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来最低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于近期发表的《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出，美国民主制度失序引发政治乱象，金钱政治扭曲压制民意，选举成为富人阶层“独角戏”。特别是美国与疫情相关的社会治理日益凸显其制度性腐败，由于制度性腐败衍生勾连的其他腐败也在不断发生。何为制度性腐败？美国的制度性腐败有哪些特点？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
记者：什么是制度性腐败？为什么称之为“制度性”？有哪些特点？
过勇：制度性腐败是由于制度本身存在固有缺陷而引起的腐败现象，具有一定的天然性。之所以称之为“制度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类腐败与制度设计紧密关联，往往具有历史重复性，因此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根治。制度性腐败与政治腐败这类“大腐败”相联系，然而人们往往更关注发生在身边的“小腐败”。事实上，“大腐败”对国家产生的危害更大，甚至极易引起政治震荡。制度性腐败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具有所谓“合法性”外衣，将腐败行为通过制度漂白为合法行为，从而逃脱法律制裁，在合法制度的庇护下很难对这类腐败进行有效惩治；另一方面与其他腐败类型交织在一起，腐败关系勾连复杂隐蔽，但本质上仍然是通过腐败行为获得不正当利益。
记者：美国大选暴露出哪些腐败问题？美国制度对这些腐败有没有保护作用？
过勇：腐败是美国选举过程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选举政治所决定的。一是在美国选举过程中，政治献金成为获得选举胜利的重要基础，没有金钱的支持是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的，这背后必然存在利益关联。据统计，自1976年至今，美国总统选举的开支不断攀升，俨然已经成为与金钱紧密联系的政治活动。以特朗普当选总统为例，其背后实际是利益集团的巨额资金支持，也因此特朗普本质上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并非是美国人民的代言人。不仅如此，美国总统上任后可以任命大量政府高官，而这些被任命的高官中不乏在选举中作出重大资金贡献的人。二是在美国政治中的“旋转门”现象，这也是选举政治的产物。那些专业说客游走在政治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游说，不断转换角色从中获取利益，有的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这些选举腐败在美国制度的保护下被漂白为“合法性”腐败，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有序发展。
记者：美国制度性腐败的典型表现形式还有哪些？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哪些是由美式民主的固有缺陷和特有缺陷造成的？
过勇：美国制度性腐败还表现在：一方面权力很难得到实质性制约和监督。在美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泛滥的情况下，特朗普罔顾美国人民生命安全而滥用权力，为赢得连任而肆意妄为，但这种权力腐败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制约，甚至无法对导致的恶果进行问责。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精英”之间利用基于资本诱导建立起的制度进行利益交换，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这些腐败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仍然是美国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固有缺陷，从制度上将政治与利益集团的腐败交易“合法化”。这些制度性腐败成为“美式民主”的标签，呈现出上行下效的腐败特征，无论在联邦政府还是在州政府的政治运行中都有所体现。
记者：透明国际对美国清廉印象指数的排名已经连续三年下降，美国的制度性腐败是否为其丢分选项？
过勇：在近期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20全球清廉指数（CPI）中，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对美国评分连续三年下降，充分证明国际社会已经感知到美国制度性腐败带来的危害，并且由于制度性腐败衍生勾连的其他腐败也在不断增加。这也充分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并不是治愈腐败的良药，反而会带来很难治愈的制度性腐败，导致政治乱象频发、社会不断分裂。
记者：2020年，中国在应对疫情与反腐败方面的制度优势进一步体现。放眼国际，尽管从腐败治理来看呈“东升西降”，而从反腐败话语体系来看仍然是“西强东弱”，我国应当如何加强廉政外宣，提升中国反腐败国际话语权？
过勇：一是坚持中国反腐败道路自信，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反腐败道路的正确性，因此在反腐败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高度自信，坚定不移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道路。二是向世界讲好“中国反腐败故事”，让国际社会充分了解中国在反腐败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取得的成效，积极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反腐败的经验和智慧。三是深入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增进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的反腐败司法合作，广泛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学术合作，全面提升中国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杨蓉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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