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走了，但其内政外交“遗产”犹存。正如一张在美国流传甚广的漫画所展示的那样：在凌乱的白宫椭圆办公室里，喝剩下的可乐瓶与断了线的热线电话被扔在角落；而办公室的新主人则满脸愁容地凝视窗外西下的残阳。在等待拜登着手解决的一众难题中，如何修复被前任破坏的跨大西洋关系，显然是当下的最紧迫的外交难题。
为此，拜登发出了一系列热切而强烈的信号。在不久前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他一反通常由副总统出席的传统，亲自出马发表其就职后的首场国际视频讲话。这也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50多年来，首次有美国现任总统参会。在会上，拜登频频向欧洲盟友示好，反复强调“美国已经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已经回归”。对此，欧洲盟友表示赞赏，但热烈程度似乎仍未达到发言者的预期。有媒体淡淡地评论说，欧洲人担心“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因此需要听拜登言而更观其行。那么，美欧关系在后特朗普时代能够“破镜重圆”吗？笔者的答案是：美欧回暖无悬念，回到从前不可能。
有利于美欧接近的正面因素有三。首先，美欧双方的确都有“归咎前任”、摒弃前嫌、重建友谊、巩固联盟的主观意愿。欧洲方面，当拜登在胜选后尚存争议之时，不少欧洲盟友就已抛来橄榄枝。此外，欧洲的商界、媒介、学者与智库也普遍对拜登政府寄予厚望。欧盟对重启欧美合作的热切情绪在其于12月出台的《欧美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文件中表露无疑。而作为大西洋主义者的拜登，同样在竞选期间就“隔空承诺”，声称一旦当选便将全面重启对欧关系的修复工作。
其次，在意识形态层面，美欧协同已经重启。欧洲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向来强调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要素，并以此作为维系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元素；美方传统上亦与之高度契合。然而，在反传统、反建制的特朗普时代，美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沟通协同一度恶化。特朗普的一系列蔑视欧美传统价值理念的表态、公开宣扬“交易主义”商人价值观等做法，激发欧洲人的鄙夷与反感。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公开反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赞扬英国脱欧等行为，已经触碰到欧盟最敏感的神经底线。而拜登对欧盟的激赏、对英国脱欧的反对、对所谓“民主价值观”的坚持等，都使他与欧洲人有了更多共同语言。
再次，在利益层面，美欧共性增多、抵牾减少。这一变化与美国领导人的认知与价值观变化密切相关。譬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巴黎气候协定》本就是奥巴马时代美欧共同利益与国际协作的体现；但后来特朗普政府不认可环境问题的重大性、紧迫性，甚至认为巴黎协定损害了美国的国内就业与国际竞争力，遂导致美欧分道扬镳。如今，随着拜登政府的政策转向，美欧在环境领域的矛盾得到大幅纾解。此外，伊核问题、世贸组织改革、美欧贸易与投资等问题亦是如此。
综上可知，相对于特朗普时代的“冷同盟”，美欧关系在拜登时代大幅回暖应无大碍，但能否“回到从前”则困难重重，原因同样有三。
首先，美国变了。四年前特朗普的上台本身就是美国社会与民意质变的结果；而其四年执政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民粹趋势。特朗普此次虽然败选，但其得票率依然是最近数十年来全美第二高，仅次于拜登，比当年奥巴马当选所获票数还多。这说明其政策主张依然具有较强民意基础，而这股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力量必然在未来四年继续规制、掣肘拜登政府。拜登可以在口号上拒绝被打上特朗普烙印的“美国优先”，但无法在政策执行层面背离该原则，否则将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和选民的惩罚。这就意味着，在能源、环境等领域，拜登即便与欧洲重启合作，但实际成果可能非常有限；在经贸与投资领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重启亦将困难重重。
其次，欧洲变了。在对外关系层面，欧洲对“战略自主性”的强调近年来不断提升。这既是欧盟自身“主权”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对美国近年来一系列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行为的回应。即便拜登上台并重举大西洋主义旗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欧洲人还是担心，未来的美国是否会再次在关键问题上自行其是，抛弃欧洲。欧洲人无条件依赖美国的心态已经变了。而在欧洲内部，经济增长长期乏力、高福利难以为继、由叙利亚战争引发的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催生出与特朗普同气相求的欧洲民粹主义思潮。他们虽政见不尽相同，但与特朗普如出一辙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样会对美欧深度协同构成障碍。
最后，世界也变了。拜登之所以拉拢欧洲盟友，“联欧制华”是其战略核心。虽然不同于特朗普-蓬佩奥赤裸裸地发动所谓“新冷战”，拜登明确表示“不打新冷战”，但这种联盟斗争的冷战思维却早已深植其中。然而，中国并不是苏联。正如王毅外长在蓝厅论坛上明确指出的：“建交以来，中方一贯尊重美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乐见美国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从不干涉美国的内政。我们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愿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1 在一个已经深度全球化的时代，重启冷战、搞意识形态对立、迫使第三方国家选边站队等行为早已不得人心。欧洲作为一个战略自主性与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主权国际行为体，更不甘在所谓“新冷战”中再次扮演马前卒的角色；世界各国亦是如此。归根到底，世界变了，大国竞争的方式也应该从零和、互害转向正和、互利。而人心思定、祈盼和平与合作的世界民意在后疫情时代则不仅没有变，而且更趋主流。故此，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有足够的担当与智慧顺应时代的潮流，做出利国利民利世界的正确决策。
美欧关系既然回不到从前，那么何不携手国际社会，超越冷战、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一同建设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地球家园呢？
（作者王鹏，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