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妇幼健康工作的进展成效。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宋莉分享了一组数据，2021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已下降到16.1/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至5.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7.1‰，妇幼健康核心指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今年初，在国家卫生健康委2022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多位专家对我国人口持续下降进行解读，生育养育问题成为焦点。专家指出，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这就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加强出生缺陷防治能力
“因为近年来两次生育政策的调整，高龄生育孕妇增加，而年龄和出生缺陷发生的关系是明确的正相关，所以社会也是特别关注。出生缺陷的防控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指出。
乔杰介绍，要继续加强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四道防线的防治策略。把握婚前、孕前、孕中、产后新生儿的健康检查，争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尽可能地减少致残现象的发生。
同时，乔杰也提出要加强科技攻关，“十四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对出生缺陷的薄弱环节做了有针对性的布局，希望在整体加大科研投入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孕前、早孕期、产前以及出生后全链条的科技攻关项目的创新，做到出生缺陷防控水平进一步提升。
“预防母婴传播也是我们妇女儿童健康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疾控中心慢性病首席专家王临虹表示，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艾滋病感染妇女和所生儿童的健康，20年前国家就把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整合到了妇幼保健相关服务中，从试点逐渐向全国扩大。2010年，将母婴传播纳入了国家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在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基础上，国家将艾滋病、梅毒、乙肝“三病整合”，率先在全球提出了整合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的母婴传播策略。2015年起，“三病”预防母婴传播工作覆盖到了全国，各地也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和当地妇幼健康有机结合，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来建立健全整个服务网络，为广大的孕产妇提供了艾滋病、梅毒、乙肝检测和咨询。
“经过20年的努力，全国的孕产妇艾滋病、梅毒、乙肝的检测率都达到了99%以上。艾滋病母婴传播由原来未采取任何干预措施的34.8%下降到了目前的3.3%，成绩非常显著，为预防阻断儿童新发感染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使更多的感染家庭获得了健康的宝宝。”王临虹在会上通报。
扩容儿科医疗优质资源
“目前我们国家每千名儿童床位数是2.2张，较2015年增长了0.27%。”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在会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连续两个周期推出了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全面推动了儿童健康的工作，整个儿童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能力大大提升。
倪鑫强调，我国的儿科医疗优质资源正在不断扩容。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基层对于新生儿以及儿童的健康保健服务网络建设，近期还加大了信息化建设以及互联网诊疗等，这一系列都大大提升了整个儿科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儿科人才的培养。
“顺义妇幼从2015年托管，到了2020年底，大家可以看到，6个图当中只有一个图是向下走的曲线，就是平均住院日。也就是说，门诊量、住院量、手术量等一系列都在提升，有效地把核心区的病人向周边疏解。”倪鑫现场拿出了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的托管表格举例说明。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032家，妇幼保健机构专业人员达到54.2万人，床位数达到26万张。全国共有妇产医院793家，儿童医院151家，妇产科医师数达到37.3万人，儿科医师人数增长到20.6万人。宋莉提出，近年来云上妇幼、智慧妇幼等创新模式不断推进，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得到持续提升。
“今后我们将继续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一引领下，加大对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儿科服务体系建设，真正通过网络体系建设，把这些地区的人员有效地培养起来，真正体现全周期、全方位、有温度的儿童医疗和保健服务，把儿科体系工作做好。”倪鑫表示。
提高生育意愿需政策持续发力
生育直接关联人口问题。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口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比2020年下降1.11个千分点；人口出生率为7.52‰，比2020年下降1.00个千分点，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解读称，人口增长持续放缓是由于出生人口继续减少，这主要受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和生育水平继续下降两方面因素影响。
业内分析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关于生育率下降的后果，日本是最好的镜鉴，不仅会拖累经济，也会对财政和社保带来巨大的压力。生育率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的结果，主要发达国家都进入了低生育率的区间。因为个人有更多教育和生活的压力，不可能维持高生育率，缓解的方法还是在于降低生活、工作、教育等方面的生存压力”。
厦门航空杭州配餐部员工丁陈亮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已经有了一个宝宝的他本人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大，“开支压力是主要原因，养育小孩需要夫妻一方停止工作来看护也是一个问题”。
关于如何提高生育意愿，全国消费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教授洪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财政支持方面可以给予相应的补贴，落实居民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如个人综合所得每个年度扣除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五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和依法扣除。另外，可以通过对合法多生居民给予奖金和提高科研水平进一步减少生育死亡率等，解决“想生、愿生、能生、会生”等方面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陆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