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十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邀请，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非洲，是当时中国外交的一次战略行动，其目的在于打破美苏对我国的孤立，大力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增进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谊，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发展反对美苏两霸的统一战线，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963年12月14日中午，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于15日下午和17日下午与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两次会谈。会谈中，纳赛尔回顾了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介绍了阿联、苏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概况，并着重谈了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
听完纳赛尔总统的介绍，周总理说：“感谢总统阁下两次向我介绍阿拉伯各国和非洲有关国家的情况，使我们得到新的知识，增加了新的了解。可以说，从万隆会议那时起，我们才对阿拉伯国家情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注意了解。
“万隆会议后不久的苏伊士运河斗争，引起中国人民对阿拉伯人民的注意和钦佩。其次是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使我们有机会向人民介绍阿拉伯情况。以后，中国同阿拉伯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往来就日益频繁，我们同阿拉伯国家建交的也多起来了。再加上亚非团结组织的推动，中国同阿拉伯各国关系日益发展。但是抱歉得很，尽管我们八年前就有了关系，但我国政府负责人到西亚、非洲来访问，还是这一次才开始。可以说是比较晚的。我们希望这次访问能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对总统阁下所介绍的情况甚感兴趣。通过我们的实际接触加上总统阁下的介绍，使我们对这一地区有进一步的了解。
“同总统阁下在万隆会谈后，我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和方针，一直坚持以下几点：
一、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二、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三、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
四、支持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五、主张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以上五点，是以我们在万隆会议以前所倡议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也就是著名的‘潘查希拉’。它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后来在万隆会议宣言中被采纳了。”
接着，两位领导人就不结盟会议和第二次亚非会议交换了看法。
19日下午5时半至10时，周恩来总理与纳赛尔总统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周总理着重谈了台湾问题。他说，1949年下半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蒋介石同中国大陆之间打的是内战，美国不加干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乘机用海军舰队占领了台湾，把台湾变成它的保护地。这说明，在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后，占领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预谋。朝鲜停战后，美国第七舰队一直留在台湾海峡不走，霸占着台湾。美国在靠近新中国的地方，制造台湾海峡、南朝鲜和印度支那三个紧张地区，实行反华。1954年下半年，美国还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包围和对付中国，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此外，两国领导人还就国际形势和东南亚形势以及中、阿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12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飞往阿尔及利亚，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首都阿尔及尔从机场到人民宫的20公里长的道路两旁，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中国客人，整个城市回荡着响亮的欢呼声和阿尔及利亚妇女以传统方式欢迎贵宾的“哟—哟一哟……”的欢呼声。
22日、23日、24日下午和26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举行了四次会谈。
前两次会谈中，本贝拉总统详细叙述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发展过程，着重谈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形势和政策。他说，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实现了独立。一年多来，我们进行了阿革命的主要任务，土地改革。把270万公顷土地交给劳动者农民。其他各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在工业、商业方面把一些主要的企业国有化、把它们交给工人自给管理。对外方面，我们奉行和平政策，但认为必须先消灭殖民主义。尽管我们还有财经困难，我们支持解放斗争。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建立了协调委员会，我们提供了一亿旧法郎的财政援助。同时，我们也负责培养了近千名非洲的军官，这是由国家人民军负责的，这一千人有的已回去，有的还在培养。许多解放运动在阿尔及尔有代表处。例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这里设有代表处。我们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的支持是明确的。我们给安哥拉解放运动以武器、物资和财政援助。
第三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了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革命战争胜利的意义，称它“是继中国和古巴革命后，60年代的伟大事件，也可以说是奇迹”。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总理介绍了我国国内形势，然后谈了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以及不结盟和亚非国家会议问题。最后谈到中阿两国关系，周总理指出，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几个问题：
“(1)军事问题。上次答应给一批军援并已签订协定，国内在我出来时告诉我，在一、二月内即可运来，第一批二个星期后即可运到。这个援助很有限，但这是第一次援助。昨晚我又谈到，如果你们还有新困难，我们还可以尽可能帮助。我们也很愿意接受你们派军事人员去中国训练。
“(2)经济合作，金额已定，项目还未定下来。我建议你们派出一个经济代表团去中国考察，看看我们的重、轻、化等工业，可以发现哪一些是你们真正需要的，又有原料，哪一些是你们短少的，等等。这样援助的项目就可更广一些，阿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就可更高。或者在中国就地确定项目，或者回来报告后再定。
“(3)我们曾同农业部长谈起，可派个考察团去中国考察，看看哪些作物对你们是合适的，如茶叶、大米和其他。我们可帮助试种，如有效，再扩大。
“(4)贸易需要发展，但哪些中国商品是你们的确需要，而别的国家又不能供应或价格较高的，如何选择？我们每年在广州举行两次出口商品展览会，明年4月就要举行一次，建议你们派个贸易代表团去参加，看看哪些是对你们合适的商品。当场成交也可以。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你们这里进口，可一起谈。”
对此，本贝拉总统深表感谢，并说：“我希望1964年能去中国访问。”
周总理说：“希望不仅总统能访问中国，也希望其他兄弟到中国去。中国的其他兄弟也要来，陈元帅已经发生兴趣，想再来。
本贝拉高兴地说：“欢迎。”
陈毅说：“是呀，我希望再来，少一点仪式，到处走一走，到沙漠去看看，我都很有兴趣。”
周总理又说：“他的夫人也很热情，可惜你们很多兄弟还没有夫人，她来不方便。”
本贝拉说：“她可以来，那时我已经结婚了。这还可以促进我早些结婚。”
周恩来说：“那好，公事私事都可促进。”
会谈在双方领导人亲切诚挚友好的笑声中结束。
12月27日，周总理一行飞抵摩洛哥访问。28日上、下午，周恩来与哈桑二世国王连续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二次亚非会议、二次不结盟会议、中摩两国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2月2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前往王宫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告别。国王向周总理赠送了一把宝剑，宝剑的剑鞘镶有闪闪发光的宝石。哈桑二世告诉周总理说，这把宝剑曾经在过去困难的时刻帮助过我们。哈桑二世还向陈毅副总理赠送了一把短剑。
1964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抵达突尼斯，并于当天下午同布尔吉巴总统在总统府迦太基宫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由于当时中国和突尼斯还没有建交，布尔吉巴对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政策还不太了解，因此在会谈中出现了意见分歧。
布尔吉巴说：“我现在要向您提出一个任何国家领导人因礼貌关系不会向您提出的问题。中国政府使非洲国家感到吃惊的，不是它们反对美国的政策，是你们自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竟然对第三世界的印度采取武力来解决边境问题，侵占印度的领土。
“另外还有莫斯科三国条约问题，这个条约使要求和平的人民产生了小小的希望，而中国竟然反对，这也使人感到吃惊。我们是尊重中国的，因此中国的态度使我们感到不安，特别是因为敌人极力宣传中国要战争，要使用核武器。我相信，在联合国有许多国家想投人民中国的赞成票，只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到底有些什么打算有疑惧，所以不敢投赞成票。中国表现自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反对其他的强国，这使许多国家不敢和中国一道走。我们欢迎您在开罗、阿尔及尔及拉巴特的讲话，因为您表现得同我们原来了解的中国的态度有些不同。但是不应该使人们感到你们对非洲国家用的是一种语言，到阿尔巴尼亚用的是另一种语言。不应使人们感到你们不严肃。希望中国能够考虑人们对中国的疑惧情绪，改变一下情况，不要给人们一种印象，好像中国是孤立的和好战的，不要抵触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合作的心情，这样中国就会获得世界人民的支持。”
周总理说：“谢谢您把这种想法告诉我，但是我也要直率地回答您，因为事实不是那么简单。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出国访问，也从未在态度上表现两样。我们愿意同所有的和平友好相待的国家友好。中国从来没有发动战争侵占别人的领土，更没有这个动机。但是中国有一个不幸的遭遇，即她一直被置于联合国之外，因此没有可能在联合国的讲坛上解释自己的政策。同时，中国长期遭到封锁，使中国的实际情况很难为外界所知。如果总统感到中国不严肃，是不是指的对三个国家的态度？我先说第一个国家，美国。美国历来敌视中国，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在联合国指挥其他国家不承认代表六亿七千万中国人的新中国，继续使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占据安理会的席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万隆会议之后一直主张和平谈判。从1955年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中美会谈，一直到现在，仍在华沙继续会谈，虽然未得到什么结果，中国却一直避免用武力解决中美争端。而美国却动用全国的力量和宣传机器，诬蔑、敌视和攻击中国。您要是处在中国的境地，恐怕也不得不采取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政策。我们这次到非洲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但是为了不使我们访问的非洲国家为难，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没有强调反对美国。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会谈中没有把美国敌视中国的情况告诉非洲的朋友们。我们在会谈中都讲得很清楚。美国记者在开罗向我提出问题时，我也做了严肃的回答。阿尔巴尼亚是受美国欺压的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并不造成任何困难，所以我在那里更多强调反美，就好像我在北京时强调反美一样。
“第二是印度。不是我们侵占印度的领土，而是印度侵占我们的领土。我在1962年11月致各国首脑的公开信很详细地讲述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情况。您也收到了这封信。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侵占印度时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边界问题复杂在两点上。东段是英国麦克马洪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秘密协定规定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未承认过。英军也从未到达这个地方。只是印度在独立后才派军队进驻这个地方。我国政府不承认这条边界线，主张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同时我们也从未越过这个边界线。西段边界有传统习惯线。印度现在硬说阿克赛钦地区是印度领土。但是她历来都未管辖过这个地区。新中国接管了旧中国对这个地区的管辖，修了一条从新疆通往西藏的公路，并派了边防人员驻扎该地。印度在1958年前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忽然在1959年就这个地区提出领土要求。我们说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在1960年我四次到新德里会见尼赫鲁总理，主张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但尼赫鲁一再拒绝谈判。1960年以后，情况恶化了，印度在1961年从西段边界入侵，占据了43个据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派军队进行监视，保证我们的安宁。1962年印度又从东段边界越过麦克马洪线。那时正值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陈毅外长和梅农会了面，提出了由双方发表关于中印即将开始谈判的公报。但印度不干。梅农说必须由中国事先同意把那些领土交还印度才举行谈判。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先决条件。我从北京又三次致电尼赫鲁总理，提出在不动现状的情况下进行无条件谈判。当时的情况对印度是有利的。因为她已占领了我国的一部分领土。但是尼赫鲁却在国内宣布一定要把中国军队全部赶掉，并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说要组织新的军队。印度为何要拒绝谈判？那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外援并在国内镇压进步力量。”
布尔吉巴问：“中国为什么不接受科伦坡六国的建议？尼赫鲁要求的是中国接受这些建议。”
周恩来说：“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已超过了六国建议的主张。我们在中西段都主动后退了20公里，使中印双方脱离了接触。我并提出以六国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如果尼赫鲁感到来北京不方便，我也可以再到新德里去。可是印度却在国内掀起了反华的歇斯底里，制造战争空气。您可以到中国去看看，在中国没有任何敌视印度的歇斯底里。科伦坡六国都承认这点。六点建议中只有第三条中的第二款我们不能同意，因为其中主张在西段争议地区双方派民政人员去，而我们已从该地区撤退20公里，使该地区成为无人地区，这样可以避免双方接触。如果双方再派民政人员去，势必容易再引起冲突。六国也同意我的意见。印度一定要中国接受印度对六国建议的解释，这是不可能的。六国建议不是仲裁。我们认为在六国建议基础上进行谈判，印度可以在会议桌上提出任何建议和主张。阿联萨布里先生前些时访问中国时，我已同他讲得很清楚。他也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去印度时要说服尼赫鲁谈判。但他去印度后，尼赫鲁还是拒绝谈判，说要等待时机成熟时才能谈判。萨布里问他何时才算时机成熟，尼赫鲁说要再等三年。萨布里先生告诉我，这使他非常担心，因为三年的时间内，不知形势要发展到什么情况。我这次到开罗时，纳赛尔总统也承认尼赫鲁不愿意谈判。我可以告诉总统阁下，中印边界的形势现在已经缓和下来了，而如果印度再进攻，我们也暂时不回击。我们先把情况报告给六国。”
1月10日上午，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谈中回答了布尔吉巴提出的莫斯科条约问题。他说：“莫斯科条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条约的本身，一个是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减少核战争的威胁，这是两回事，应该予以分开。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在公报中提出成立非洲非核区的主张，我们是支持的。应该由大国保证不在非洲使用、输入和试验核子武器。但是莫斯科条约却不能减少核战争威胁。就在条约签字后不久，美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美国当权人士自己也承认，美国目前需要的不是进行大气层的试验，而是进行地下核试验，因为这更有利于他们发展战术核武器。这个条约毫不禁止美国向其他国家扩散核武器。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和西德讨论成立多边核力量的问题，并且和日本讨论派原子炮和原子潜艇到日本去的问题。美国的军费在不断增加。美国如果有诚意，为什么不先保证非洲成为无核区作为第一步？所以说三国条约没有减少核战争威胁。核战争威胁来自哪里？中国没有核武器。这种威胁显然不是来自中国，只能说三国条约是对世界人民的骗局。”
布尔吉巴说：“说条约是一个骗局太重了。但是条约的确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因为还在进行核试验，核武器还未销毁。不过我认为应承认条约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今后以条约为起点可以做更多的努力。”
周恩来坦然地说：“将来事实会证明我们的看法。”
布尔吉巴说：“是的，让历史去证明吧。”
周恩来说：“我们这次访非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愿意和突尼斯发展友好关系。”
布尔吉巴表示赞同：“是的，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暂且放一边，将来我们建交后，应着重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关系，这是最主要的工作。”
1月10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周恩来非洲之行的重大收获。
10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突尼斯总统事务和国防部长伯伊?拉德哈姆的陪同下，前往塞朱米瞻仰了那里的烈士纪念碑，他们在纪念碑前献了花圈。在花圈的绸带上写着：“在突尼斯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周恩来访问加纳前夕，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加纳国内局势混乱，是否如期往访成了一个问题。周恩来接到黄华的报告后，说：“愈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并派随行的黄镇副外长先去加纳带去关于访问安排的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二、不去外地参观；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1964年1月11日周恩来一行如期抵达加纳进行访问，一切交谈、宴请活动都在恩克鲁玛住地克里斯兴城堡进行。当周恩来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达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时，等候在那里的恩克鲁玛总统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朋友热烈拥抱，连声说：“欢迎你，欣赏你能来。”
在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恩克鲁玛总统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两次单独会谈，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恩克鲁玛介绍了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加纳的非洲政策，两国领导人还谈到了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问题。在谈到双边关系时，恩克鲁玛介绍了加纳七年发展计划，要求中国予以支持。周恩来首先介绍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强调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汪意经济建设中的工农业比重问题和适当的发展速度问题。然后坦率地指出，七年计划的农业投资似乎少了，要增加粮食、棉花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对加方的援助要求，周恩来原则上答应再增加长期无息贷款800万加纳镑，连同1961年已承诺尚未使用的700万加纳镑，共1500万镑，以支持加纳七年发展。
会谈中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于1月15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回答加纳通讯社记者提问时首次公开宣布。这八项原则是：①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②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③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④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⑤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增加收入，积累资金。⑥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规格和质量，中国保证退换。⑦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⑧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1月16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马里共和国访问，马里首都巴马科市民几乎倾城出动欢迎周恩来总理，从机场到总统府长约10公里的大路两旁，簇拥着密密层层的身穿节日盛装的人群。当周恩来在凯塔总统陪同下乘车前往总统府时，整个城市被雷鸣般的欢呼声所震动。人们高呼：“中国万岁!”“中国——马里友谊万岁!”“欢迎周恩来!”所有的青年男女们，都随着节奏强烈的马里鼓的鼓声，兴高采烈地跳起民族舞蹈。每隔20来步就有一个小型乐队，用各种马里乐器奏出动人的乐曲欢迎中国客人。
1月18日至20日，周恩来总理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
在前三次会谈中，凯塔总统详细介绍了非洲的情况，特别是西非国家的情况，马里对内对外政策以及马里的党、政、军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情况。
在后三次会谈中，周恩来向凯塔介绍了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我国对外政策等。周恩来对马里奉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政策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说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事后，凯塔总统激动地对马新闻国务秘书戈洛果说：“像周总理那样坦率地与我们谈社会主义问题的人是我接触过的政府首脑中唯一的一位。”
1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塞古?杜尔总统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访问时，受到20万人——5倍于这个城市人口的热情欢迎。拉贝在科纳克里东北500多公里，位于福塔贾隆高原，是几内亚中部的最大城市，也是一个畜牧业中心和风景胜地，全市人口约4万人。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几内亚中部的其他城市和村庄来的，有许多人甚至在两三天以前就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到这里。中国客人走到哪里，那里夹道的人群就形成欢迎贵宾的人海，有的甚至站在树上和屋顶上，向中国客人们挥手致意。到处是“塔姆塔姆”鼓声、木琴和可拉笛的演奏声。几内亚人民能歌善舞，乐声一响，人们就自然而然地跟着音乐的节奏跳起各种各样的民间舞蹈。
“感谢您，毛主席!
感谢您对我们真诚无私的援助，
是您，派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专家，
是您，今天又派来了这样重要的中国代表团来访问我们的国家。
……”
这是几内亚富拉族艺术家们为欢迎周恩来总理访问几内亚而写的一首歌，当这支歌由4位女歌唱家于1月24日在拉贝城举行的晚会上演唱时，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塞古?杜尔总统热烈鼓掌。出席这次晚会的一千名观众也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杜尔总统全面介绍了几内亚的国内情况和非洲政策。周恩来赞扬了几内亚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着重说明“如何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不遵守这个原则，革命就要失败”。
1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并作短暂停留。其间，周恩来与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等间题交换了看法。
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应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的邀请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友好访问。当时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没有建交，而美国却在埃有巨大的影响。1953年埃美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和一系列军事协定，美国给埃塞俄比亚以大量“军援”，埃方平均每年输进的武器弹药价值1500万美元以上，相当于美国每年向非洲提供“军援”总量的一半。美国获悉埃塞俄比亚邀请中国总理访埃时，曾竭力加以阻挠，后来埃方还是坚持邀请，美国则施加压力不让塞拉西皇帝在埃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周总理。埃塞俄比亚迫于美国的压力，把接待和会谈地点安排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周总理体谅埃塞俄比亚的困难处境，说：“没有关系，外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体谅他们。”并欣然前往阿斯马拉。埃塞俄比亚方面深受感动，接待规格逐步升高。塞拉西皇帝亲自安排，将周总理的住地由别墅改到皇宫，并亲自陪同去外地参观。周总理所到之处，埃方均组织群众夹道隆重欢迎。
1月3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同塞拉西皇帝围绕中埃建交问题举行了一次小范围会谈，我方陈毅副总理、埃方首相沃尔德、代理外交大臣伊非鲁参加。
会谈中，塞拉西皇帝一再表示发展埃中关系的愿望，称埃塞俄比亚原则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需要做些准备工作来应付美国的反应，美国有可能断绝对埃塞俄比亚的所有援助，而埃塞俄比亚的军事物资和其他器材要全部靠美国，因而不能使埃中关系立即正常化。周恩来表示，中国方面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周恩来这种从加强两国人民友谊的大局出发、体谅小国困难处境的政治家风度获得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赞誉。周恩来访埃之行在埃塞俄比亚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两国正式建交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月1日，周恩来抵达了他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
2月2日、3日上午，周恩来与舍马克总理举行了会谈。
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畅谈了访问非洲的观感：“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国家未独立，正在为独立而奋斗，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的。”
在第二次会谈中，两国总理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包括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增加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中代表席位问题、部分核禁试条约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中印关系问题、不结盟国家会议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并就两国经济合作深入进行了探讨。至此，周恩来的非洲十国之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周恩来总理这次对非洲国家的友好访问，达到了寻求友谊、增加了解、互相学习的目的，不仅大大加强了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团结，也为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的国际关系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因而，这次访问不仅是亚非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亚非人民的团结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所引谈话内容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周恩来非洲之行的谈话记录)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