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公来说，他的儿女们在他的影响之下，都成长为了一个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这其中就包括邓公的长子邓朴方，说起邓朴方的名字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但要是提到他说一手参与创建的“残联”，就没几个人不知道了。
而更令人们感到震惊的是邓朴方自己本身也是一名残疾人，他的腰部以下既没有知觉也不会移动，可就是这样一位截瘫患者却在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不由得令人敬佩。
在张国荣的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叫做“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这句话用来送给中国上上下下几千万的残疾人也是最合适不过的。无论是谁，只要恪守道德底线，遵纪守法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拥有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可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残疾人却因为自己身体、心灵上的缺陷，而被一些毫无道德与良知的人所鄙夷，无论是谁见到这样的事件发生都会觉得心酸，而残联的出现，就是为了一点点的解决消除这种事件。
残联全称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与1988年在北京正式成立，而残联则是两个由两个致力于帮助残疾人的组织组成，一个是1953年成立的“中国盲人聋人协会”，另一个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就是在邓朴方的促成下建立的。
1984年3月15日，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的日子，自成立时起，基金会就将“弘扬人道，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
基金会业务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如宣传残疾人事业，呼吁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鼓励残疾人“四自”即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举办募捐活动，开展残疾人康复、教育等社会公益活动等等。
总之基金会的存在改变了很多残疾人的生活，即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也提供了一些学习的机会，让他们自力更生。
早在创立基金会的初期，基金会成员就明白，基金会存在的意义不单单是从物质上帮助残疾人的生活，还要从心理上让残疾人明白，自己也是人，是和任何人都一样的人，他们也拥有自己的尊严、主权，他们也值得社会的尊重。
在会长邓朴方的带领下，基金会帮助了近600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通过手术等方式重获光明，基金会还注重残疾人体育事业，多次组织号召残疾人体育活动，并且在基金会的帮助下，让中国特殊奥运会运动员的待遇与数量有了质的提升。
这些都还只是基金会种种帮助残疾人方式的一小部分。而邓朴方带领着基金会作出这些事件也有人在默默关注着，在1988年联合国授予了基金会“和平使者奖”，又授予邓朴方个人“残疾人十年特别奖”。2003年再次授予邓朴方“联合国人权奖”。
这些来自世界的肯定，就是对邓朴方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民服务的最好赞誉。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邓朴方曾经有过怎样的悲惨过往。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句话若是用在残疾人身上就变成了“子非残怎知残者苦”。即使是共情能力再强的人，也无法理解残疾人的痛苦，也无法百分百的满足残疾人的需求。
而邓朴方能够为残疾人群体作出这些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也是残疾人中的一员，他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不易与苦痛。
可令人觉得诧异的是，邓朴方的残疾并非是天生注定的，而是在一场历史的灾难里所获得的，这场灾难就是多年后邓朴方自己都不愿提及的特殊十年。
1966年，邓朴方与同学一起乘坐着火车回到了北京，在浪潮的推动下，他们很快投入到“特殊时期”中，可邓朴方不知道的是，在这场浩劫里，没有人能够幸免，而那些站在高处的人，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
很快，邓朴方的父亲邓小平就成了很多人攻击的对象，连报纸上都有对他的不提名指责。面对这样的情况，邓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因为自己一直与主席有着书信上的往来，可自己的孩子们却是没有人保护的。
果不其然，邓公的担心还是发生了，在1968年，一张大字报宣告着对邓朴方的批斗开始。
在北大物理实验楼里，邓朴方与妹妹邓楠被秘密关押在这里。这段时间里，每天迎接他们的不是早起的朝阳，而是一次次的黑暗。
邓朴方与妹妹遭受了红小将的武力威胁，让他们交代家里其他人的罪行，否则他们面对的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可邓朴方与妹妹无论如何都没有配合红小将，而是咬紧牙关，撑过了一次次的毒打。
拿邓朴方没有办法的红小将把他单独关进了一间屋子里，而这间屋子是一座已经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邓朴方深知这种放射物的厉害，他明白自己如果不尽快离开这里，一定会有生命危险。
万般无奈之下，邓朴方看到了窗外的水管，他决定沿着水管爬走，可没想到这将改变他的一生。
邓朴方在攀爬时，不幸从空中坠落。万幸的是，邓朴方并没有失去生命，而是成了一个双腿瘫痪的残疾人，他理所应当地提出要求治疗自己的要求，可红小将之置之不理，瘫痪的位置不断升高，最后腰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
后来在朋友的四处奔走下，才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收治他的医院，经过医生诊断，邓朴方的病在当时并没有条件医治，于是将他转送到了清河救济院。
在这里邓朴方度过了半年的黑暗时光，家人音信全无，自己也恶疾缠身，每日里吃的东西都是没有足够营养的黑馒头、炖白菜，闲时还要和病友一起编筐换钱。
半年后，邓朴方的姑姑找到了他，后又将他送到江西与邓公一家团聚。在1972年，政治局面发生变化，邓公得以回京，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上级要求给邓朴方治疗，最后决定将他送入北京最好的三〇一医院治疗。
只可惜，最好的医治时间早已经过去，受损的脊柱早已无法复原，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邓朴方将用一种全新的身份在这苍茫世间生存，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
身体上的残疾并没有让邓朴方变得消极，这几年的时间里，他早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残疾人的命运，在住院期间他还帮医生护士修理小家电，还会到清河救济院去看自己以前的病友，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当年的那个邓朴方。
1979年年初开始，邓朴方的病情开始恶化，国内的医疗已经不能够在承担他的治疗，再等下去，迎接他的，只有死神的迎接。
最后在多方协助下，邓朴方远赴加拿大接受治疗，可惜家里的经济并不足以支撑高额的治疗费用，就连去往加拿大的路费都是一家人凑出来的，所以在手术后的康复期，邓朴方就搬出了医院到大使馆修养。
手术后的邓朴方已经能够支撑着坐起来，可他的腰部以下仍旧没有知觉，他还是一个残疾人，只是没有了迫在眉睫的性命之忧。
经历过这种种命运的戏弄，邓朴方明白了残疾人的不易，也开始认识到国内残疾人在康复、福利方面与外国残疾人的差异，他开始拖着病躯进行一些为残疾人谋福利的工作。
后来还打算建立一家残疾人康复中心，想要为残疾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慢慢的，康复中心的规模越来越大。在不知不觉中，邓朴方有了想要建立一个为残疾人创造福利的组织的想法，于是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后来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应运而生。
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邓朴方说自己能想到做这些事，都离不开自己父亲的支持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办事都非常认真的。”
邓朴方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这样认真办事的态度，让邓朴方在不知不觉中也学着父亲，无论是自己年少时的学习也好还是组织成立残疾人福利机构也罢，都离不开他的这份认真。
残疾人们生活在这本就艰辛的世间就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全力，而在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像邓朴方一样的人和像残联一样的组织都对他们伸出援手，这让他们多了几分坚持下去的勇气。
邓朴方作为邓公的长子，用他的实际行动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变成了自己的使命，尽管自己的身体有着残疾有着病痛，但这些都不是能够阻拦他的东西，就如同他父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一样：“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