综合国力将进一步拉大，两国地区结构性矛盾亦将加剧。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岸田政府担心单纯依靠日美联盟难以有效制衡中国崛起，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其外交战略的焦虑更是有增无减。日本担心美欧等国将战略重心西移，为此寄希望于“拉欧入亚”，提高日本的对华外交竞争力。
二是平衡美国影响，以追求国家外交自主性。随着中国在东海、南海地区维护本国合法权益能力的提升，岸田政府强化了制衡中国的力度。为此，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俄乌冲突爆发之机，岸田政府进一步提高日美双边联盟合作强度，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提升。
但另一方面，岸田政府担忧日本外交对美国过分依赖，会使日本进一步丧失外交战略自主性。加强日本与欧洲相关国家的安保合作，有助于在不影响日美双边联盟合作的同时，逐渐在印太地区塑造出日美欧或日本-北约多边联盟/准联盟合作体系，提升日本在多边合作中的外交战略自主性。
三是维护政权稳定性。日本自民党虽然保持着“一党独大”的政党地位，但是自民党内派阀林立，岸田派在自民党内派阀势力较小，其政权稳定性受到安倍派、麻生派、茂木派等派阀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受到自民党内最大派阀安倍派领袖、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影响。岸田政府要想弱化派阀势力影响、摆脱安倍因素的影响，就需要推行具有“岸田特色”的、有一定“成果”的外交政策。
而日本与欧洲相关国家同为美国盟国，在欧洲方面对印太地区关注显著增强的背景下，日本加强与其安保合作成为岸田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选项。外交政策的成就有助于巩固其政权稳定性，俄乌冲突爆发后，岸田政府追随美欧等国制裁俄罗斯，显著提高了岸田政府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
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爆发、日元汇率断崖式暴跌等因素叠加影响，日本食品、汽油等物价飞速上涨，岸田政府的经济政策受到在野党的猛烈抨击，对2022年7月的参议院大选产生重要影响。此时，岸田政府执意加强日欧安保合作，也有转移国内注意力的意图。
岸田政府于中美在印太地区竞争日趋激烈、俄乌冲突愈演愈烈之际，疾速加快日美欧安保合作步伐，不仅助推了俄乌冲突长期化趋势，阻碍了俄乌和谈的进程，使东欧地区各国对立更为严峻，也使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更加激烈，对东亚、南海等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带来重要影响，弱化了RCEP、“10+3”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效。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与经济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