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太一】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门口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反堕胎和支持堕胎权的群体同时在激昂地示威游行，双方一度发生冲突。
而当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决定被公布之后，一边是欢呼雀跃，另一边却是肝肠寸断。副总统哈里斯当时正在芝加哥访问，她临时更改了演讲稿，并表示“今晚有数百万美国女性在睡觉时将无法拥有她们早上还拥有的医疗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无法获得与他们的母亲和祖母50年来所拥有的的服务。”
这的确是一个对美国女性、社会文化、政治博弈都影响极其深刻的决定。
美副总统哈里斯斥责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 视频截图
不再受宪法保护的人权
推翻“罗诉韦德案”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全面禁止堕胎，而是意味着各州可以自行立法去管控堕胎。因为对堕胎权的认知在美国已经党派化，也就意味着“堕胎权”这一女性的基本人权将在红州和蓝州出现巨大的差异。
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一经宣布，就有三个早已提前准备好法律的州（肯塔基、路易斯安纳、南塔科他）立刻生效对堕胎的禁止，哪怕怀孕是由于强奸、乱伦导致的或者母体健康安全受到了威胁。
而就在笔者写稿时，一共有9个州的堕胎禁令已经生效，12个州很可能在近期禁止或更大程度限制堕胎，另外有9个州的情况暂时还不明朗。将这些州的育龄妇女人口加到一起，差不多是3760万，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因为瞬间失去权利而焦虑苦恼。
1973年“罗诉韦德案”案判决时，对妇女堕胎权保护的理由是“隐私权”。在这之后，经历上世纪80年代的“海德修正案”生效和90年代的“凯西案”，虽然没有“不当负担”的女性在其受精卵能体外存活前的堕胎权得到了基本的保护，但纷争从未停止。
最近几十年，随着堕胎议题的党派化以及两党各自的极端化，堕胎权更是不断被推上风口浪尖。不过，因为堕胎权附属于“隐私权”的尴尬地位，包括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1933-2020）在内的众多自由派人士此前都仍对“罗诉韦德案”有很大意见。当然，最新的判决把这层薄如蝉翼的保护伞直接捅破，堕胎权不再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人权。
美国已有22个州已经制定了不同程度的反堕胎法律，CNN制图
法律实践与影响
反堕胎权势力的全面崛起，源于里根时期对该议题的政治利用以及美国全国性宗教反堕胎势力的形成。在80年代之前，包括前总统老布什在内的很多共和党人其实都是支持堕胎权的，但里根及其党羽看到了以反堕胎议题吸引保守派民主党人和中间派选民的契机，选择将这个议题政治化、大众化。而后，随着福音派势力与天主教势力汇合并得到了社会保守派大规模的支持，堕胎权成了重要的社会议题。
“罗诉韦德案”保障的并不是全面的堕胎权，而当前推翻的同样也不是完全的堕胎权。“罗诉韦德案”将怀孕过程分为三个周期，而政府不得限制堕胎的仅仅是第一个周期，在后两个周期内，各州仍然可以立法介入，尤其是在第三个周期除一些特定情况外禁止堕胎。随后，“海德修正案”剥夺了一些女性堕胎的资金来源，而“凯西案”虽然仍保留堕胎权，但压缩了行使权利的空间。
而很多州从来就没有停止尝试打断堕胎权相关的立法，此次密西西比用来打官司的立法只不过是很多次中能直接引发全盘震荡的一次尝试。接下来，保守派控制的州还会继续推进更多相关的立法。
不过，既然最高法院不是直接禁止堕胎，那么也许有人会问，在红州的女性如果要堕胎，去蓝州堕胎不就行了吗？毕竟还有近20个州很大程度上会继续保护堕胎权。但事实上，顺着这一思路再往下思考现实情况就会发现，最新的宣判将继续扩大美国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而受影响最严重的将是贫困的少数族裔女性。
随着一些州禁止堕胎，很多贫困妇女将因为缺乏交通工具或没有足够资源而无法享有更富裕家庭个体的健康权利。对富裕的女性而言，当然可以坐飞机花几周时间去提供堕胎的正规医疗机构堕胎、休养；但对贫困的女性而言，她们可能不仅没有足够的储蓄坐飞机出行、支付手术费用，就连旷工一两天都有可能让她们断了生计。除了阶级，这里面自然也有种族因素，因为非裔和拉丁裔这样的少数族裔贫困率比平均水平要高很多。
示威人群举着衣架，写有“不要重蹈覆辙”的标语。图自美联社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华盛顿的游行队伍里有不少人举着带血衣架的图案的原因。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妇女别无选择，只能用衣架做钩子，自行堕胎。禁止堕胎并不一定能阻止堕胎的行为，只会让更多人的堕胎变得不安全、无保障、更危险。
更重要的是，“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可能会连带对其他的一些人权产生深远影响。当前裁决认为“罗诉韦德案”所依赖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在被通过时并不承认堕胎是根本权利，因此相关权利不受这一修正案保护。一旦这样的逻辑成立、且有了先例后，同性恋的权利、跨种族夫妻的权利、甚至采取避孕措施的权利等等，都有可能因此不受美国法律保护。这一点，我们从托马斯的附议书中已经可以明确看到。
推翻“罗诉韦德案”仅仅是美国法制和人权大地震来临前的第一波震动。
6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表态称，与全美女性“站在一起”，承诺将采取“所有适当的合法权力”来捍卫女性的生育权利。
对中期选举的影响
当前，美国中期选举竞选活动逐渐进入白热化。最近，很多州都已完成党内初选，一些候选人准备发起最后的总攻。最高法院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搞事”？事实上，虽然我们给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贴上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标签，但他们自己却认为自己依旧是非政治的，认为他们只是在按部就班地接案子、判案子。就连特朗普都在私下表示这时候推翻“罗诉韦德案”可能会对共和党不利。
特朗普的判断从表面上来看不无道理。本来现任拜登政府面临着阿富汗撤军不利、应对疫情不佳、通胀严重、经济可能衰退的多重危机，民主党内部军心涣散，都认为今年秋天将遭遇一场滑铁卢。但是，现在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判决似乎可以起到团结民主党、刺激基本盘、增加行动力的作用。本来兴奋度不高民主党基本盘可能因为这一重要议题而受到刺激，更多地决定出来投票。所以，这有提升民主党投票率的预期。
但如果我们一深究，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不一定如此。堕胎本身并不是一个给人积极信号的行为，哪怕在民主党基本盘内部，更多人的立场是反对将堕胎定为非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YouGov的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内反对将堕胎定为非法的比例是76%），但这些人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去堕胎，而是不要设置太多的堕胎障碍，不要剥夺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者的健康权利，不要剥夺女性对自己身体自主的权力。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有很多限定条件的立场。
而共和党这边，尤其是福音派，他们的诉求很单一也很鲜明，就是不能让被怀着的受精卵或者胎儿被堕掉。推翻“罗诉韦德案”很可能会鼓舞共和党右翼出来投票，且旗帜更鲜明、立场更统一。因此，这个判决最终在中期选举中对哪一个党派更有利，现在还很难说。
声称要弥合，为何继续撕裂？
当前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已经放宽了持枪限制、政教分离限制，同时增加了对堕胎权的限制，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也随之急剧下降。据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已创下近50年来的新低。只有25%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对美国最高法院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任，低于一年前的36%，比先前2014年创下的最低记录还要低5个百分点。
美国的两极分化与社会撕裂无需赘述，但当各方都在嘴上说要弥合时，为何实际行动都在继续推动撕裂？甚至连最高法院都在即使“失去民心”的背景下依旧参与其中？在这一点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可能都有其自身逻辑。
五名支持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的大法官均为保守派，图自CNN
以堕胎权为例，民主党一直陷于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堕胎权放在隐私权之下的尴尬境地。他们想努力推广性教育，推动女性生殖自由，却一直被“罗诉韦德案”牵着鼻子走。而在部分自由派眼里，“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也意味着这个“不破不立”的议题终于获得了新的契机，接下来可以考虑推动将堕胎权放在“平等保护条款”之下，视其为女性对消除性别歧视追求的一部分了。
而且，如前文所说，不仅美国的育龄女性基数庞大，还有很大一部分女性可能都经历过广义上的堕胎（包括使用堕胎药），所以推动这样的议题在自由派眼里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而在共和党眼里，当前的情况可能是将美国从“自由民主”推向“多数民主”的契机。所谓“自由民主”就是要保障一些人的基本权益，哪怕这些人是少数派。但共和党觉得诸如“堕胎权”“平权法案”这种被他们视为只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特殊的、甚至与他们价值不符的权益，而让多数人去妥协，是不可容忍的。尤其是，在保守派信息空间中“大取代理论”的流行，让很多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那些少数派已经快要变为多数派，从而来直接压榨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取代自己了。一个多月前发生在布法罗市的枪击案，凶手在行凶前就曾在网上发布了一份180页的文件，里面直接提到“大取代理论”。
所以，共和党认为，趁着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占有绝对优势时，让多数人能保持住多数人的利益和优势恰逢其时，接下来应该加快脚步，推动更多的改变。
“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只是美国内部更激烈斗争的开始，硝烟远未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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