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造福生活，有必要打孩子吗？为了满足我们对公平、希望、安全和正义的需要，有必要杀掉另一个人、轰炸另一个国家，或者在我们已经经历痛苦时看到另一个人感到痛苦吗？”这是非暴力沟通国际中心的认证培训师、纽约非暴力沟通住宿集中培训中心创办者简·马兰茨·康纳，非暴力沟通国际中心的认证培训师、合作沟通中心（原布鲁克林非暴力沟通）的创办者和主管戴安·基利安在《非暴力沟通·详解篇》后记中向所有人发出的疑问。
曾写下《非暴力沟通》的马歇尔·卢森堡说：“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最佳保护措施就是和我们最害怕的人进行沟通，别的办法都没用。”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他的短诗《选择》中也生动形象地表达出这一点。
举起紧握的拳头准备好，
伸出张开的手掌等待着。
选择：
我们的会面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
那么，一个非暴力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以下内容节选自《非暴力沟通·详解篇》，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非暴力沟通·详解篇》，[美]简·马兰茨·康纳、戴安·基利安著，华夏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原文作者丨[美]简·马兰茨·康纳
戴安·基利安
摘编丨安也
棍棒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而话语从来都不能伤害我。
——儿歌
人们第一次听到“非暴力沟通”这个术语时，可能会感到惊讶和困惑。我们习惯于把暴力视为一种身体上的强制力，想到沟通（仅指语言沟通）具有攻击性会令人感到困惑。事实上，沟通往往被视为代替暴力的一种选择。为了避免身体冲突，人们通常会在战争或采取行动之前尝试谈判。比如警察（理想情况下）看到武装犯罪分子，会在开枪之前说：“别动！放下枪！”如果家长看到他们的孩子打了小伙伴或者用暴力抢走玩具，可能会提醒孩子“好好说话”。就像一首儿歌里说的，“棍棒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而话语从来都不能伤害我”。
但我们都知道，暴力的语言会带来很多伤害和痛苦。虽然这种伤害也许不是身体上的，但我们的思想和话语预示了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如果我们对另一个群体或个人存有批评性的想法或印象，身体暴力或破坏性行为就很容易发生。
如果思考一下身体暴力及其产生原因，在每种情况下，也许你都会首先指责一种身体行为或刺激——“他先打我的”或者“他半路拦住了我！”但如果你进一步思考，你会发现一个人真正动手之前，甚至在意识到报复行为发生之前，话语或思想要出现得更早：“你怎么敢！”“真是个混蛋！”“我会给你个教训。”暴力行为产生于这样的自我对话之后。
当双方产生对人类之间连接和理解的裂痕时，就更可能出现身体暴力
暴力最广泛的定义是对人类之间连接和理解的破坏。当双方产生这样的裂痕时，就更可能出现身体暴力。相反，如果我们对别人抱有爱和关心，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他们遭受痛苦、经历伤害。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投入同样的精力和注意力去关心和爱所有人，但是学习怎样慈悲地与他人建立连接有助于在发生冲突时解决问题，以及促进更深入的理解。
电影《叫我第一名》（2008）剧照。
非暴力沟通需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对一项影响人类文化数千年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将人与事划分为“正确的”或“错误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有些人是好的，有些人是坏的；有些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是愚蠢的；有些人关心他人，有些人麻木不仁。这种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出现在我们社会中每一个层面上：漫画书里的英雄和反派战斗；电视和电影里警察要抓“坏人”；乔治·W.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多次提到“邪恶轴心”。畅销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卑鄙者令人作呕！”这个说法假设有些人是卑鄙的，有些人是正派的，而且还蕴含着潜台词，那就是刻薄的人永远都是卑鄙的。卑鄙就是这些人的本性。如果是这样的话，何必为他们费心呢？按照这种想法，应该对卑鄙的人避而远之，甚至控制或惩罚他们。
电影《追捕野蛮人》（2016）剧照。
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谁值得同情、理解和支持？谁应该被排斥、评判、惩罚、解雇、处决或进攻（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我上大学时，一连几个小时和同龄人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讨论人际关系、家庭和政治，希望能理解这个世界和人们做出的选择。即使到了今天，我也对这些问题充满兴趣。我希望能理解造成某种情况的原因，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我希望获得信息、了解情况，能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安全感，相信这里存在责任、重建、希望和改变。我知道我在这方面并不孤单。“忏悔”类脱口秀和《法官朱迪》这类司法剧的流行，证明了人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以及理解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和周围人的时候，仍然抱有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
这种想法有着悠久的传统（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是西方主流文化规范和信仰的核心。按《旧约》所述，人类历史最初就起源于此：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犯下了错误。根据沃尔特·温克的说法，这种赎罪暴力的神话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即约公元前1250年的巴比伦创世故事，之后所有关于惩罚性暴力的神话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神话至今仍对美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几乎影响了美国社会所有的制度、信仰和实践。人们认为这种事情是正常的、明摆着的，并且就是事实。温克指出：“（一个）故事如果经常被人讲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证实，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传说，而会被视为现实本身。”
所以，如果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如此流行、如此普遍，并且已经延续了数千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出改变？很明显，这种思维方式满足了某些需要，能为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意义感、公平感和秩序感。这是一种做出选择、分辨价值的有效方法。而且我们十分熟悉这种思维方式，觉得它让我们舒适放松，甚至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人性的本质。
人类行为是不稳定的，主要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何想法
但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会削弱人类之间的连接，使我们彼此分离，也使我们与自己分离。就好像在沙滩上画下一条线：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与我们对抗；要么清白，要么有罪；要么值得奖赏，要么应受惩罚；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受到诅咒。这意味着以固定的眼光看待人类及其行为，否定了生活和人类经历的复杂性。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坏”人总是做“坏”事，“好”人或“正义”的人必须阻止或控制“坏”人。这种观点混淆了一个人的行为（他选择的具体行动）与这个人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的人本质就是邪恶的，那学习、连接、慈悲或改变又能有什么作用？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各种形式的冲突和暴力。
泰国动画短片《吵架的父母》截图。
实证研究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表明人类行为是不稳定的，我们的行为主要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何想法。如果我们周围的环境和文化条件允许，我们都有可能做“坏”事。例如，有超过90%的大学生承认做过可判处重罪的行为（例如破坏他人财产、向未满18岁的人提供非法药物或者盗窃他人物品）。当向学生们提问，如果100%保证不会抓住，他们是否会犯下各种违法行为时，有很多学生说自己可能会偷窃、作弊，或者让曾经伤害他们的人受到身体伤害。事实上，如果你想让别人作弊，只要好处足够多、被抓住的可能性足够低，就能做到。
正如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观察到的，我们人类唯有靠正当理由才能活着，即使只是把一杯水端到我们嘴边。博尔赫斯的意思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有其理由。特定环境和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本质上是什么人，决定了我们将采取的行动。比如，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绝大多数人痛恨吃人肉。但如果发生意外被困住，要么饿死，要么吃掉死去同伴的尸体，你可能就会选择吃人肉。有详实的文件记录了曾经有人做出过这种选择，当时发生了攀岩事故和飞机失事。如果你反思一下自己曾经做过而现在感到后悔的事情，很可能会发现是当时的某种需要或重要的价值观促使你做那些事情，即使你对这一选择或其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满意。
研究也表明，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是当今社会的准则，与早年人类以慈悲和连接为基础的生活完全不同。里恩·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圣杯与刀刃：我们的历史和未来》一书中阐述了近期的研究证据，描绘了现代人类出现以前的历史，那完全不同于人们对拿着木棍的穴居人的刻板印象。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表明：不应将原始社会中的人，比如班布蒂人（BaMbuti）和昆格人（Kung），描绘成抓住女人的头发把她拖走的好战穴居人形象。现在看来，旧石器时代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期。事实上，人们对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具有侵略和暴力的印象，更多的是我们把当前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进一步延伸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能准确描述早期人类的实际生活方式：
旧的观点认为，最早的人类亲属关系（以及后来的经济关系）是从男人狩猎和杀戮发展而来的。新的观点认为，社会组织的基础来自母亲和孩子的分享。对于史前时期，旧的观点是男人是猎人勇士，新的观点则是男人和女人都通过人类特有的能力支持和改善生活。
生物学和认知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所有的哺乳动物，尤其是人类（我们的大脑新皮质更发达），“容易产生同理心的这种特质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学特性中”。例如，新生儿“能分辨出其他新生儿的哭声，也会用哭声回答”；幼童“看到另一个孩子很痛苦，往往会不安地皱起眉头，可能会过去和他分享玩具、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把他带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寻求帮助”。
正确—错误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它会伤害我们天生的同理心，削弱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慈悲之心。这会使我们难以专注当下，无法把注意力放在具体的需要和处境上，使我们看不清自己可以做出的完全符合我们价值观的选择。它也会使我们实现共同设想和创造美好世界的可能性变低。在本书中，我们将探讨怎样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专注于感受和需要，从而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人类行为，促进更好的慈悲和连接，为了关怀人类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这种方法以同理心和慈悲为基础，可以改变我们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让我们更接近于艾斯勒所谓的“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文化，“让我们的世界从争斗不断转变为和平共处……让冲突不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
也许人们唯一允许甚至期望男人们表现出来的感受是愤怒
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沟通，才能在避免评判和责备的同时，表达和分享我们对其他人言行的感受，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什么？同理心连接的核心要素在于觉察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同理心的定义就是“理解并体会他人感受”的能力。同理心的英文empathy的词根pathos来源于希腊语中的“感受”一词。同理心连接意味着“对别人感同身受”，心胸开阔，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理解他们的观点，即使只是暂时的。
虽然体验感受的能力使我们具有关键的社交技能，但大多数人并不习惯关注自己的感受，除非我们接受过这方面的某种培训（例如情商培训）。我们在这方面疏于练习。例如，每天有多少次有人问你“你好吗？”当你遇到邻居、同事或朋友时，都可能被问到这个问题。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你很可能随便回答一句：“很好。”“挺好的。”“非常棒。”“还不错。”但这些回答都不是感受，与我们的真实感受相比，这些就像摩尔斯电码或速记，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信息。也许只有被医生、咨询顾问或最亲近的人问到这个问题时，我们才会给出完整准确的回答。但即使与我们最亲密的人交谈，我们可能也不愿展示所有的体验和感受。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习惯谈及自己的情绪。我们被教导要“礼貌”，要记住“言多必失”，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对我们或我们关心的事情感兴趣。我们学会了谨言慎行、深藏不露。我们把感受和无力、脆弱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力量、内在根基、觉察、足智多谋联系起来。
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在西方，至少从理性时代开始，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感受被视为主观的和不可信的。别人告诉我们要“动脑筋”而不要情绪化。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我们的存在源于我们的思考能力：“我思故我在。”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什么事情，尤其是看法或感受这种主观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证明它”。逻辑思维，比如数学方程式，确实可以写下来一步步验证。然而，我们如何验证人类的情感和感受？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理性看待这个世界，感受几乎毫无价值。
电影《追捕野蛮人》（2016）剧照。
尤其对于很多男人来说，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未知而危险的区域。在成长过程中，男孩们被要求“像个男子汉一样”、“只有娘娘腔才哭”。男人不应该有什么感受，尤其是悲伤、恐惧或脆弱。也许人们唯一允许甚至期望男人们表现出来的感受是愤怒。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位非暴力沟通培训师艾克·拉萨特（Ike Lasater）说，学习非暴力沟通之前他能觉察到自己产生的感受只有好、坏以及愤怒。如果有人问他对什么东西有何感受时，他的回答要么是“好”要么是“坏”。而“好”和“坏”可以代表很多不同的体验。事实上，这两个词指的根本不是感受，而是表示赞同或不赞同的形容词。
虽然社会更容易接受女性表现出自己的感受，但她们表现出来的东西仍然不受重视。历史上，女性一直因为人们期待她们展现出的特质而受到歧视。英语中的hysteria（歇斯底里），也即“狂野，无法控制的激动或感受”，源于希腊语中表示子宫的词hystera，暗示女人容易变得歇斯底里。一般而言，女性的特征是过于情绪化、缺乏理性和不稳定，是“两性中的弱者”。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告诉女人，她们不适合从事很多职业，包括司机、医生、士兵和科学家。当然，女性已经在所有这些职业中证明了自己。例如，从统计数据上看，女司机的事故发生率比男司机的要低。然而，正如英国第一位女首相“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这个典型代表所表现出来的，女性如果想要成功，往往还是会表现得强硬、“头脑清醒”和冷漠。
对于感受的这种看法在英美文化中尤其明显。法语中表示感受的词sentiment不是贬义的。表达感受在法国社会中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人们希望发生的。在英语中，sentiment（感受）与sentimental（多愁善感）源于同一个词根：装模作样、反应过度、肤浅和陈词滥调。我们会听人说“不要太敏感”，不要“反应过度”。我们不应该“敏感”（觉察自己的感受以及我们目前有何体验），而是应该脸皮厚一点，面不改色，隐藏情绪。我们仿效的历史英雄是朝圣者、开拓者和牛仔，全都是那种坚强、沉默、适应性强、坚韧不拔的人。现代的英雄人物同样强大而无情。比如体育明星和参加《幸存者》节目的人，他们身上受人推崇的往往是极强的忍耐力和用“精神力量战胜物质问题”的能力。同样地，城市“帮派”文化也是冷酷无情的。
在我们的快餐文化中，我们习惯于积极主动，以结果为导向。我们追求效益和即时结果。如果有什么事情是“错误”的，尤其是不愉快的、紧张或痛苦的，我们就想要个解决方案，而且是现在、马上就要。就像换个电视频道或者吞下一片止痛药，我们试着“修复”这些感受，告诉别人和我们自己应该和不应该有怎样的感受：“克服它。”“忍一忍。”“控制住自己。”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自己所产生的感受及其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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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美]简·马兰茨·康纳、戴安·基利安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进
导语校对丨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