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人似乎在不断琢磨中国人的战略举措并开始改变自己的观念。比如，中国在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方面走到了前面，美国也推出1万亿美元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国投资高新技术支持“卡脖子”瓶颈突破，美国也推出《无尽前沿法案》，投资1000亿美元砸向高新技术领域；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美国也在七国集团会议上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在部分领域，美国人正在用中国人过去面对美国时所使用的赶超战略，这是一个新现象。
中国社会中诞生的一些思潮也在影响美国社会。比如《纽约时报》近日刊文称，美国“千禧一代”年轻人也在迅速响应“躺平”宣言。一条推文宣称“我不想有事业”，获得了40多万个“赞”。发推的用户宣称，“我想坐在门廊上。”有在高盛投资银行工作的初级分析师抱怨每周工作98个小时，没法洗澡和睡觉。有学者称自己“消失”了一年，“发疯、玩消失、睡一觉、休息一天、再睡一觉。你是自由的。”《纽约时报》说，美国很多年轻人不想干活，“躺平”正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解体运动。
“躺平即是正义”，“选择慢节奏生活权利”，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希腊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那里去了。第欧根尼自称看透了人生，把人生需求压到最低。他住在木桶里嘲笑社会消费无度，但又不做任何进取性参与和社会改进工作。这是一种消极、悲观、被动的人生处世观。放到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不可取，特别是对千禧年以后的年轻人而言更不可取。
美国劳动力市场在今年6月份有超过1000万个职位空缺，这是自20年前跟踪这个数据以来的最高。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工作了呢？在中国，过去几个季度，尽管新冠疫情经历了局部反弹，但很多地方的招工仍是一人难求。在高新技术领域，笔者今年通过调研和参与，发现员工乐于接受高新企业的管理类、行政类和市场类工作，但对写代码、基础层语言、架构设计、创新攻关、文献写作等需要点滴积累和殚精竭虑工作的岗位与项目非常畏难。在这些领域，常常是高薪不见得能请到高质量的人才。
在美国，保守派指责疫情大流行期间增加的失业救济让员工躺平在家里还有饭吃，这样谁还愿意干活呢；而自由派则反驳说，人们确实想工作，只是不满意大流行前的工资水平太低了。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视角确实可以为“躺平”的非正当性和正当性举出很多理由来。立场不同，选取逻辑和事实的出发点也不同。
其实，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科技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给劳动分工带来的革新。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的现代化批量生产，因产能过剩，让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温饱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并出现富余；同时，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车间制造工作岗位和服务工作岗位替代。同时，数字替代经济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成本节约，又通过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使得国家的社会救济兜底机制接近于全社会覆盖，在生计水平线之上，人们的闲暇是有了效用价值评估的。这时候，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报酬及通过学习转较高劳动报酬岗位的成本低于闲暇效用价值，人们就会在闲暇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之间进行权衡选择。这就是“躺平”现象社会性观察的时代技术原因。
当然，随着技术的提高，拥有资本储备和技术转化为资本优势的人力资源人群，除了会获得劳动报酬之外，还会获得资本报酬，这种社会财富获得的不平均现象在某些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也为“躺平”带来了政治经济学一维方向上的利益均衡分配问题。薪酬、收益不平等问题，闲暇和劳动的机会成本权衡问题，都一下子翻上了政治经济学台面，而“躺平”是一个既内含效益经济学内容又蕴含政治经济学内容的模棱两可的词，承载了对立又统一、模糊又清晰的复杂内容。令人摸不着头脑，只能感慨时代在快速变迁。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一代际传承的道理，至今依然发人深省。其实，到了数字经济全面超越制造经济的时代，适龄劳动力在岗工作的比例可能不到10%，90%的体力劳动都将被智能机器和智慧经济过程替代。但是，越是进入到数字经济阶段，人们越要经历终身学习的过程，只有那些勤苦努力，敢于冒风险和吃苦头，点点滴滴扎实进步并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能到一线岗位上岗并获得高报酬。
世界各国的年轻人，都不能放弃时代赋予的进步窗口机遇期，“躺平”式的犬儒人生观不可取，只有靠弄潮儿引领时代，人类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